家道中落

皮埃尔是一个乡下小镇的葡萄酒经销商。小镇地处法国东部，约有3 000人口。他已逾65岁，却拒绝退休，说是很难出让他的生意（确实如此），还有别的种种难处。我们认识已经很久，随便闲聊无数次——日常交往，有意无意地互访。我们无所不谈：小小乡镇的日子，天气好坏，各自的家人，在电视上成为全国“头条新闻”的事件，等等。一个时期以来，由于往往是不欢而散，皮埃尔与周围的人、朋友和亲戚之间很少讨论，涉及政治话题时更是如此。皮埃尔乐于助人，慷慨大方，“喜怒形于色”，但也像常言所说，“刚愎自用”，情绪容易失控，而且会说出一些人们认为过头的话，从而引起一些尴尬甚至恼怒的局面（“你凭什么这么说？”）。因此，为了避免毫无益处的争吵，人们不跟他谈国事民生，因为大家心里明白，无论讨论什么，一切最终都会被归结到政治上去。而且，只要他一激动，大家就得让他语气激烈地独自说下去（“你跟他没法讨论”），听任他一个人说完想说的话，讲完他“心里一清二楚”的身边故事。

通过这次谈话，我们对他的观点和喜用大段独白的特点有了充分的了解。他并不真正倾听我们的问题和异议，因为他坚信自己是对的。他的话题可以从近来提高的酒精增值税率，转入他觉得很有道理的“了不起的贝当老爹^[1]”，以及他认为“1940年当了逃兵”的戴高乐。这些高论我早已领教多次。这次谈话，他首先是把它们复述一遍，几乎一字不差。采访的背景并没有影响此次谈话，因为皮埃尔基本上处于“自然而然的”状态：他立即表示同意使用录音机，而且很快就把它忘了。这倒不是说，他完全没有自我审查的意识。例如：他曾经投票给勒庞一事，他就没有透露；那种他在别处公开说出的反智主义言论，他也轻描淡写地带过（这次他只提到，有的人“读过好多书”，可是连一张账务明细表也看不懂）。

这些好斗的言论我多次听到过，但是没有真正理解，虽然我并不感到惊讶。可是，从社会学角度看，只要把这些说法跟他的社会地位联系起来（在日常闲谈或争论中我倒不会这样做），它们的连贯性就着实令人吃惊。周围的人无疑都知道，皮埃尔的生意很久以来就不怎么好。我们也怀疑，生意陷入困境是否跟他的极端政治立场（政治上“反动”，宗教上“传统”，总之是个“保守派”）有关。不过，通常所用的政治标签（“他有种族歧视思想”“有偏激的右翼观点”等等）和心理标签（“这个人倔得很”“脾气坏”）仅适用于将人们分门别类，而无助于真正理解他们。

跟以往多次访谈不同，这次谈话的内容难以原封不动地完整发表。因为，根据每个人在社会空间中地位的投射，它很容易成为一次测试，引发或赞同或气愤的反应。他的义愤填膺反映了一种他认为不公平的社会堕落（“全都滚一边去，我什么都不拿正眼看了”）。作为一个遭到惩罚的道德的化身（他认为自己之所以走不出厄运，是因为“太实诚”），他觉得没什么可以自责的，甚至不认为错失了在生活中的某个时刻本应做到的事：他觉得自己的一切不幸都是“金融骗子”和“政客们”预先安排的。一切都蓄谋已久。他倒霉，是因为有人用不诚实的手段杀死了诚实做人的小商家（他揭露说，大型超市的做法“从前就叫作诈骗”）。

皮埃尔家道中落表现在三个方面。从前，他是地方上的头面人物，现在不过是跟别人一样的一个普通的社区居民。他从前是个富商，现在被超市所毁灭。再有，他出售的普通佐餐酒一度闻名全国，甚至身负一种神秘的爱国精神（民间传说，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这种酒曾经有助于“战壕里的伙计们”坚持到胜利），如今却贬了值，甚至受人蔑视（“散装红酒”），并且在日常消费中被一些他认为毫无法国味道的饮品所取代，例如可口可乐和威士忌，以及不那么天然的果汁粉。

作为继承者，他接手家族企业时并没有多大热情。他从来没有把应有的时间和精力投入生意，而宁愿把时间花在他的机械作坊里，那才是他真正的兴趣所在。他接手和经营了近40年的家族企业一度是这一带最重要的企业之一。这个当年尚属贫穷的农业地区与富有的香槟葡萄园相邻，葡萄酒行业在这里得到蓬勃发展：二战后该地区有八家经销商（他所在的镇子便有两家），如今只剩下两家。面临退休，皮埃尔发现自己差不多破产了——其实别人早已多少知道。过去的几年里全靠“吃老本”和妻子的私房钱勉强维持生活（她竭力催他尽快退休）。年轻时他开着一辆父亲买下的霍奇基斯牌豪华轿车，如今是一辆双缸雪铁龙旧车。

皮埃尔在家里四个孩子当中最小，他走下坡路始于青年时代。尽管父母百般督促，他还是拒绝读完高中，而且在接手生意之前不久，娶了一个本地工人家庭的姑娘。妻子虽然一向积极襄助，可是她既没有带来钱资，也没有能力（她没上过学）。然而，在消费习惯改变和超市的竞争的双重冲击下，要想成功地做出根本性改变和帮助他维持活跃的生意，这两样都是不可缺少的。皮埃尔哥哥的情形有所不同，他也接手了一家零售酒店，就在距家族企业约30公里的一个小镇上。他迎娶了本地一个富农的姑娘，因而得以避免衰落的命运。皮埃尔的姐姐也有相当大的社会成就。读完了中学（当年在女孩子当中不多见），也“嫁得好”：丈夫是古董商，出身于里昂市一个家境殷实的资产阶级家庭（很多人至今还记得这个小镇上最后一场盛大婚礼）。姐姐经常跟皮埃尔见面，逢节假日更是如此。对他来说，姐姐社会地位蹿升的象征之一是她在法国南部买下了一幢相当豪华的别墅，这就令他更觉得自己每况愈下，心里更不舒服。

但是，衰落涉及整个行业和一整套经商的形式。葡萄酒贸易跟传统乡村生活有着深厚的联系，也受到二战后最重要的经济和文化变革的正面冲击，所有这些变革的后果是旧的生活方式几乎消失殆尽，也导致这个行业失去了以往的形态。由于农村人口外流，许多乡下餐饮店的顾客逐渐流失，同时，人们回归家庭生活的普遍趋势也促进了这种演变。葡萄酒交易明显放缓，因为大部分零售商被迫放弃了这个行当。当地的节庆日子是这个越来越支离破碎的群体最后的欢庆场合之一，如今成为这个行业——只要它仍然存在——的一个少有的经济和社会的重大时刻。地方节庆活动多少掩饰了皮埃尔的衰落，这是一个少有的机会，能够让他觉得自己依旧不可或缺，甚至无人能够替代。每逢此时，他便不吝惜时间和精力地提供酒饮，出借桌椅，等等（他在账簿上记作“节日酬供”，他跟税务局发生的一些龃龉也由此而来）。

此外，跟整个零售业一样，葡萄酒贸易不得不面对极强劲的新的经济竞争。饮料消费的个体化程度越来越高，其承担者实际上主要是20世纪70年代以来蓬勃发展的新的流通网络，以连锁超市为主（1992年一年当中，皮埃尔所在的乡镇便开办了三家大型超市）。他对大型超市痛加挞伐，因为在他看来，它们从事不正当竞争。他批评销售者及其管理方法的无能，认为它们没有本着顾全大局的诚实的管理方法，而是搞“金融交易”（“他们哪里还是商人，全是金融家”）。金融资本主义大举侵入流通体系，纵容经济和金融机制的膨胀，从而必然跟皮埃尔与传统乡村生意紧密联系的价值观发生碰撞。似乎顺理成章地，皮埃尔重拾反对犹太金融资本主义的老话题，或者按照找出替罪羊的逻辑，严厉地谴责共济会勾结政界。

作为一个典型的传统乡下生意人，皮埃尔为自己出身于本地百年老字号酒商家庭而自豪。那些超市的招牌遍布方圆数公里，经理也不断换马，而皮埃尔的店面始终未变，看起来像是一间位于庭院深处的旧谷仓。客户也都是当地人。店内散乱堆积着存货。他是那种行事从来不紧不慢的人。时间既然没多少价值，他也就不去计较，既不计较自己的时间，也不计较客户的——他们往往必须等候才能得到接待。他从来没有明确把生意区别于跟顾客的个人关系。他的账单总是延迟寄出，客人付账付得甚至更迟。对此他从来没有想过抱怨谁，而是不求回报地信任，并让妻子去应付那些滥用信任的顾客，设法让他们付清欠账。他也很注意业务保密，并非要遮掩什么可疑之举，而是因为他觉得，挣到的钱必须保持一点模糊性。总之，他勉强维持着如今陷入亏本的业务，也总是能找到很好的理由推迟退休，尽管妻子催促他尽早抽身。

他对政府十分不满，因为政府不仅把税款用来支付公务员的薪资（他认为他们人数太多，而且没用），而且实行一种他认为过分的收入再分配。“（过去）我们从来没有发放过失业补助金，没给过这个那个。我们太慷慨了，社会规划慷慨得过了头。”皮埃尔只知道政府是“坏政府”，一个用沉重的社会税收毁掉商家，用税收打击正直公民，支持反酒“宣传”的政府。他特别指出，饮酒是巴斯德推荐的。再有，政府运用严苛的规定迫害诚实的纳税人，而且无所不及。他的不服输的精神不仅导致生意崩溃，而且在道义上把他引向与税务部门的冲突——一场尚未开始便已输定的冲突。所有这些只能加深他对政府、政客和官僚机构的不满和敌视。他认为，政府财政部迁至旧日酒市所在地的塞纳河的贝尔西堤岸，此举很有象征意义。即使饮料销售的许多变化跟某些积极的政策无关，或者关系不大，这些变化的受害者仍然强烈地认为，导致一切不幸的责任都在于政府和政治家。

皮埃尔与当地生活完全融为一体，因而成为传统的习性与价值观的俘虏。他虽然经历了影响职业和农村社会的种种变化，却没有真正理解它们。比如，只因不愿看到自己的名字从商业交易中消失，他就拒绝与另一位经销商合作，从本地生产商那里批量直接采购葡萄酒。如果把无能为力换成从前的自主选择，那么他从未预见到未来的变化——尽管他屡次一口咬定，“这一切当时都可以预料”。他也未能作出一些必要的决定，以保住自己在这个经济领域里的位置。即使在今天，谈到已经发生的变化和他能够预见的唯一策略时，他仍然语焉不详：“假如我非得从头再来不可的话”，其实他依旧什么也不会去做。这种无奈并不意味着看不清，哪些经济力量搞垮了他的生意，他完全清楚（访谈录略去了大部分专业性往往很强的分析）。他不需要理解正在发生的事情，因为他已经心知肚明。不过，一切都裹挟着他拒绝变革，把他拖入他知道无法避免的厄运。

村庄变化得面目全非，使他有似乎身处异乡的感慨。他觉得似乎遭到外族入侵，认为外族人是他种种不幸的根源（他仅从电视新闻上了解到移民是怎么回事，而且这令他气愤不已）。他相信有保护作用的国界，那让他心安理得。他赞成重新设立物质屏障，而且为例如“柏林墙”的倒塌感到遗憾，担心那将导致俄国人蜂拥进入欧洲，最终还会招来“黄祸”。他主张重建道德屏障，斥责不断追求新的权利，认为最好提醒人们的义务和责任，只有这样才能合理地约束欲望。

他的激烈言辞印证了他遭受的社会的、政治的和经济的暴力。这种暴力正在日复一日地毁灭他和他的妻子。这对夫妇已经数次濒临分居的边缘。他在大男子主义的支配地位中画地为牢，以为自己无所不知，不屑于听取妇女的意见（妻子在访谈中曾短暂露面，他当着她的面说“女人不明事理”）；他对妻子很久以来常说他的话（“他倔得像头骡子”）也充耳不闻。因此，他只能独自支撑无法掌控的困难局面。最重要的是，在这个大小事都瞒不过每个人的眼睛的乡下小天地里，他只能做到惋惜那些对生意有利的少数措施，将之与鼓励农民现代化的大量补贴做出对比。他又怎会不认为，“为了让小店主饿死和滚蛋”，“没有他们不干的事”，而且“只给我留下一根上吊绳”呢？

乡村商贩

采访者：巴特里克·尚巴涅

“我们被谋杀了”

——立业之初［20世纪50年代初］，酒商这一行您觉得有意思，可行，对吗？经过如何？您又是在什么时候感到形势不妙的？

皮埃尔：接手酒行是一件好事，这是一个立得住的职业。当今推行反饮酒、酗酒的政策，可是反酗酒政策实际上针对的是葡萄酒，不反威士忌和其他酒精饮料，也不反茴香酒。而且把法国人说成世界上最顽固的酒鬼、全然不顾喝威士忌和啤酒的俄罗斯酒鬼、美国酒鬼。结果呢，法国倒成了全世界酗酒最严重的国家。您试试把啤酒消费也算上，那样我们就不比别人更差，名声不比别人更臭！

——您的意思是不是，由于孟戴斯-弗朗斯政府的反酗酒运动，贩酒生意从一开始就不太好？

皮埃尔：唔，孟戴斯-弗朗斯完全是胡来。他先在图尔努斯（Tournus）地区搞了个牛奶厂。1956年，他看到了牛奶厂建成，使之专供学校和军队。可是，那个牛奶厂搞得不好，干脆说，完全是想当然的结果，因为索恩-卢瓦尔省满足不了牛奶厂的全部需要。于是，又从阿登省，从其他所有鲜奶产区给它供货。可是，等到牛奶送进厂里，三天已过，不新鲜了。再说这个牛奶，出台了一项法律条文，禁止人口3 000人以下的地区出售农场鲜奶。如今让咱们喝的都是脱脂和半脱脂奶，纯天然的鲜奶倒是一直没有断货，可是胆固醇含量从来没有现在这样这么高。还有，我们这一带，如今奶牛已经没有了，因为全欧有协议，牛奶过剩了（……）。我们为了蓄养法国小牛，把奶粉卖到意大利，还要给农场发奖金！从某个方面说，奖金是那伙专精讨价还价的家伙用的技巧，一个操控手段。

完蛋了，法国进入破产状态了

——您能不能说明一下，您的贩酒生意究竟从什么时候起走下坡路？

皮埃尔：呵呵，时间不难确定。早就有征兆。好的社会活动家必定是劣等政客，好政客必定是劣等经济学家，对吧？我们如今陷到烂泥里——一塘烂泥，因为不光我们，到处都是一样。而且不能只拿外国比，还得看国内的情形，像说什么“冶金工业必须关停，钢铁最好从国外买进，没有必要自产，成本太高”，说说很容易，可是想法过于简单化。这也不是左翼政策还是右翼政策的问题，而是谁做决定的问题。我们制造了失业大军。矿石我们还有，却不懂得开发。这一切都是我们制造出来的，可是，如今呢，我们却什么事都不做，只会拿钱去别人那儿买。你必须知道，究竟想做事还是不想。

——您的生意呢，您是什么时候发觉……？

皮埃尔：要说我嘛，我的生意很简单，跟别的演变过程一样，它也会朝着某一个方向变化，这个再正常不过。可是，我们的经济学家打错了算盘。可以说，至少他们是在一个让某些人尝到甜头的体制里做事，其他人倒霉，都在垮台；已经垮台了，不是正在；完蛋了，法国眼下进入了破产状态。它得向欧洲求救，央求欧洲把她管起来，因为法国管理不好自己，自己不能纾解，这个情况眼下没法改变。如果一切顺利，大家都想重新出发，也得10年光景才能扭转这个局面。这个我不相信能够做到。所有已经发生的事情都有前兆。缺少预见的人都该被送上绞刑架，都该枪毙。因为他们本来应该知道会出什么事……或许他们不听忠告。反正，二者之一吧。也许他们被提醒过，却认为：“咳，这帮老疯汉要开倒车，前景嘛，应该是……”前景本来应该照这样发展，不该给它设限。硬要这么做，就离栽跟头不远了。可是，他们还是给它设了限，结果眼下正在栽跟头。这个事很简单，对吧？

——这个事，您在做生意过程中也感觉到了吧？

皮埃尔：我们的生意受到攻击，对，就是攻击，酒的攻击。他们让大众对酒产生厌恶。

——那是什么时期？

皮埃尔：哎，这里头用了两套办法。一套是宣传，很奏效。宣传要用广告。他们采取一种果汁策略，不是用水果榨出来的果汁，而是打碎水果，做成干粉，冷冻干燥，加水，这么喝下去。你把它倒进水瓶里，三天一过，放在显微镜底下看看，一堆滋生物。这个对肠道有好处。对于这方面的懒人，这个很不赖哟。可是，它不是天然的。你把水果榨汁倒进杯子里喝，那才算饮用天然的东西。如果用干粉加水喝就……人喝了这种玩意儿，就不会喝别的了，比如说佐餐酒。他们使大家对酒产生厌恶，说喝酒的都是酒鬼。这个谬误后来被发现了。1978年，吉斯卡尔·德斯坦决定搞一套有关酒的广告（……）。我们得缴一分钱的酒税，为了建立一笔广告基金，重新推动酒的消费，那时硬说饮酒等于酒精和酗酒已经20年了！那根本就是错误的。您看看巴斯德是怎么说的吧。酒属于食品，跟别的一样。多喝一点威士忌会醉，葡萄酒喝多了也会醉，可是这不等于是酒鬼哟。（……）后来，配供办法也变了。办法改变的后果是，大伙不用上酒馆就把自己灌醉了。上一次酒馆，得栽三个跟头，因为得按比免税价高三倍的价钱［买酒］。非这样不可，因为酒税按照销售额规定，比免税价高三倍。不论里卡酒还是威士忌，大伙横竖都去超市买。从超市买比酒窖还便宜一点。这里头有一个怪现象，很可耻：说人家批量买酒，说这说那都没用，都不对。（……）怎么会按这么低的价格批量卖威士忌，这个谁能给说说清楚？

——您知道他们是怎么做到的吗？

皮埃尔：他们是怎么做的？这个嘛，1968年以前的那条旧法规应该还在，增值税实行之前的那一条。［他接着解释什么是“保险杠法”。这条税法极复杂，连议员们也搞不清楚。］也就是说，有人鼓捣出了一套法规条文，可是不知道怎么实行，直到今天也还不知道。（……）增值税，大超市不向省税务局缴纳，直接缴给政府财政部，可是没人知道到底缴上去多少。（……）跟传统商店相比，如果说大超市有增值税和某种优惠的话，那我们就被欺骗了……工薪人士也被欺骗了，因为他们不会什么都去大超市买呀。总之，如今，他们差不多买什么都去大超市。已经15年了——这玩意儿是15年到20年前的事，那是1968年——最早的大型超市是1968、1969、1970年那阵子开办的。那时候，经过对比，我才发现了20%的增值税这个花招。

［…………］

我管大超市叫“殖民柜台”

——这么说来，您是1968年以后才……

皮埃尔：1968年以后是一塌糊涂。增值税一实行，就弄得一塌糊涂。先是乡镇失掉了地方税收，乡镇头头一直没能把他们的优惠找回来。随后乡下小商号都不得不跑掉了，因为1972、1973年以后，社会保障制度的强制保险给小商人课税，压得他们喘不过气来。乡下食杂店主、小面包店老板、小屠户，全都不堪重负，快活不下去了。他们每天工作10到12个钟头，缴完税后，到了年底，缴了营业税以后，连两个人的工资都拿不出来——他不时雇个妇女一起干。（……）这样一来，一切都乱了套，什么都没有了。几年当中，大型超市开始站稳脚跟，小商人或者由于年纪或者由于销售不畅，感到有压力……哎，一个小地方，一个小小的面包房，一个小小的这个店那个店……您马上就有了一点生意，那时人们出门不远就能满足日常需要。哎，如今要想从哪个街角看到一家小商店，您得跑六七个地方。到处都空荡荡的。那么好，推出了一种新税，正是为了这个（……），因为这个局面是咱们的经济学家早就料到和筹划过的，让这些“殖民柜台”——这是我给大型超市起的名字——蚕食小商户，逼得后者连只用本金都转让不出去。这些殖民柜台缴上一笔税，于是乎，一个小商人到了退休年龄，收不回本金就只能领一笔赔偿金，然后走人。可怜的小商人必定没饭吃，让你滚蛋是预谋的。他们还搞出来一套广告，您在巴黎能看到，因为那儿有葡萄酒交易……贩酒生意有潜力，有市场，是重磅角色，有政府管，给国家带来收入。他们在巴黎酒市推出一项限酒政策，这就给大超市在巴黎［占领地盘］帮了忙。最早冒出来的是巴黎酒市，那个地方后来改建了一个医学院［其实是科学院］。这事您知道吧？后来接着推动，直到今天，贝尔西那个地方改建成一个体育中心。这个政策后来继续推动，贝尔西又成了财政部的驻地。这就把整个配发葡萄酒的行业给扼杀了，塞纳河一边盖了财政部，另一边盖了医学院。不用说，医学院也是个体系……那些孩子，你不知道怎么培养，不知道怎样让他们学本事，把他们培养成……先从兽医开始，这个很重要，因为兽医这一行咱们都得重视；学不成就让他们学医；医学［如果学不成］，还可以学牙科；牙医不成，可以当理疗师。然后照这样下去，还可以当药剂师嘛。［医生］都是签字机器，这里头的差价归社会保障负担！生病找社保嘛！生了病，却没有社保，那可能不太好，可是这事被夸大了一点（……），如果医疗免费，您有自己的大夫，他照料您，医生就会少一些，因为他们有自己的使命。商人会多起来。这个事情给社会体系，给法国社会的生产效率造成的压力很大，很沉重。

［他解释道，他认为社会保险金制度不公平，因为它“榨取你的几个福利钱，你却得不到好一点的医疗条件”。］

这些人不是生意人，而是金融家

——所以负担挺重，您也说了，还有一条对超市十分有利的法规。

皮埃尔：因为超市大批量进货，控制了价格。我见过超市出售6瓶装的啤酒，含税，我成箱地买啤酒的价格却不含税，于是就打起啤酒厂的主意了！

——按照您的看法，那如何行得通？

皮埃尔：这个问题，我跟啤酒厂提过，一直没答复。他们会说，啤酒我是一箱或四五箱地买，超市一买就是两三个车皮。一方面，有一个时期，它们可以赊账120天——如今不行，缩短到90天。可是，只要从每天的销售情况和缴付第一节车皮的欠款之前入账的钱来看，您就能看出超市得赚多少钱了，无论那是啤酒、葡萄酒还是威士忌。这些钱派什么用场？去哪儿了？那些个团体用电脑打印出一份两周的预估表，公司就能知道真正的结果。这些人不是生意人，而是金融家。他们还会搞一笔所谓的负债保险金。（……）这个东西是金融手腕。这已经不是生意之间的竞争了，商贸法律不是要欺骗顾客。一个生意人的收益在于平衡他的预算，余下的是为顾客服务，因为顾客接济了他，让他的商品有销路，等等。超市不是做生意。它们要的是钱财利润……我管这个叫投机买卖，从前就这么叫：产品没等付款就以三倍的价钱卖出去了。

［皮埃尔举了一个例子：一家大酒商为了实现现代化而与大型超市合作，在后者的苛求下却无力维持价格。］

它们［大型超市］的抽屉里有的是钱，却不付给供应商！大型超市吞噬供应商。（……）四年光景，那家大酒商被坑光了最后一分钱！它们把葡萄园、城堡，把一切都吃光了！什么都卖了，卖给了一个伦敦的家伙，这个人早就在波尔多地区买下了一份产业。如今那儿只剩下一间办公室——失业就是这么造成的——还剩下大约三四个雇员，加上酒窖里的两三个。葡萄收获后储存在酿酒桶里，用罐槽车把博若莱葡萄酒拉到波尔多去装瓶，再装船运往国外，完事大吉。法国人手里还有葡萄酒，企业却被吃掉了，消失了。没有员工的空头企业转手给了外国人。为什么？它们把赌注压在大型超市上！

金融资本主义不过是靠迷惑人赚钱

——这些对超市有利的举措，背后有些什么人？

皮埃尔：是从政治来的，从政策来的，借口是……

——是谁要搞这些玩意儿？

皮埃尔：金融制度呗！没错，金融手腕。都是这一干人搞的。有这样的帮派。宗教帮派，别的就不用说了。天主教不起作用，只会祷告。新教也是一样。可是，还有一些特别牢固的帮派。既有犹太人的，也有共济会。它们抱成团，在政界有分支，在金融界也有分支，一切都在金融的支配之下。资本主义制度本身没有什么不好，可是金融资本主义不过是靠迷惑人赚钱。我们这些企业，小批发商，30年前，工业界和贸易界给了我们低于10%的贷款的金融优惠，对我们很不错。30年前，50年前，我们那个时候能够立足安身。说100年前也可以，因为爷爷就干这一行。我们这个世纪初盖的老屋还在呢。那时候，做生意什么都不缺。装备自己和现代化所需要的一切，我们都有。可是，随着时间的变化……因为从用大木桶装酒开始，到改用公升，这种分装办法要求有分格箱、酒瓶、漂洗机等等。这些都是变化。

［…………］

如今，我们都受银行的摆布。比方说，你有一项短期贷款，利率18%。那么，一个产品，你用什么价钱卖出，才能付得起这18%的利率？哪怕你只赚了三分钱，国家也会给你扔过来一张纳税表！你还能剩下几个钱？一根上吊绳，结果就是这个。这些都行不通。你瞧，这是一条铰链。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时候，那个贝当老爹是个老狐狸——幸亏有他，不然德国鬼子抓走的法国人会更多，也许会逼着你穿上他们的制服，他们裹走了一些志愿者，这个志愿者嘛，那是他们自己的事——参加那个不是贝当老爹的……。因为希特勒敬重他，他毕竟是1914年战争的老家伙，老骨头。还有，我觉得戴高乐是1940年的逃兵，跟多列士^[2]没啥两样。因为多列士1940年跑到苏俄去了，戴高乐也是临阵脱逃，没错，跟不少人一样开溜，跑到英国去待下来了。

［皮埃尔提到本地区的农户如何实现现代化，顺带揭露某些人从低利率贷款中获利，把一部分钱转用于投机性投资。他不无苦闷地说，有些昔日贫穷的农民富起来了（意思是比他富裕），尽管他们像公务员一样，“一年劳动120天、150天，跟小学老师差不多……总想不劳而获！”。］

我总是说，金融资本主义最可耻的是制造通货膨胀，也就是从蛊惑人心开始，1968年以后更加动荡不安。其实在那以前，平衡就已经很难维持。戴高乐老爹被黑脚丫们耍弄了。1962年，他把黑脚丫们召回法国；1965年以后，他就控制不了局面了。因为，请注意，黑脚丫们可是剥削殖民地阿拉伯人的法国人啊（……）。三五年之后，这些人重新进入了各种服务业，有点像共济会，他们也在政界、金融界和各行各业多少立住了脚。他们也把自己的作风，自己跟阿拉伯人在一起时的行事办法带了进来。他们把阿拉伯人弄来法国，给他们擦皮鞋；把当年给他们帮佣的家属弄来，还弄来他们的子女，因为那一阵子，法国确实缺少劳动力。这些人非雇不可，却是按照一份加了限制的合同弄来的。总之，银行那些拉皮条的毁掉了我们。同时，我们的社会摊派已经不少，加上跟企业打交道的银行和通过增值税跟企业打交道的国家。只要边境还在，这个国内体系还管用，可是一旦搞到全欧洲去，然后破坏我们的经济制度，这个体系就不管用了，行不通了。所以，您看，整个经济体系都被黑脚丫们的那一套给搞坏了，它原本就依赖于剥削廉价劳动力。他们改变了法国的体系。

［…………］

您认为这种局面会维持很久吗？手里攥着税单，缴得起税的人还会很多吗？能够把钱摊在桌上的人不多啦！生意嘛，没有一种还玩得转，都不行啦。这是事实！我们这儿有三四家酒馆正在出售。有一家带酒牌的旅馆，可是一个买主也没有。

——您呢，既然面临同样的问题，您估计您的生意价值多少？

皮埃尔：这份生意的资产是营业额的10%吧，营业税不算。

——就目前而言，那是多少钱？

皮埃尔：15万法郎。可是没人要。

——拿得出15万的买主没有吗？

皮埃尔：倒是遇到过一位买主，是个骗子。我太实诚了。他们跟一对夫妇一起上门，打算蒙骗他俩10万到15万法郎，还给他俩搞了一张信用证，用来买我的资产……

——他们有意接手您的生意？

皮埃尔：对，有这个意思。那对夫妇35岁上下。男的可以照管进出货物，女的管管案头。可是，他们要求那个男的每天必须有60到80个顾客。这怎么可能？这一行的门道我清楚。一切顺利的话，夏天可以有多到35位顾客；天长夜短的日子里，不考虑时间，顾客可以多到45位。他们向那对夫妇担保，按每天60到80个顾客计算，每个月能挣150万法郎。

——于是，您就告诉那对夫妇：“你们不会有60个顾客的”？

皮埃尔：我说的是：“那再好不过啦，谁不愿意呢？可是，实话实说，你们不会有60到80个顾客的。”那些从鞋铺，也就是卖鞋的超市出来的人，人家来了……。按公斤买鞋，你不会买下500公斤的鞋，再摊到桌子上转卖出去。那位生意代理人一看我说实话，就说“这个表格得填好”，实际上什么也没有填写。我本来可以什么话都不说，尽管让他俩把表格一张张填好，那就行了，再把20万法郎揣进口袋，完事。

［…………］

这跟做生意没有半点关系

——如今配发活动是由超市主导，对吧？

皮埃尔：正是超市！（……）有一条法规，罗歇法。这个人过去被踩到最底层，没人理睬他，说他是小丑，是这个是那个。可是这个人很诚实，维护商业。这个人……是个好人。可是人家拿他不当回事，那些小商人和在体制里骗钱的都有银行内线。他们要走的是另一条路。（……）大超市向来想干什么就干什么！中介所通过了，到省里被拒，到市政府被拒，一直捅到部一级，你在共济会或者党里有哥们儿，不论是左派还是右派，因为都是一路人。我不在乎什么政治党派，经济体制是超越政治的。问题不在于说什么“这个是社会党的”“这个是右翼的”，还是“那个是左翼的”，不是这么回事！经济体制是一种……一种管理企业的体制，是比内老爹^[3]。比内都做过什么事？企业老总，经营过皮革厂，知道什么是收支账目，什么是预算，各种该交的和不该交的杂费。你把一些出身高师的人委派到政府部门［故作恭敬的口气］，这个我没意见，可是，这些人看得懂预算表吗？我认识一个议员，我得替他算出增值税的税率。大超市都有购买力，在金融方面都有潜力。银行到账的都是新钱哟。（……）这就跟生意没有任何关系了。

［…………］

说到我们，完了，我们都被谋杀了。我们都完蛋了。大超市把我们给宰了。5年以前吧，我跟一个大超市的会计聊过，我说：“看看欧洲会是一个什么情形吧。我那时35岁了，我把店铺关掉，里里外外打扫干净，让我的设施都进入最佳状态，一尘不染，一切整旧如新，那时欧洲已经弄好了——唉，就是连成一体了，不是单脚走路的欧洲了——以后，两三年以后，我就重新开张，接着干。可是，那个时刻到来之前……我们还在泥潭里，脱不了身。”没办法脱身。再有，我们来聊聊政治吧，因为……

［皮埃尔讲述如何同意了接纳本地一所管理学校的实习学生，但是拒绝告知自家企业的收支状况，因为他确信企业的运行信息会被人利用，成为不利于自己和普通小商户的武器。“我说，您这些学生，我不能说是奸细，可是有了电脑这个东西，别人就能了解这个地区的全部情况，各行各业的情况。从酒商、鞋商，直到鼓捣花生的商人、服装商等等，全都一清二楚了。”］

享有权利，这个我没意见，可是也应该有义务

皮埃尔：密特朗这个蠢货拿出一大堆人权，向全世界各个国家胡他妈的兜售，因为这个真他妈的不是个东西！该有的都应该有，男人权、女人权、小孩权！那义务呢，义务在哪儿？享有权利，这个我没意见，可是也应该有义务，有责任。有的地方得有约束，也就是说“个人自由开始于他人的自由止步之处”。如果都这么办，日子就会好过得多，就会有最棒的默契。可是，只要人们说“你走开，我要这个地方。我得把你赶走，占你的位置，而且我才不管那么多”，从这个时刻起，一切就乱套了。好了，人权这个玩意，戈尔巴乔夫打算给人自由，可是那些人一天半天适应不了自由，咱们是在氧气层下头，你得呼吸氧气哟。你适应了，可是身子亏，健康不佳。突然一下子，有人对你说，“你的病全好了”，接着拔掉氧气管，把你赶出去，你就狂奔，你……喘不上气，受不了，所以没有一个过渡不行。

［…………］

这里也一样，明争暗斗，生意上的、金融界的明争暗斗。生意上的明争暗斗，不是开诚布公地做生意。因为，东德人从前为了养活俄国人生产奶牛，忽然有一天，实行欧洲的法律了，布鲁塞尔说，东德的奶牛……卖烂肉的商人，金钱，金融界的商人，弄虚作假的买卖人，他们以很便宜的价钱把东德的奶牛买下来。结果怎么样？结果是俄国人吃不上饭了，他们需要这个才能维持经济平衡，才能吃饱。养奶牛的法国人也吃不上饭了，他们有奶牛，可是卖不出去。那么好，这是个什么世道？完全是胡闹嘛。

——不错，苏联的问题很复杂……

皮埃尔：对于法国人，对于那些1989年瞎折腾的人，我不满的是胡闹。人权啦，自由啦，这个吧，那个吧……自由应该有，侮辱人不应该，可是，说到底，这种自由是有限的！让全世界每个人都领到白面包，这个做不到。让世界上每个人都享受假期，这个也不可能。不能光做美梦哟，这个从来就没有过，钱你去哪儿找？正是在这个方面，我们的经济制度、社会制度等等，都玩不转了。再说，法国还是有好多好多外国人，由法国负担，他们在失业，他们……如果他们有一张外籍身份证，没有工作，那就得给他们一个生财之道，让他们带着一笔资金回家去，回去买一头奶牛，一头猪，回家养牲畜，回家搞点小营生。（……）比内老爹，这个人特别好，是个办企业的老板，懂管理。只要你看到设立那么多政府部长，国民教育部来一个，农业部来一个，左一个，右一个，你就会对我说：“部委没有打破哟，都还在哟。”可是，我认为，需要的是内行人，他们知道自己在说什么。

——是啊，完全正确。

皮埃尔：可是，无人问津的问题，美国人预料到的问题，是他们在分裂俄国的时候，也就把它削弱了，这个是从技术角度说的，因为俄国人毕竟是最早上太空的呀。不过，最严重的情况是2000年时的中国，因为对于欧洲来说，俄国是抵挡中国侵入的盾牌，俄国一分裂，中国人就会得利。他们会推进，这就是黄祸呀。到了2000年，俄国人会倒向中国人，跟他们一块往欧洲大陆上推进。

——您的意思是说，目前没有一个政治家会跟另一个政治家换位，没有一个会……

皮埃尔：……没有一个会拍着桌子说：“别胡闹了，我们必须开始工作，必须把计时器回拨到零。”您是指这个吗？

——我也说不好，我提这个问题是想弄清楚您怎么看这些事情。

皮埃尔：这个嘛，这个，要想让经济复苏，就得降低利率，把贷款利率降下来，这样才能减轻所有企业的银行负担。没有企业不欠银行钱，不得不依赖银行，银行就靠迷惑所有企业赚钱。您觉得用信贷卡赚钱正常吗？您觉得这个体系正常吗？柜台上的人手不够？您看，那些人一年给自己发17个月的工资，工资太高了嘛。每逢节假日，头天还不上班！（……）还说这是现代科技，银行卡什么的，很好哟，可是我反对这个体系。取款机里一没钱，我们也就没钱了。我自己从来没有银行卡，我反对这个。我倒是有个支票簿，可以写张支票。需要钱的时候，我就去柜台办。这个其实是为了不让银行职员费事，而让别人去干活。这个跟大超市一样，都是给自己捞好处，有那么两三个小兵卒把蹩脚货放进货架子里，再运来一台正品，这些人就开始给自己捞好处了。他们到收银台那儿，干活儿的只有收银员一人。这就造成了失业，因为不能创造就业。大超市不像小企业，创造不了就业机会。为什么不能创造就业呢？［因为］有社会法规。你一旦雇了人，就没办法赶他走了（……），你不得不拿出支票簿，给他开出买麦乳精的钱。我们在这个体系里走得太远了，得往回拉才行。这不算是倒退……那么好，第一，银行挣钱太多，拿走的利率太高，对于任何打算发展起来的企业来说，贴现率太高。想要发展的年轻人一下子就被扼杀了。负担太重了，要交营业税，一种行业税收。哎，假如你一个人干，赤手空拳，这样的话，伙计，你就啥也不用交了！只要你买下一辆小卡车，一套灌瓶设备，一台漂洗机，一部铲车什么的，那就有人按照你的设备计算你那东西喽。（……）

——也就是您说的两个办法，一个是银行，另一个是……？

皮埃尔：另一个是社会摊派没有搞好，要减轻社会摊派，首先得有免费医疗。这样才能赶走懒汉，那些一辈子赖在社会保障上的人，我在这儿就认识几个。（……）社会摊派，能减轻免费医疗负担的社会摊派，还有过重的行业税收。

［…………］

法律条文不缺，缺的是逻辑

皮埃尔：瞧，这个就像我每年都得向社保公摊联合会^[4]申报。可是，这个事有时候真令我抓狂。您看，我接到的是这个［把表格指给我看］，员工情况申报表，每年都得填写，1月31号以前提交电脑处理。1991年，我搞定了我那些事，有了帮手。1月23号，人家把这个东西寄来了。3月1号，社保公摊联合会寄给我一封挂号信，说我申报迟了，说什么根据第几条第几款——倒是什么钱都不用交，因为那只是申报一下发了多少工资，便于他们在电脑上建立退休卡片，总之是每个人的档案——我得交纳400法郎的罚款！我就想：“这可糟糕了！”（……）我拿着申报表找到他们，要求给个解释。我说：“请把那封带邮戳的信拿出来看看，我想知道是怎么回事，因为那封信不是我寄出去的。”“这个嘛，信封没有保留。”我就说：“那你们凭什么证明？”“这个嘛，您应该信赖我们呀。”我说：“这不行，你们本来应该在2月1号或者5号通知我，要么2月10号。我的申报表是2月10号收到的，可是你们逾期一个月才吭气。”（……）五月底，我又接到一个通知，说两年前我交给社保公摊联合会的钱太多了，他们事隔两年后要退还我，说什么“我们计算了您的账目，我们欠您3 200法郎，我们将于1991年10月31日以支票形式偿还您”。（……）10月31日我没见到支票，11月30日又没见到。12月10日，我去了一趟特洛瓦（Troyes），找到他们说：“嘿，这是怎么回事？你们本来应该寄给我一张支票啊，3 200法郎。”“是啊，是啊，您的支票嘛，对呀，我们来查一查，不过我们得扣除您那400法郎。”我说：“那是两回事，你们怎么能这么做？”“这是电脑的事。”我说：“电脑不是不可能，可是不是同一份档案呀，两档子事嘛。”“我们会把支票寄给您的。”果不其然，他们寄给我一张2 800法郎的支票，生生拿走了我那400法郎。这个做法真不地道。我说，如果你们想每年扣下张三或者李四400法郎，用这个办法接济你们的钱柜子，还要说大家都是好人，那我们二话不说，会把那400法郎给你们寄去。

——您一直没有接到获得专业援助的消息吗？

皮埃尔：还得干等一个月。可是，您看，一个月还没消息，我就给他们再寄一封挂号信，把我的选民证也寄去，告诉他们，没有一个好衙门，我就没必要出门投票！如果不想把我当公民对待，那就把我当成阿拉伯人或者反对派好了。我告诉某某：“不参加投票是因为有人偷了我400法郎。”其实不是400法郎的事，去总理事会^[5]投票关我屁事！可你又能怎么办呢？一切都是这副样子……法律文件不缺，缺的是逻辑。有逻辑就有办法。我遇到过一次，那是1981年，密特朗上台不久，不知您还记得不？当时有按照百分比的减免，具体数字我记不得了，总之，工资低就少交3%到4%。工资不超过4 200法郎都得交纳公摊费。我不是很清楚，可是，不开玩笑，凡是工资每月不到4 200法郎的人都不用交14%的公摊费，而是——我不清楚，只是这么说说罢了——只交10%，减免4%。有六个月时间，我有几个雇员的工资低于这道线，后来工资涨上去了，可是没人警告你：“注意哟，您要超出4 200法郎了，我们得提醒您……”我有一个雇员，上班多干了几个小时，越过了4 200法郎的坎儿。不过，您听好，这个人的工资是4 208．20法郎。多出820［旧］法郎。一年以后，社保公摊联合会派来一位稽查员，拿走了全部账目。嘿，太好了！这一位客户多出了820旧法郎。那么，请相信我，我觉得有没有这8．20法郎都一样。他却说：“不行，多出4%呢。”他把这个4%计入4 200法郎，得出160法郎。可是，既然是过了一两年才查出来的，那么利息呢……再加多少多少百分点？我于是说：“也许法律文件是这么规定的，可是咱们设身处地为对方想想……”“您总是可以取得专业援助的，可以提出异议嘛，如果您……”我把材料呈递上去，要求专业援助，折腾到省级行政部门所在地，找到了傲慢自大的行政官员。他们看了看材料，对我说：“对于这个事情，我们做不了什么。您得去问问法官的看法。”我上了法庭，法官是个傻丫头，肯定刚出道不久。我带着全部材料，呈上所有要件，以证明这超出的8．20法郎有一个逻辑上的问题……我没有请律师，因为那一阵子……可别误会我，我可是带着所有材料上法庭的。我打算争一争，法官天生不就是干这个的吗？她对我说：“好了，您走吧。下一个案子！”我说：“您还没有让我解释呢。”“不用了，不用了。下一个案子！”

他们根本不容我解释，一分钟也没给。我走了，心里很不舒服。当时，我在走廊里遇到一位太太，似乎是社保公摊联合会的律师或者会计之类的，她代表……我就对她说：“您知道吗？你们正在谋杀小企业。你们令我厌恶。”这多出来的八块两毛让我花了12万法郎！妈的！法律条文是这样的吗？我说：“这就是法国的正义吗？”又说：“我才不在乎。如果这样能让你们的抽屉里多出1 200法郎，你们就会美滋滋的？”我还说：“我们这样的企业，唉，都会消失。那时你们再去大型超市找这笔钱？”唉，所有这些都是蝇头小事。还有，所有这些，我嘛，您知道，明天就要选举。我再也不找这个麻烦了。我已经很久没去投票了，身在一个小地方，投票谁来谁不来，大家伙都知道。因为那些有职位的家伙，一旦选上了，就想：“管它呢，我只能在这个位子上待六年而已……”这伙人才不会降低自己的补助金！

——的确，这类故事令人反感……

皮埃尔：这很可悲，都是小人，他们也许挣钱不少，可是，我还是认为他们是小人。我觉得没有必要正眼看他们。

1992年1月

注释

[1]贝当老爹指亨利·菲利普·贝当（Henri Philippe Pétain，1856—1951），法国陆军元帅和政治家，二战期间法国维希政权的首脑。——译者注

[2]应指莫里斯·多列士，二战期间多列士曾长期避居苏联。——译者注

[3]比内老爹指安托万·比内（Antoine Pinay，1891—1994），法国保守派政治家，20世纪50—60年代先后担任过法国政府财政部长、外交部长和总理。——译者注

[4]社保公摊联合会，全称社会保障与家庭补助公摊联合会（Unions de Recou-vrement des Cotisations de SécuritéSociale et d'Allocations Familiales，URCSSAF），负责向雇主和雇员收取社会保障公摊金，以维持法国的社会保障和公费医疗制度。——译者注

[5]总理事会（Conseil Général），自2015年以来已改称省理事会（Conseil Départemental），是法国省一级的民选代表会议，负责处理本省民政事务。——译者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