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世界的终结

“我们这一带，就业机会全靠创办的小企业。从前，进工厂不是问题。照我父母的说法，我那时才14岁，他们是怎么说来着：‘你在学校里瞎混什么，进工厂吧。’家长就是这样告诉我们的。为什么要进工厂？因为我们知道，差不多每年都招工。一招就是三四百人。不成问题。可是，如今家长不再提‘进工厂吧’这个话了，因为工厂全没了！”^[1]这番话出自一位隆维地区的工会人士之口。他从前是冶金工人（他父亲和兄长也都是），今年44岁（A），目前受雇于镇政府。在这番话里，诸多导致一度很活跃的工会运动出现危机的因素得到了集中反映。按照另一位前工会负责人的说法，工会运动如今真正“遭了殃”。冶金工厂大多关闭，随之而来的是大批工人被解雇和提前退休。停止招募工人，通过雇用年轻人来更新员工队伍因而中断，而以往这些人是从职业培训中心招来的。雇用四五百人的大工厂不见了，代之以永远很难进入的50人以下的小企业。在学校的推波助澜之下，简单的再生产周期遭到破坏。失业及其带来的压力，迫使有工作可做的人不得不服服帖帖，不敢发声。

然而，正像另一位工会人士（B）所说，还有一种普遍的士气低落的现象。此人36岁，跟他父亲一样，也是冶金工人。他说：“大家都以为，有这么多50岁时退了休的工人，工会很快就会重新兴旺起来。可是没有。什么都没发生！我们还以为能够拉进不少人呢，可是找人非常困难，哪怕只为维护他自己的住所，维护涨得越来越快的住房租金（……）。不过，最使我吃惊的是那位奋斗过的代表。我是说那个一度很积极的哥们儿，一个很出色的活动家。瞧，刚退休他就啥都不干了，什么活动也不参加了。”所有成为冶金企业衰落的牺牲品的人都有这种失落感，正如另一位负责干部（C）——从前从事冶金行业，54岁，其父是职业军人——所指出的：“对于没有做好准备的人来说，50岁退休有点悲惨。（……）我自己在50岁之前就准备好（退休）了。我知道我会在地方工会继续斗争，尽力让自己有点用……可是，我失掉了跟厂里伙伴们的联系，从此一刀两断了。（……）别的退休人员总算领到了法国劳总联的会员退休卡，可是很多人完全无事可做了，（……）不过是玩玩地滚球啊，买买东西啊，再就是在大商场里没完没了地聊天（……），谈这谈那，回忆回忆，无事可做。这样就在隆维这个地方，造成好多问题：离婚，夫妻不和，过不下去的家庭。因为退休对于家庭是另外一种生活方式，例如一个人上惯了三班倒，经常身在厂里，现在整天陪着老婆，这是一种新生活的开始（……）。在隆维这个地区，50岁闹离婚的案子不是几十个，而是几百个（……）。还有人自杀呢。唉！我知道的自杀案就有几十桩了。还有人用酗酒打发日子。”

一切迹象表明，危机及其引发的各种各样的困难破坏了旧日的团结一致的关系的基础。这正是另一位工会负责人提出的，此人是意大利后裔，今年72岁（D）。他说：“有很多困难，深切的痛苦，精神上和物质上都有，我们很难受，很难受（……）。城镇里一团糟，难题成堆，大家都觉得别扭，话也少了（……）真是难啊，难啊。（……）连家庭也出现了分裂，因为孩子们赎买了住房，他们想让老人搬走，为的是重新装修后出租（……）。失业弄得我们四分五裂，人心里最腌臜的东西冒出来了：自私，妒忌，欲望。工作把我们聚拢在一处，兄弟情谊，团结一致……”

与这种失落感相伴，斗争精神和政治活动削弱了。对此连最坚定的工会活跃分子也有深刻印象：“包括以工人为主的城镇，政治活动没有了。只剩下某种社会党人所说的管理活动（……）。管理来，管理去，右翼也会这样做呀，也许有一点区别，不过依然是管理，（……）什么都没有了，什么活动也没有了。所以，也没有活动家了，人人都变得像我这样，远远地观望，缺乏做点什么的动力……”（A）。

不言而喻，“失望”（尤其是对于社会党人及其自1981年以来采取的政策^[2]）和幻灭的情绪（对于东方阵营的国家和共产主义制度）与人们不再信任工会人士有很大关系，而且无疑是造成后者士气低落的原因之一。“我在这一切当中感到有点失落。别人怎么样我不知道……（长时间沉默）。也许我变了，也许我身边的世界变了，也可能是我没有察觉到事物在变。这个我说不上来。可是，反正我有点失落。也许因为上了一点年纪，不那么愿意为别人伸张正义了？也许是这样吧。因为我跟有些人一样，依旧认为我当初为之奋斗的理念，那些我认同的理念，都经得住时间的考验……”（A）。

不过，有一位资格老、威望高的活动家——此人在20世纪50年代初期的大罢工期间曾因其言行在整个地区声名远播。从他的口中，我们能够听到对于法国劳总联和法国共产党，以及苏联式社会制度最严厉的批评：“唉！我可以冷静地告诉你，假如我们掌握政权，也会犯同样的错误（跟东欧国家一样），因为这都反映在‘列宁如是说’‘斯大林如是说’‘莫里斯·多列士^[3]如是说’之类的提法里。有一次，我问一个当过议员和中央委员的人：‘那么劳动者又是怎么说的？你倾听他们的话吗？’你看，一切都在这儿。问题就在这儿（……），人人为自己，每个人都在蓝色海岸给自己盖别墅！瞧吧，事实就是如此！”（D）他接下去批评举手表决，批评工会负责人大多不是放弃权利，就是忙于“社会地位升迁”：“因为他们的生活已经有某种水平，退休后享受干部待遇等等。我们创建了一个自己的族群。他们还有自用的休闲活动站。其实他们去那儿不用自掏腰包。”

他们也都提到，1981年以后，除了从1981年到1983年之间暂停以外，特别是在隆维地区，左翼政府重启了关闭工厂的政策，从而激起了80年代末期的大规模罢工浪潮。“随后，从1982年到1983年间，内阁里的共产党部长纷纷离职，他们接着宣布冶金工业不看好，必须关闭这个或那个企业……从那个时候起，噩梦开始了。从工会方面看，会员流失严重。（……）坦诚地说，1983年，法国劳总联的会员减少了10%、20%、30%。”（C）法国共产党也一样，因为“党没有了（……），干部没有了，党员也没有了（……）。1988年，我们有七八个人走掉了。然后呢，太糟糕了，太糟糕了，没有干部了。（……）一些活跃分子还在，有证件的活跃分子和一些同情者，可是没人组织。”（C）最重要的是，正如一位目前失业的36岁的活跃分子所指出的，很难吸收年轻人：“我认识一些法共党员的孩子，他们说‘我爸爸是个混蛋！’（对不起，可是这个字眼说的是啥就是啥）。在这件事上，总的来说，我们丧失了年青一代。社会党就更别提了。（……）年轻人都拥护现存的秩序。这就能够解释他们为什么会投入勒庞那家伙的怀抱（……）。破天荒第一次，我们这儿不少人投了勒庞的票。”

工作场所的管理松弛和大量招收临时工促成了新的剥削形式，面对这种情况，他们感到传统的工会的活动形式不够用了：“你得去那些不到十个人的小企业。必须去，必须亲自出现在那儿（……）。我们不得不把头脑里的言辞变一变。如今可不像我们那会儿，那时候我去一趟中心车间，往手推车上一站，手一拍，吹一声口哨，然后，哗啦，上百人一下子围拢到我身边，然后我就开始讲话。这种做法已经过时了。再有，介绍工会的方式也得改改。小企业的问题，只有老天知道：工作超时，不给报酬。老板让他们晚下班，身体根本恢复不过来。就是这样的劳动条件。它们的问题可不少。”（E）另一位说：“我们如今面临着失业的局面，一大堆问题，但是没人吭声。我完全不能接受那些玩命连续干八个小时的人。因为一个月才挣五千三百法郎，让我怎么接受？！不错，他们没别的办法，不得不闭嘴。这一点也令人无法容忍。搞不好会闹出事来，有时候能看到一些反应，大企业也不例外。我们经常看到，正规的和传统的工会在从事协调一类的事情时被弄得焦头烂额。我们不妨琢磨一下其中的缘由：‘是不是如今工会说话不适宜了？’‘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一定是工会把名声弄坏了，因为只要你说‘我是工会的’，回答一定是‘工会只会玩弄政治，连它们彼此都不能和睦相处’。也许是吧，也许是吧。如今有好多问题我回答不上来，连给自己一个解释也做不到。没有任何东西能够让你依托一下。我们大概失去了好多幻想。当初太轻信了。一旦一切轰然垮塌，什么也剩不下。”（A）

1990年12月—1991年1月

注释

[1]总的来看，法国劳工总联合会在20年当中失去了三分之二的会员，法国劳工民主联合会也减员30%。1990年，前者有六十万会员，后者有四十二万八千个盟员，这两个法国最大的工会组织汇聚了约一百万成员，其中八十万人积极参加活动。然而，较之1970年的两百二十万成员，这种削弱的势头还伴随着两大工会内部各派力量的关系变化。1970年，法国劳总联能够代表双方的四分之三的成员，待到1980年，则只能代表三分之二。十年过后，双方差距明显缩小，因为在全部登记的工会成员中，法国劳总联占58%，法国劳工民主联合会占42%。如果只看活跃成员的人数，则两大工会已经相差不大。整个70年代，活跃成员的人数从13%降低到10%。它们的影响力在80年代进一步削弱。两大工会仅代表不足20%的全部工薪职工（D．Labbé，M．Croisat，A．Bevort．Ef fectifs，audience et structures syndicales en France depuis 1945，rapport terminal d'enquête，Grenoble，Cerat，1991）。

[2]1981年，法国社会党党魁弗朗索瓦·密特朗当选法国总统。——译者注

[3]莫里斯·多列士（Maurice Thorez，1900—1964），自1930年起担任法共总书记直至逝世。——译者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