矛盾的遗产

皮埃尔·布尔迪厄

按照希罗多德的说法，波斯人只需满足于教给后代骑马、射箭和不撒谎，天下就太平了。的确，可以肯定，分化的社会以极为独特的方式提出了一个传承秩序的问题，这在任何社会里都是一个根本性的问题，即在最广泛的意义上，如何处理父子关系，也就是世系和遗产的延续。首先，为了延续在我们的社会里体现着世系的个体即父亲，及其最重要的遗产，“在存在中延续的倾向”，即延续父亲所承载的社会地位，往往必须有别于和超越父亲，甚至在某种意义上否定父亲。这件事做起来并非毫无困难。为人父者，既希望又不希望这种致命的超越；作为儿子（或女儿），则面临着一项可能被视为越轨的伤心的使命。^[1]

其次，对于所有的社会阶层来说（尽管程度不同），遗产的继承取决于作为一条现实的定律运转的教育机构的裁决，这些裁决粗暴而强有力，而且由于它加剧了竞争，因而对许多失败和失望负责。迄今为止，继承人的设定及其对命运的影响完全取决于父母之言，因为他们代表整个家庭的意志和权威，可是今日这种权威也落在了教育制度的身上。学校的判断和裁决对于身份的建构有决定性的影响，它既能够认可，也可能违反或阻碍家庭的判断和裁决。这一点看来可以解释，正如我们经常看到的那样，为什么学校是一些接受访谈者吃苦的根源，他们不是对自己的计划和为后代设计的计划感到失望，就是对就业市场与学校的承诺和保证相悖感到失望。

家庭包含着社会轨迹和与之相关的矛盾和双重制约（double binds），后者是从继承者的意向与继承所蕴含的命运之间的脱节当中产生的。家庭也产生了一些紧张关系和矛盾，既有一般的（在任何家庭里都可以看到，与每个家庭的延续倾向相关），也有特定的（尤其依继承的特点而有所不同）。父亲是一项“计划”（更好的说法是“自然倾向”^[2]的立足点和工具）。“计划”记载在父亲所继承的属性当中，依赖和通过他的存在而不知不觉地传递，也通过旨在延续世系（在一些文化里叫做“门第”）的教化行动得到明确的传递。所谓继承，就是把这些内在属性传递下去，延续这种自然倾向，乐于给这项繁衍的“计划”当驯服工具。所谓顺利的继承，就是一次听命于父亲的弑父行为，一种超越父亲以保存之的行为，保存其超越的“计划”，因为这种超越理所当然，是传承秩序的题中应有之义。儿子与父亲的延续愿望取得一致，成就了毫无疑问的继承者。^[3]

继承者同意继承遗产，通过接受和取得遗产而成为继承者（例如名校学生的父亲也是名校学生，钢铁工人的父亲也是钢铁工人），从而消除了传与承的对立。有资产者的父亲希望儿子有他所有，是他所是，在他所生的这个“另我”（alter ego）身上完整地看到自我。这个“另我”再现了他本人，完整地认可了他的社会身份。轮到他儿子时，情形依旧不变。

同样道理，对于一个上升轨迹遭腰斩的父亲来说，儿子的蹿升和超越他将是他本人的某种成就，那将意味着通过代理人最终实现一个失败的“计划”。至于儿子，拒绝实际生活中的父亲，等于同意接过父亲的理想，因为父亲在要求儿子超越自己的同时，也就摈弃和否定了他自己。

但是，在这种情况下，父亲的愿望无论多么现实，有时也会大得不着边际，实际上根本无法满足：作为父亲的替身，儿子或女儿要替他实现一个多少无法实现的理想的自我，而且是通过某种代理权来实现。这方面的例子我们遇到过很多，父母把补偿性的愿望或计划托付给儿子，要求他完成做不到的事。这是矛盾和痛苦的一个主要根源：一边是自己的作为，一边是难以满足和违迕的父母的期待，二者的落差长久地折磨着很多人。^[4]

与父亲及其“计划”一致虽然是顺利继承遗产的必要条件之一（或许当遗产涉及文化资本时尤其如此），可是并不构成顺利继承的充分条件，对于坐拥文化资本的人而言尤其如此；其他人也是如此，尽管程度轻一些。这种一致性如今服从教育制度的判决，因而必然经由学业的成功。人们通常所说的“窝囊废”大多指错失目标的人，而这个目标却是社会依照载入父母的轨迹中的“计划”及其蕴含的未来给他们规定的。如果说他们的反抗既针对学校，也针对家庭，那是因为他们完全正当地感受到这两种表面上不同的社会建制所共有的复杂性，这种复杂性表现在他们既是原因，也使得对象失望。他们令父亲的期待和希望破灭，只剩下自暴自弃一途，接受这两个沆瀣一气的制度强加给他们的负面形象，或者象征性地从根本上取消父母的“计划”，无处不跟家庭对着干。我们所知的某个少年便是如此，他父亲是工程师，左翼人士，他却投身于极右翼的最愚蠢的政治活动。

因此，对于校方的裁决和家长的裁决之间的关系可能采取的不同形式，我们需要更全面地考察一下：校方的裁决常常是本质主义的和强制性的，家长的裁决更多是随后做出的。在很大程度上，这种关系取决于一个家庭如何解读“教学合同”——不同的社会阶层对此有十分不同的解读——对学校和老师的信任程度，以及如何理解后者的明确要求，尤其是心照不宣的要求。学校因为受到一种精英体制的观点的束缚，在辨别和应对学生的极为多样的心智策略方面准备不足，经常采取导致精神创伤的做法无异于在伤口上撒盐：影响自我形象的消极判断被家长加以强化——其力度和形式无疑是不同的——从而加深了儿童或青少年的痛苦，而且使之面临一个取舍：要么顺从服帖，要么通过各种不同形式的否认、补偿或者倒退脱离这场游戏（例如男子汉气概和靠体能建立的关系，二者可理解为一种从个人或集体方面颠覆文化和校方势力的方式）。

这方面的另一个例子跟上述例子相仿，但在某种意义上更富于戏剧性：就像人们常说的，一个儿子为了“走自己的路”而否定父亲的生活方式，干脆拒绝继承遗产，反溯性地废止了遭其拒绝的物质遗产所代表的整个父亲的事业。这对于父亲（对儿子无疑也是如此）是一个特别痛苦的考验。例如我们采访的一位农夫白手起家兴办的整个产业，这个“家”，将终结于他这一辈；他毕生的作品、他的整个存在被宣布无效，被剥夺了意义和目的。

所有这些产生于矛盾和继承的戏剧和冲突，既有内部的，也有外部的，既与兴盛也与衰落有关，其中最令人意想不到的无疑是一种撕裂的感受，它出于一种成功即失败的体验，或者换个更好的说法，成功即越轨。你越成功（即满足父亲盼望儿子成功的心愿）就越失败，因为你越接近杀死父亲，就离他越远。反过来说，你越失败（即满足在潜意识里不愿意全盘自我否定的父亲）就越成功。父亲的地位仿佛是一条不可逾越的界线，这条界线一经内化便成为一道禁令，不允许异见、分殊、否定和破坏。

这种对于野心的限制能够作用于十分成功的父亲（父母为名人的情形很值得专门分析）。不过，当父亲处于受支配的地位时，这种限制作用发挥得最充分，无论从经济和社会的角度（体力劳动者、低级雇员），还是从象征性的角度（遭诟病的群体）均是如此。此时父亲对儿子的成功和自己都会感到纠结（既为儿子自豪，也因为接受了他人的看法而自惭）。他会同时说出：要像我一样，像我这样行事；可是别跟我一样，走开吧。他的整个存在蕴含着一道双重禁令：要成功，要改变，进入中产阶层，但要保持简朴，别骄傲，靠近老百姓（贴近我）。他不会希望儿子与自己的地位和气质相同，可是他的所作所为却一直在制造这个结果。在塑造习性方面，肢体语言的作用尤其巨大。他既希望又忌惮儿子成为一个另我，既忌惮又希望儿子成为异己（alter）。这道矛盾的禁令必然导致纠结和负罪感，因为这种情况下的成功实际上意味着谋杀父亲：成功意味着叛逆，失败则要担负使之失望之责。叛逆者必须为父亲正名，于是才有为了忠于父亲而效忠人民的行为（例如，我们的查访证实，有些人加入法共是因为希望与想象中的民众取得和解，幻想民众就在法共党内）。此外还有一些行为（不限于政治方面）可以视为企图一笔勾销造成自己与父亲和伙伴们割裂的立场和心态的变化（“你容忍不了我们”）。鉴于无法完全认同作为被支配者的父亲，忠于自己的政治立场同样是为了对此作出补偿。^[5]

这些体验往往造成撕裂的习性，习性分裂，自相违迕，在其自身矛盾之间不断纠结，从而必然形成一种重叠，一种双重的自我感受，接连不断地向多重身份效忠。

因此，尽管家庭并非社会困境的唯一根源，尽管社会产生了很多后果类似的立场，家庭却经常强加一些矛盾的禁令，要么禁令本身是矛盾的，要么实行的条件是矛盾的。家庭是最常见的社会苦难的根源，包括特权所制造的苦处。家庭可以使特权变成陷阱。社会地位这杯毒酒的饮用者——即所有从某种认可或选拔当中既受益又受害的“贵族派头”的个人：贵胄望族，家中长子，持有稀罕学位者——会被引入各种各样的所谓光明的绝路，这些阳关大道实际上都是死胡同。至于受害者本人（或者更确切地说，导致其心态的社会环境）所承受的一部分社会苦难，家庭无疑要负主要责任。

尽管如此，必须防止把家庭当成问题的终极原因，虽然这些问题看起来是它造成的。事实上，正如我们在一个农民家庭里看到的那样，整个家业的凋零是跟在独身不娶和长子出走之后出现的，最基本的结构性因素（例如经济财产和特别是象征手段财产的市场的统一）在家族的核心部分同样存在。这就能够说明，最具“个人色彩”的困难，即看起来主观性极强的紧张关系和矛盾往往表明社会的深层结构及其矛盾。这一点在那些本身就是出色的“实用分析师”的地位脆弱者身上看得最清楚不过：由于身处社会结构“起作用”的位置，而且对这些结构的矛盾有切肤之痛，为了生存或者苟活下去，他们不得不从事某种自我剖析，因而常常能够认识到自身卷入的客观矛盾以及后者反映出来的客观结构。^[6]

此处不宜讨论上述主观性和精神分析学模式之间的关系。但是，我们至少要避免按照互为替代的思路考虑二者的关系。社会学不主张用它的解释取代精神分析的模式，它只关心如何用不同的方法建构精神分析学同样在研究的现实。它关注那些以次要或无关紧要为由，被精神分析学避开的现实的一些侧面，或者被它视为为了抓住重点而必须跨越的障碍（例如，学业或职场不如意，工作中的冲突，等等）。这些侧面很可能蕴含跟心理分析研究相关的信息。

在研究构成习性的心态时，一门真正的社会发生学应当努力弄懂社会制度如何截取、传导、强化或者阻滞一些心理过程，关注这两套机制之间是否存在类同性、冗赘和增强，或者相反的矛盾和张力等现象。不言而喻，心智结构不仅仅是社会结构的反映。习性和场所之间存在着相互吸引的关系，幻觉（illusio）是从内部决定的，源于促使人们专注于对象的冲动，但也是从外部决定的，始自一个为这种凝神专注提供对象的特定的社会天地。无论宗教的、政治的还是学术的，每一个场所可能具有的特征的空间在运行中都依照特有的分治原则（nomos）形成一个结构化的整体，其中有供有求，还有禁忌。如同一门语言，这个可能性的空间既有能够表达的，也有不能够表达的，它禁止或促进一些不同的心理过程——总之跟外部世界不同。它借助一个经过调节的补赎体系，将一种独特的规范施加于欲望，使之变为特定的幻觉。例如，正像雅克·迈特尔指出的，在一些规范日常生活的场合里，宗教领域所截取并合法化的一些心理过程表现为病态地抗拒现实：太空人物，被社会接受、认可和赋予意义的象征体系中的想象的物体，以及一些自觉或不自觉地借自独立的神秘传统的模式，都能够用来投射得到周围的人承认的幻象，并且确保一种对于“幻想的宗教性调节”（这与爱情主题下的文学人物和模式的调节作用十分相似^[7]）。同样可以指出的是，在每一个供其表达的世界里，欲望会具体化或升华，以取得被社会认可和识别的形式，即此处的权力欲（libido dominandi），以及别处的求知欲（libido sciendi）。

弗洛伊德在分析“神经病患的家庭浪漫曲”时指出，在以摈弃父母为目标的幻想活动中，前青春期的白日梦想往往攫取“家庭关系的主题”，遭鄙视的父母被其他“社会地位更高”或干脆说“更出色”的人取代。他顺带指出，这些梦想“用于实现欲望和纠正生活现实，目标主要有两个：情欲和野心”。他随即在括弧内补充道：“不过，最常见的情况是，这个目标（野心）背后还隐藏着一个情欲的目标。”^[8]这个断言不宜由我置喙。不过，我只想提示一下这位精神分析学家未置可否的一条补充性断言：在每一个领域里（我们已经看到了宗教方面的例子），欲望只会以该领域于某一特定时间分派给它的一种具体形式得到体现，这个形式多为野心。

注释

[1]我在这里不得不优先分析身为人子的情形，我将在另一个场合考察家长和子女的性别如何影响继承关系。

[2]尽管不愿搬弄术语，但我们仍将使用conatus一词，以避免“计划”一词所蕴含的“故意为之”的逻辑意义。（斯宾诺莎的哲学术语conatus有“自然倾向”“冲动”“争取”“努力”等含义。——译者注）

[3]儿子与父亲或与父亲的嗣续愿望取得一致，这是进入男性幻想世界的主要中介之一，它意味着加入游戏，即一场在社会上被视为利益攸关的博弈。

[4]属于这种情况的还有：有时候，父母的期待在先前的社会条件下形成，与当今世界多少脱节或者不合拍，而在不同的社会交往的条件下形成的孩子的期待与后者调适得比较好。另一个造成痛苦的原因是父母二人期待不同。这一点也许跟父母之间或双方家庭的社会差异有关，因为父母二人都寻求通过继承达到延续自我（这个情形与父母亲的愿望完全重合的情形是相反的）。造成矛盾和双重制约的另一个可能的原因是与父亲的个人“规划”产生矛盾。

[5]至此，笔者想起一位阿拉伯裔法国少年，他夹在两个难以调和的世界之间，既无法认同他的学校，也无法认同本应庇护他的父亲。在他女友的父母接纳他以后，这种张力似乎开始缓解，而且这个收养家庭使他在学校里能够得到承认。（见本书第735页“当年的好日子”部分。——译者注）

[6]社会工作者往往就属于这种情形，我们起初打算把他们作为报告人进行采访，后来他们却变成了独特的分析对象。这种分析因深入探讨主观经验而能够客观地揭示更多的东西。

[7]参见J．Maître，《Sociologie de l'idéologie et entretien non-directif》，Revue f rançaise de sociologie，ⅩⅥ，1975，p．248-256。在试图将社会学和心理分析学加以调和时，并非人人都像雅克·迈特尔研究神秘主义者一般严谨和谨慎。令人欣慰的是，近来一些这个方向上的尝试保持着高度警惕。如果不想使社会分析像一些交叉学科所常见的那样，逃避两门相交学科的要求而沦为一个空荡荡的交叉路口，就必须不惜一切代价防止那种将庸俗心理分析学和一门软塌塌的社会学融于一炉的做法，因为前者不过是给闭门造车的心理学的幼稚概念重新命名而已：野心变成了理想的自我，或者全能的自恋欲，失败变成了丧失对象，后者借“复杂性”和“后现代性”的名义，摆弄建立在相对词项之上的一部神话的空洞概念，全无客观所指，而且重弹柏格森的封闭与开放的老调。

[8]S．Freud，Névrose，psychose et perversion，Paris，PUF，1973，p．158-15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