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　言

本书中的一些比较陈旧的研究，如名誉的含义和卡比尔住宅，其产生过程包含着困难和风险（不仅仅是智力上的）。然而出版这些旧文，不仅仅是为了让这些努力获得认可，也不希望读者仅仅从这个角度来衡量这些作品的价值。如今，这些作品中的分析方法可能会被看作“功能主义”的，而本书措辞的风格和语气上的委婉可能会被一些人说成是“人道主义”的。阅读中产生的这些看法可能会给读者带来不快，而这也正是作者的顾虑所在。这些看法都违背了这一作品的初衷，即反对不人道的政治和意识形态，以及为一个民族平反。这个民族足以构建人际关系上的如名誉的竞争这般完备的相处模式。在最初构思的时候，作为一个独立的分析，卡比尔农民用来竭力维护以及增加他们的荣誉资本的策略，是与重建整个客观规则系统，与政治、经济博弈中物质与象征层面的得失密不可分的：放到这一背景下，更具体地说，在再生产策略的体系中，以上策略都以象征资本的再生产为目标，而这些策略，通过可以带来名誉的行为，揭示了它们在经济和政治秩序再生产中的功用。名誉的“精神”（ethos）作为这些策略产生的原因，也是它们所产生的结果。

对照来看，关于卡比尔住宅的文章可能从表面上加强了象征秩序独立化的印象，虽然这不是本书的初衷。这个研究不过是神话仪式体系的整体分析上的一个片段（虽然其中住宅和宇宙的同源性赋予了这个片段在整个系统中的中间地位）：农历在揭示处于这一体系和经济结构之间的有着双重意义的关系上，有着无可比拟的效用；农历，作为一个严密的象征系统的变体，再生产了一年中农业生产的节奏，尤其是农忙时段和简单生产时段之间的冲突。前者主要指的是耕种和收割，以及与之相伴的大量的仪式活动，特别是起到预防作用的仪式活动；而后者比前者时间上要长很多，播种后这段时间里，种子依照自然规律发生变化（正如在另外一种秩序中陶器风干的过程），而劳作在这个时段里基本完全停滞，或者简化为技术上的仪式活动以及祈求神灵保佑的仪式，这些仪式都不太庄严肃穆，因为农业活动在神话中的意象不要求通过仪式戏剧化地展示不同势力之间危险的敌对冲突。

简而言之，这幅由未完成的（至少是暂时未完成）作品的一些片段组成的卡比尔社会的图景非常抽象，尤其因为每个机构的意义和功能都只有在完整的客观关系系统中才能得到体现。整个系统的终极原则明显地根植于一种出于自身逻辑，把发展生产力和资本的集中化过程排除在外的生产模式之中。这种生产模式基于对于生产工具和田地的几乎平等的分配（以一种破碎并分散的小面积地产的形式），其产生的几乎所有的农业产品都直接由生产者自己消费。然而经济结构的意识形态上的转型，通过其在神话话语的分类和日常仪式中的体现，协助对约定俗成的、神圣化的结构的再生产。同样，遗产（无论是物质的还是象征的）的传递方式总是通过竞争的形式，甚至有时以兄弟间或者更广泛范围内的父系亲属间的斗争决定。但是，不容置疑的是，经济和象征层面上产生的压力，强调家族遗产的完整性，促使经济秩序以及建筑于其上的政治秩序的延续。处于张力中的两个压力的来源通过这个过程找到一种平衡的方式，而这一过程在社会结构的各个层面上都可以被观察到，无论是在家族层面还是在部落层面，聚合和分离两种趋势总是同时存在：当我们满足于为了解释一个社会的构成何以封闭在一个简单再生产的完美系统中，而援引一些简陋的唯物主义的负面解释的时候，例如以生产技术的稳定性或者不稳定性来作为解释，我们就主动地拒绝理解伦理上和神话上的意象对于经济秩序再生产过程的决定性的作用，而这些意象也正是经济秩序产生的产品。具体地说，拒绝理解这些意象，就是拒绝正视一切兄弟间的经济层面或者象征层面的交换行为产生的客观利益。这些内容是永远不能被公开承认的，也永远不可能逐步成为所有男人之间的经济交易上的公开的准则。而这一误区使得社会现实的真正的基础变得不得而知。

1971年12月于巴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