译后记

如布尔迪厄本人强调的，《自我分析纲要》不是自传，而是关于自我的一种社会分析。他觉得自传是俗套而虚幻的，他只想提供关于自己的客观化片段。社会学家冒着“水浇园丁”的风险，对自己采取了分析者的目光。这种分析不是事无巨细的，他只呈现从社会学观点来看有相关性的特征，也就是对社会学理解和解释的必要特征。因此，他描述了50年代初他进入哲学场时的可能性空间的状况，他从哲学转向人种学和社会学的求索过程，他的童年经历和寄宿生活。按照他提出的公式：（习性）（资本）+场=实践，他低微的出身与学业的成功造成他分裂的习性，这种习性与他积累的学术资本一起，在场中的引力和斥力的作用下，导致他独特的实践——通过对立面的协调，把宏大的理论抱负与低微的经验对象相结合。由此，他最终放弃了哲学的高贵，趋向贫民窟的苦难，与随笔主义的和上流社会式的法国知识分子决裂。对他而言，自我分析的关键在于批判的反思性，所以，他对自身的分析很深刻，笔调很节制。然而，这不是一个冷冰冰的“学术人”的教训。他与阿尔及利亚人的友情，他对故乡人的怜惜，他对父亲的爱，他与康吉扬的默契，他与阿隆、列维-斯特劳斯的分歧，他对萨特的矛盾态度，他在寄宿学校的孤苦无助，让人在分析的冷静中体会到炙热的感情。像他喜欢的福楼拜通过写作那样，他意欲通过研究各种各样的社会世界经历所有的生活。最终，他问自己，为什么写作？他的答案属于一个典型的干预性知识分子的：为了让读者感受他的经验、困难、疑问、痛苦，并通过一种现实主义的认同，获得更好的行动和生活手段。

在此，我感谢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给予我翻译此书的机会，感谢友人渠敬东、余中先在此书翻译过程中为我提供的所有帮助。虽然译者付出了艰苦的劳动，书中仍不免有翻译错误，敬请读者指正。

刘晖

2012年4月于通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