脆弱的平衡

20多年前，安东尼奥和琳达·德姆拉离开葡萄牙，来到法国找工作。曾经是一位出色的足球运动员的安东尼奥获得了一纸当建筑工人的合同，为期三年。家里留下了妻子和三个年纪尚幼的孩子。来法一年后他才有能力把家人接来团聚，安顿在一套狭小的公寓里。“睡觉连被子、床单都没有，一件家具也没有”，一切必需品都是陆陆续续购入的。两口子都工作，安东尼奥在机械维修厂当领班，妻子在学校里做杂务，也曾经在城里的大户人家帮佣。俩人付出了许多辛劳，省吃俭用地攒钱，在圣马瑟兰（Saint-Marcelin）的一个安静的街区盖起了一座小小的独栋房。旁边是几座小型廉租楼房。他们感到终于能够“像别人一样过日子”了。

凭借不懈的辛勤工作，他们甚至自信博得了这座小城镇的头面人物的认可。安东尼奥担任本地足球俱乐部的教练，有机会接触许多名流，而且为当地人服务（例如为俱乐部奉献了很多时间和金钱，为访客提供住宿）。妻子待人友善，随时乐于帮忙，以至于“连圣诞节那几天，老板都会叫我过去。我真的去过，盛情难却嘛”。入耳的恭维话，加之帮佣促成的主仆一家的情感，使她有一种归属感。

经历数载苦干（“经常一天干14个小时”）和不计回报地奉献之后，房子盖起来了，他们也能促成孩子们继续学业了，现在他们能够对离开葡萄牙以来走过的道路回味一番。特别是琳达，她10岁时成为孤儿，很早就为照顾三个妹妹而辍学，进了一家首饰厂当工人。她觉得自己“有理由摆脱这些”。

厄运突然降临。1985年，琳达在46岁时因中风偏瘫。1990年，安东尼奥又被割草机切掉了脚趾。这一下天塌地陷。失掉了工作，众叛亲离，他们丧失了“融入”（良好的）法国社会的梦想。俩人千辛万苦挣来的稳定的经济局面原来不堪一击。被辞退以后，安东尼奥不得不屈就“一份体力劳动”，每小时只挣24．06法郎。琳达则发现，她根本不能领取失业补助金，也无权享受社会保险。他们再也付不起建房贷款，而且欠银行一大笔透支款。“在巴黎读法律学位”的大女儿也中断了学业。

为了使自己的权利得到承认，他们尝试过多种途径，可是仍然“处处遭到拒绝”。他们感到被欺骗了：他们的雇主，无论是私营公营，早就应该把真实情况告知他们（“难道他们不能告诉她，镇政府就不能告诉她吗？”），或者至少提出一点建议。他们提到，有些他们视为朋友的人士也没有帮助他们脱离困境，他们对此感到十分惊讶。他们看到，他们一度如此盼望能够融入的法国社会根本不认可、不承认他们，这使他们大为失望（“这一点我没有料到，根本没有。”“我原来想，法国社会，特别是发放救济金的机构，多少会承认一个工作了一辈子的人”）。他们最初考虑过申请入籍，以为自己是成功“融入”的样板，如今却心怀“反法”情绪。

他们发现，尽管曾经为取得相对的成功而欣喜，觉得虽然千辛万苦，终究被完全接纳，他们却忘记了享有稳定工作的人——以时刻警觉为代价——维持的是一种脆弱的平衡，重新坠落的危险始终存在。许多事件可能导致这种恶果：失业，丧失亲人，离婚，疾病，而且随时可能发生。不过，在做出社会原因无法解释的结论之前，必须看到，这一类变故只是一些偶然因素，除了在某些生活条件下极有可能发生以外，其作用很像扣动扳机，能够触发一些在一些经济和社会环境中潜藏的后果。一触即发产生的效力之所以强大，是因为它被施加于德姆拉夫妇这样的模范移民，他们自信已经成功融入了法国的经济和社会，他们也许高估了自己享有的保障。他们的苦恼和惶惑之所以强烈，是因为仅当变故发生之时，他们才发现自己缺少法定的保障，也缺少亲朋关系——“真正的法国人”能够指望的最后一层保护网（至少他们这样认为）。

一对葡萄牙籍夫妇

采访者：加布里埃拉·巴拉兹、让·巴翰

“为了融入法国社会，能做的我都做了”

德姆拉先生：您知道，那些事用一两句话很难说清楚，因为到处都有不公平……

——的确如此……您是怎么感受到不公平的？

德姆拉先生：您知道，我曾经那么向往法国，这是我要说的第一点。五年前，我也不乐意听到别人讲法国的坏话，因为这是一个团结一致的国家，对穷人很关注。但是，这五年以来，现实真的完全相反，完全相反。我要说的话很多很多。

——为什么是五年以来呢？这五年里出了什么事？

德姆拉先生：说起来很容易。如果您日子过得不错，属于某个层次，社会层次……中等吧，还算过得去。可是，一旦属于……真正的底层，您就啥也不是了。

——在谁的眼里啥也不是？

德姆拉先生：在所有人眼里，众人，几乎所有人吧……我说的所有人，当然是指像我这样的……

德姆拉太太：在管理部门的眼里，尤其在镇政府看来，我是说，电话另一头没人搭理了，没有人会为一个人……这个人忙着……

德姆拉先生：是这样，我来给您归纳一下我的情况。来法国以后，为了融入法国社会，能做的我都做了。首先是因为，我身在异国他乡；其次是因为我没法把自己的语言和习惯强加给别人，只能反过来去适应。没错，我融入得很不错，很快就参加了镇上的体育队。我是葡萄牙人，我们创办了一个协会，一个民俗小组，还创建了一个足球俱乐部。在镇政府的帮助下，我们还给协会盖起了一栋房子。这些都再正常不过。我一直住在这个镇上，所以我属于这个镇子，我当过六七年足球教练，直到两年前，还是足球俱乐部的成员［激动起来］。只要我还能奉献，能够付出，大门就向我敞开。一旦我不行了，就什么都没有了，大门就都关上了，朋友们也都不见了。

——那是在您出事故之后吧？

德姆拉先生：是足球引起的问题，我那阵子还能露面，日子过得不错，还能奉献和付出，不要人家一分钱，什么问题也没有，一切都挺好。我接待过从土鲁兹来的业余球员，他们都住在我家里，我还属于协会，等到我不能这么做了，也就不属于协会了。

——是吗？就是说，被足球协会丢在一边了？

德姆拉先生：彻底丢弃。以至于……为足球俱乐部服务了18年，奉献很多，拿出好多钱，不光是钱，还到处奔波，花时间，每个赛季下来，给俱乐部挣来好名声，可是一分钱也没拿过俱乐部的。我自己出的钱，因为都是我身边的人。现在倒好，进球场我还得买票。您瞧，这有多么不公平。19年^[1]为足球俱乐部服务，从来没有享受到一丁点好处，总是奉献。我是教练，我带来的荣誉最多，培训的球员最多，闹了个啥都不是。所有人都得到了镇政府的服务奖章。我却什么也没得到，甭管是什么。

——没人承认？

德姆拉先生：没人承认。因为，假如我的名字是杜邦，或者杜蒙，就能得奖了。可是咱叫德姆拉啊。

——您认为这是原因？

德姆拉先生：当然。我当时不这么想……（……）可是我现在就是这样认为。现在我属于壁垒另一边的人了，我……

［…………］

因为我叫德姆拉

德姆拉先生：在法国这个地方，实际上有两个社会，一个是羊群社会，最傻最笨，我就属于这群羊。这个就是实际存在的差别。社会上还有好多有毛病的事物，因为有人懂得法律，遇上行政方面的问题，不管是社会福利还是别的什么他们期待的东西，他们都有自己的权利；我们呢，我们得斗争到底。可是葡萄牙人呢，葡萄牙人里十分之一是废物，这跟别的种族一样（……）。这些人，你跟他们没啥好说的。可是，另一部分人呢，他们有权利，也有义务。我遵守我的义务，可是搞不懂，我的权利他们为什么不给我。您明白我的话吗？

——您得不到承认，对吧？

德姆拉先生：得不到承认了。到了什么程度呢，我得告诉您我的那个事故。我一直到11月27号以前都没有工作权。我在社会保障局做体检，因为我名叫德姆拉，医疗顾问告诉我：“从19号起，您就无权工作了。”我的终止期到11月27号结束。19号呢，我还得去工作啊。等一下，这个我得给您解释解释。

德姆拉太太：不对，我不觉得……

德姆拉先生：［打断太太的话，很激动］等着，等着，让我把话说完。社会保障局让我穿上矫正靴，我得这样去上班，穿着矫正靴，您觉得这副样子正常吗？社会保障局给我一双矫正靴，让我不管怎样都穿着去上班。我上了班，老板说：“这个不行，你得把靴子脱下来。”于是我跟工作诊所的大夫说好，他给社会保障局打了个电话，给我动手术的那个人也给社会保障局打了电话，他们让我待到1月7号。可是，是谁说的我可以上班？就我这副样子？可是，既然是工作诊所的大夫说的……

德姆拉太太：可是，这个……

德姆拉先生：［不顾别人地接着说下去］我不得不去，没办法……

德姆拉太太：［发现他说的话太多，想阻止他］人家没必要知道这些。

德姆拉先生：您瞧……不对，人家必须知道这些，这些事（……）［对他太太说］你这是怎么了？［转向我们］她没有权利，没有权利，她那阵子得了偏瘫，现在更糟糕了。

德姆拉太太：我现在还有点偏瘫，身子右边。

德姆拉先生：您知道社会保障局为什么不管她吗？因为那个时期她还没有领取……

德姆拉太太：而且我受了不少罪。

德姆拉先生：……因为没有日常补贴，整整一年啊，得等上一年才有权领日常补贴。可是，谁把她的日常补贴拿走了？就是社会保障局嘛。他们说我们根本没有申请过。那封信我还留着，证明我们申请过，他们只因为还不到一年就拒绝了她。

德姆拉太太：最近有一个记者来调查，我呢，就抱怨了一通法国社会，不过抱怨的是法国领导层，我对周围的人没有怨言。如果有谁看我不入眼……我想，他是不喜欢我，我就随他去。可是当你到了一个法国机构，说话带着点口音，如果你有什么要求，人家不会告诉你，你就要受罪了……

德姆拉先生：首先一点，咱消息不灵通。

德姆拉太太：我们消息不灵通。要知道，如果你法语写得不好，没有一个……你就玩不转，我这个人嘛，挺笨的，如果有人为难我的话……

德姆拉先生：还有法语，我会说法语。

德姆拉太太：对，我说得远了点，这还不是全部。另外因为我们不是谁都认识，人家也不告诉我们真相，这个很讨厌。

［德姆拉夫妇谈起他们跟法国人打交道的困难。她没有上过学，不会写字，丈夫倒是会写，然而抱怨“在那边学了一口怪腔调”。］

我到处受挤兑

德姆拉太太：所以说，我发现到处受排挤，到处都是这样。在社会保障局遭挤兑，我们跟那儿的接待主任谈过好几次，他净用漂亮话忽悠我们，说什么：“你们听好，我呢……”我说：“听着，您必须知道，不管怎么说，我也在法国工作了20年，而且每天不止8小时。我到处跑，老板叫去哪儿就去哪儿，从来没说过不。不错，我挣了钱，可是我从来不会说不，生了病还得……”

——生病是什么时候的事？

德姆拉太太：7年前。

德姆拉先生：1985年。

德姆拉太太：对对，我说多了，是1985年。我那时就在这种情况下，我以为，既然我有个城市雇主，我就有人管了。那时我是保洁员……在学校里……已经干了13年。有这13年的学校工作，我想，不管怎么说，我也有人管。您知道，直到现在，我生病期间照领工资，这个很正常，可是……（……）您知道，无论如何，长期生病期间，我领一半工资，然后呢，三年里一个子儿也没拿到……我可是一辈子都在法国工作的，20年了。

——不过，这些属于社会法律、公益职能的规定，长期生病确实是三年，过后就什么都没了。

德姆拉太太：是的，可是我那时有成年残障人的资格，有正在工作的丈夫，他挣……他们不管我们的开销。我有一些贷款，两年当中我每个月才挣113法郎……

德姆拉先生：107法郎。

德姆拉太太：两年里每个月107法郎，这个您不会说，镇政府不知道，省里和社会保障局也不知道吧？因为，如果城里雇用外国人工作，那么至少应该考虑失业怎么办啊？！干吗要雇用外籍呀？葡萄牙人、阿尔及利亚人、西班牙人，却不管他们会不会生病，就像我和好多别人这样？为什么不说：“注意啦，我们至少得为这批人考虑到失业怎么办？”如果真有失业这回事，那我就高兴死了……

——是啊，不过政府部门并没有说会把失业补贴给它那些……

德姆拉先生：我搞不懂的是，她一生病就被解雇了，却无权去……

德姆拉太太：无权领补贴。

德姆拉先生：……无权领补贴只是开始……无权……如果她同时还能干别的，就没有权利了……

德姆拉太太：他们没有跟我建议别的工作啊……

德姆拉先生：……就这样被解雇了，什么也没问，我们连她被解雇了都不知道！

德姆拉太太：是的，您知道，我那个月还没结束呢。

——这个是公益职能的规定，某个时间一到，您就会因为身份失效被解雇。

德姆拉太太：社会保障局没有认可我。

德姆拉先生：是因为长期生病被解雇的……假如她在工厂工作，她就有权……

德姆拉太太：对，我就能够享受失业的权利了。

［…………］

——这个工作您做了多少年？

德姆拉太太：20年，我一到这儿就开始干了，那时候睡觉连被子、床单都没有，一件家具也没有，多亏了X先生……他是足球俱乐部主席，我带着四个孩子来了，他家楼顶上有个地方，一个弹簧垫，几床被子……

德姆拉先生：正因为这个，我不愿意说法国的坏话，我一来就得到了人们的帮助。

德姆拉太太：我刚一来就开始工作了。什么都不知道，我就在手上做记号，为的是第二天能够说出什么是拖把，什么是地板刷子，那时候我开始到处干活儿，有不同的主人……一家旅馆，A医生家，镇长家，S太太家，工厂老板家，都干过。日子过得很艰苦，带着四个孩子，家里啥也没有。在葡萄牙时也不容易，我都得想法子。我们还能挣钱。然后我马上就开始工作了，开始重新置办我们需要的东西。主要是床，因为我们那时还没安顿下来。然后就是家具，我们一点一点地尽量搞好，然后就是……我们刚来那会儿，还以为一直会住在同一个地方……一边使劲工作（……）［沉默，叹口气］。我们还以为最困难的时期已经过去了。

——以为那已经结束了……

德姆拉太太：如今，最大的困难又来了。因为它来的时候，我还有贷款呢。

——哦，你们还要付房子的贷款？

德姆拉先生：还有不少呢。

德姆拉太太：我还有不少呢，还得四年才能还清。四五年吧，还不算太多。这不，就出了那个意外。还好，我们有一笔小小的医疗保险，不然就没法……活下去了。

我……经历过很多不平……虽然我一直在为法国人服务

德姆拉太太：来法国我特别高兴，也挺喜欢法国人，可是经历过很多不平。很多，尤其在我身上！虽然我一直在为法国人服务。

——是的，因为您做了那么多工作，受雇于……

德姆拉太太：我可以向您保证，如果现在有人说：“只要需要她，她每天都在。”我就会在那些人那里获得证书，那些人……有个老女人，她母亲生了重病，这个人跟扶轮社和别的啥组织是一块儿的，唔，她跟我说：“琳达，我需要你，因为我妈妈不愿意要别人，你哪天晚上来一趟吧，你人一到，我就来接你去。”您知道，中听的话我经常听到，可是我琢磨，这个事跟钱肯定没关系，既然人家喜欢我，这个没法拒绝。三年当中，多少次啊，她母亲瘫痪在家……我早上四点就去，这个时候她们到来。因为扶轮社的集会经常很晚，夜里。于是，她们早上四点钟来这儿接我。我不遗憾，因为我帮助了别人，虽说她们付给我工钱。这个钟点价钱很贵，可是我都是按正常钟点拿钱。所以说，我没有……

德姆拉先生：有几次没拿钱。

德姆拉太太：那是别的情况，很正常。反正我也没指望钱。不过，我原来想，法国社会，特别是发放救济金的机构，多少会承认一个工作了一辈子的人，我一直……假如我知道会生病，知道会出这种事，我本来应该找个工厂的工作。那时候我需要工作，本来会去工厂找工作，就不去这种没有工作保障的机构了。再说，如果他们对我好，本来应该告诉我再去找个事干干，因为你得等，我想等15年吧，才有权领取……领取那个……

德姆拉先生：［气愤地］难道他们不能告诉她，镇政府就不能告诉她吗？

德姆拉太太：就不能告诉我一下？能！他们能！

——没错，没错。

德姆拉先生：这里头有一个社会方面的原因。

德姆拉太太：总之是一种疏忽，在……

德姆拉先生：他们根本不在乎！

德姆拉太太：我为镇政府工作了13年，13年啊！

［…………］

德姆拉先生：反正这里头很复杂。对于法国人来说，已经够复杂的，对于我们这些外国人来说就更……她的情况和卷宗我根本没见过，是部委层级的卷宗……

——他们本来应该……没跟你们解释过吗？

德姆拉太太：这正是我责怪他们的地方，而且，在我的头脑里，我不想用种族主义这个字眼，可是……我觉得，反正有什么人不愿意外国人参加服务工作。这个想法虽然我不说，但还是在我头脑里。我这么想，是因为有一次，就在这张桌子旁边，我跟镇政府的一个顾问谈话，我一直觉得他是朋友，他说什么：“无论如何，我不希望把位置……一个行政部门的位置，交给一个外国人。”我于是说：“不，您听好……”

德姆拉先生：跟另外那个不愿意我们领取家庭补贴的人一样。

德姆拉太太：正是，我于是问他：“那是为什么？”

德姆拉先生：外国人为什么能够领取家庭补贴？原因他并不知道。

德姆拉太太：被找去做这个工作以前，我并没有向镇政府提出过申请，因为那个时候，人们都知道我这个人到处跑，那一年气温特别高，是1976年吧？1976年……保洁女工全都病倒了，她们受不了高温，还有两个人动了胆囊手术……我接到一个电话，那时候我打算出去工作，是一个学校保洁女工打来的，我不认识她。我就说：“行，我去干几个小时，帮帮忙吧……”接下来，镇政府就把我留下了。所以说，您看，我连申请都没提交过，对吧？那阵子，我不是没活儿干，不是没有，时不时找上门来，都招架不过来了。这不，后来就把我留下了。再后来，有一位顾问对我说：“我希望这个工作留给法国人做。”这不行……这件事让我头脑里有个想法，那个家伙的名字我可以告诉您，不过……

德姆拉先生：别说，别说出来。

德姆拉太太：我于是问他：“那是为什么？”我还跟他争辩了一通，说：“嘿！怎么说呢？我们跟别人一样纳税呀，一切开支我们都有份啊。”再说，我本人从来没有享受过社会救助，直到今天还是如此，更别说那个时期，当时我本来应该享受的。这一点就行了，我再也受不了了。我说的是当初，我告诉他：“您听好，我像别人一样工作，这份工作是他们建议我去做的，我感到孩子们开始长大，我不出去收拾打扫，他们也能生活下去，我们的处境稳定得多了。”（……）

德姆拉太太：错误啊，严重错误。

德姆拉太太：我于是就接受了。他说：“不不，我跟您直说吧，这些活儿不应该交给外国人，我希望留给法国人干。”镇政府的各个部门里有外国人，不过都入籍了。（……）我也申请了入籍，然后，不知道哪个层次缺了点什么……我就没再去管它，也不知道会生一场大病，再说，那些法律我都不了解，要是早知道，我就会启动国籍申请了。（……）L太太我当初觉得是个好人，现在有那么点……有点怀疑了，（……）她对我说：“德姆拉太太，您来一趟吧，我要见见您，谈谈您的工作问题，您生病两年了，到了第三年头上，我们就必须给您推荐一个半职的工作，要么就得……”可是没有人动弹！我要是知道，早就……我还是去见了她，我说：“L太太，您还是去问问顾问或者镇长，看看有没有半职工作给我吧。”早知道事情会是这样，我就会说点什么。

德姆拉先生：她留下了，被解雇了。她去过镇议会，他们知道，不出两三个月，她就会被解雇。

德姆拉太太：今年五月。

德姆拉太太：您看到事情的经过了吧？［提高嗓门］必须去找，去找！

必须弄清楚，他们是愿意我们融入社会呢，还是要我们撒谎、造假……

德姆拉太太：这就是说，我和我丈夫失去了好多好多工资，因为生病以后的两个月，工厂发工资的时候，拿掉了奖金。可是第三个月，他拿到四千法郎，我什么也没有，只拿到107法郎，这样一来，我们就接不上了，一张一千一百多法郎的水费账单。于是，您知道，我当时很生气，就写了一封信，拿去给镇长看，信里说：“破天荒头一次，我要申请救助，因为我无法应付病后的开支和镇政府的疏忽；其次，我丈夫刚刚出了事故——这事无人不晓——我无力偿付……因此请求社会救助局帮我付清这张账单。”一个月过后，税务官给我寄来了通知。一个星期五，我给镇政府打电话，说：“我要跟镇长先生说话。”人家说：“不行，他不在。”我：“太太，请问社会扶助办公室谁管？”“是我啊，A太太。”我就问：“那么，A太太，我是德姆拉太太，至少一个半月以前，我给您送去了一封信，是为了一个申请……”她说：“是的，可是那个申请没批准！”“凭什么？我就不值得你们回复一下？这个镇政府是怎么搞的？申请被拒，这个您是知道的，你们连个回复也不给。”她说：“那您来一趟，见见X先生吧。”那个人是管不知什么技术的，我就说：“我跟他说不着，我要见的是镇长先生。”我去了镇政府，没跟我丈夫提一个字，我进去就说：“镇长先生，我来见您。”他说：“A太太已经跟我说了，您的账单会付清的。”那位镇长，我对他有点意见，因为我丈夫每天帮助他打理足球俱乐部，连星期天都搭进去了。那是我那心肝儿的一切，他的全部。可是，他出事以后，镇长连个电话也没打过。当时，曾经有……镇警察局，一块踢球的伙伴，他们一听到救护车的警笛就都来了，都知道准是他。都是朋友，都来了。还有其他人，镇议会的，他们20号那天知道我提出了申请，他们提到了我们付不起账单。于是，第二天，那是个星期六，镇议会的议员都给我们打电话，告诉我们：“这个太不像话了。你们遇到的事我们刚刚得知，我们一直不知道，那好吧……你有什么需要就提出来好了。”

［议论了一番镇议会。］

德姆拉太太：三年前，我生病的时候，镇长给我打过电话，说：“德姆拉太太，这个事现在很棘手，我们正在领圣体呢。”那是在五月里，所以“人们都很忙，法国人说得接待客人……我这儿忙得不可开交，还不知道安排他们去哪儿睡觉呢”。我说：“镇长先生，您希望我做什么，尽管说。跟以往一样，我可以接待两个人吃饭，可以安排单身的在我家睡觉。”他说：“那太好了，您人真好。”我不愿意把这些事都摊在桌面上，可是我觉得，有一天我得跟他说说，因为，直到今天，他有需要的时候，他心里很清楚，那些一向配合他的人还会挺身而出。不过，为了不使我们的生活面临险境，他得告知议员们和做出一些必要的安排……因为，您知道，我的住房之所以还没有被没收，我告诉您是什么原因吧：因为我的孩子们一直是……用葡萄牙语养大的，他们给了我们钱。因为我们的房子……一个时期里没付钱，还有汽车贷款，现在还清了。

［…………］

德姆拉太太：这不是盯住别人不放，我也不认为人人都是种族主义者，我是冲着法国行政部门来的。

德姆拉先生：您知道，有时候我会暗琢磨，为什么要融入社会？他们是对的。我呢，本来应该做的，是在这儿靠救助过日子，尽量搜刮，再寄往葡萄牙。这边吃救助，那边发点财？不不，这不是发疯吗？！必须弄清楚，他们是愿意我们融入社会呢，还是要我们撒谎、造假、钻法律的空子？不，这不行，我们既有权利，也有义务。那么好，既然我承担义务，你就该把权利还给我。这个才是让我气愤不平的。（……）因为我属于家庭，一切都运转得不错，都很好，可是一旦你掉进粪坑里，就一个人都不见了。有权利也没用。

1990年12月

注释

[1]原文如此。——译者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