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移除书签水仙街
这里的房屋是各式建筑的混合，官方最初的叫法是“城镇化重点区域”（ZUP），后来，“街区社会发展计划”（DSQ）运作部门的负责人改用了一个好听一点的名字——“圣马丁谷”，以便给准备翻修的街区“改变一下形象”。过去，圣马丁山的脚下及其罗马式教堂一带都是农田，似乎由于一种积淀作用，这个住房混合体跟这里的居民一样，都带有先后施行的工业政策遗留的显著痕迹。20世纪90年代初，15层的塔楼被拆除，如今只剩下几栋一字排开的住宅，居住着“拥有房产权”的符合资格的冶金工人的家庭，包括工人、包工队长和领班。以阿尔及利亚人为主，这些人大多来自国外。随着冶金工业的几次“结构重组”，这一带近半人口处于失业或提前退休的状态。
勒布隆先生和阿梅兹亚尼先生在水仙街两侧相对而居。这条宽阔的大街没有树木，街道两旁的每个小房子都有一个狭窄的小花园（4平方米），低矮的围墙下常见碎纸片、旧玩具和丢弃的炊具。车库在房子的底层，上面是一套带洗衣间和卫生间的三居室住房，上楼得爬光秃秃的水泥板楼梯，很陡。阿梅兹亚尼先生的家就是如此：除了几块抹布充当的脚垫以外，楼梯上没有任何铺垫。
只有当孩子们出门上学时，水仙街才变成一个玩耍的天地。也许因为通常使街市热闹起来的商家——肉铺、面包房、杂货店、咖啡馆、报刊亭、烟酒店——这里一家也没有，空寂的街道令人很自然地联想到“沙漠”。自工厂关闭、房屋拆迁以来，谈到这里的景象，当地人常说，空荡荡的，什么也没剩下，更别说景观了。
水仙街的居民很像一个劫后余生的群体，这一点他们自己也很明白。消失的工厂是他们的全部生存理由。他们往往在14岁时获得学校毕业证书，然后踏着父辈的脚印走进工厂，而且很自然地期待自己的子女也走这条路。他们竭力延续着过去和工友的天地，尽量利用一切机会重聚于咖啡馆或者超市，尽管后者和他们的住处之间隔着一条高速公路。他们一聊就是一个上午，谈论最多的是未来，即过去的延续和理由，以及如今被迫延长就学时间的子女的前途，因为中学虽然能够把孩子们从工厂引开，可是除了贬值的证书以外，大多给不了别的什么——在这个危机重重的地区，这往往意味着失业。
在一位远亲的推荐下，勒布隆夫妇同意和我们见面。这天上午，勒布隆先生休息，女儿也都上学去了。听到汽车声，他没等我们下车就打开了底层的楼门。勒布隆太太没有立即下来，不过很快就出现在楼梯口。两人的衣着很精心。丈夫穿着一件格子衬衫，妻子身着碎花连衣裙，发型做得有点不自然，好像要共同面对一场考验。他们以夫妇的身份接待我们，神情不太自然，明显地因对方在场感到放心一些。两人显得怯生生的，对于我们究竟想要什么，心里没底（他们最后问道：“这些话你们打算怎么用？”）。跟我们一样，俩人躲在这种场合常说的客套话后面。除了去厨房端来咖啡以外（咖啡早已煮好，她从餐具柜里拿来瓷杯），妻子紧挨着丈夫，寸步不离。我们提出是否个别谈谈，她显得有点不乐意。丈夫用眼色示意她加入谈话，她一开口便寻求他的赞许。丈夫表情严肃地颔首，但是不插话，似乎顾及礼貌。
餐厅面积几乎有多一半被一张大餐桌占去，我们在餐桌两侧面对面落座。这里显然是家居生活的中心。女儿们在上面做功课，母亲在桌旁缝纫或者编织（书架上留有一件针织物，还有纸张、女儿的笔记本和等着裁短的牛仔裤）。这块小天地温馨而封闭，自成一统。餐具柜被用心地揩拭得一尘不染，上面摆着女儿的相片，大女儿的毕业证书围绕着一些小摆件，她的书架上也点缀着小摆件和相片，还有三排普及读物；沙发上摆满颜色鲜艳的靠垫，电视机前放着葱绿的植物，细心照料下的小狗和笑靥迎人的勒布隆夫妇一样讨人喜爱。不过，说起一些邻里问题，夫妇俩脸上掠过一丝忧虑。在这条街上，他们属于最后几个本土法国人家庭。谈话到最后，勒布隆太太说：“您知道，我们这个小地方，如果掰着手指头算一算，只有七个法国人，七个而已！因为，街对面那边全是小房子，那一边……”她接着说，“唉，您瞧，我根本就不怎么出门。”
这仅仅是当地冶金企业总体衰落、个人走下坡路的迹象之一，无疑最令人难过。似有神灵相助，勒布隆先生幸运地躲过了解雇大潮（“解雇”是一个人们忌用的字眼：“冶金工业重组”的负责人管它叫“根据社会计划撤减岗位”），保住了金属制品质量检查员的职位。他向我们描述了一些逐渐积累的迹象，以此来说明工作环境越来越差：工资减少了30%～40%（自从他不再连续上班起，包括周末值班）。班组减员，有时甚至只剩下一半，他所在的班组从九个人减少到四个人。部分班组成员的资质越来越差（有些老工人退休前得重新安置），或者徒有其表地返聘。生产反倒没有停滞，甚至增加了。加强了检查和监控，以减少包括病假缺勤造成的损失（“我们不能生病，没人顶替”“如今生病得批准……”“厂里有人的脚或者胳膊骨折了，厂里就派一辆车，每天到家里载他去上班”）。工会削弱了，特别是很难动员那些心灰意冷然而庆幸有工作可做的人（“他们总是跟我唠叨：‘你还有份工呢，你算走运的啦’……嗯，好了，这就是人家的评价——‘算是走运的，有工可做’。我已经七年没休病假了。九月份我得了肠炎，歇工，在家整整歇了九天。一回厂干活，头头就把我叫过去，工程师还说我不诚实。过后他们才问我得了什么病”）。还有，他们不招聘年轻人。这说明企业生产的周转，连带家庭的周转都中断了：“有年轻人进厂吗？”“目前没有。不是不想招些新人，而是……尤其从年龄分布来看，在我们隆维（Longwy）这个地方，居民老龄化很厉害。因此，工会想方设法打发50岁到55岁的工人回家，好让年轻人进来。”
再生产的危机波及学校，这无疑是一个令人忧心的大问题。我们的谈话总是很自然地回到这上面来，不是谈工厂状况，就是谈两个女儿的求学问题：大女儿想当护士，因为她“特别喜欢小孩”（“你要是让她照管一群小孩，她会照管得很好，这事她喜欢”）。小女儿正处在“过渡阶段”，读四年级，今后也会高高兴兴地上初中；她已经学会了择青菜，给幼儿园的孩子们做蛋糕和摊煎饼。我们问起，年轻人为什么对工厂的工作不感兴趣（“我们那阵子也许不像如今的年轻人这么难伺候”），他们首先提到学校，以及学校给孩子们灌输的过于明确和偏专的期待：“学校教得东西太多，孩子们脑袋塞得太满。还说什么，现在你学哪一行，将来就能做哪一行。孩子们拿到专科技能证书（CAP）[1]，出去也没用，因为即使能凑合找到一份工作，他们也不会干，他们会觉得学非所用。我觉得这得怪学校。”不过，他也注意到，很多家长“祈求上帝开恩，让孩子在学校多待一阵子”，这正是孩子们的愿望，他们才不愿意听家长唠叨工厂长工厂短。例如，勒布隆先生饶有兴致地提到一位同事的儿子：烹饪技能证书已经到手，正在准备理工科高中毕业会考（BAC）[2]，可是他想上调酒技师学校。孩子们都说：“只要人在学校，我就没失业。”勒布隆先生认为，“这么说让人觉得有点遗憾，可是情况确实如此”。打算当护士的女儿“还得读七年书”，他觉得这是很自然的事。
不过，他把他这一辈人（他今年四十岁出头）和下一代的不同表达得很清楚。学校对他们这辈人的作用不大。小学最后一年他没怎么上（老师跟父亲吵过架之后，就把他打发到教室最后一排去了），毕业证书也是勉强拿到的（他笑着说，他的考试卷上有52处拼写错误）。因此，很自然，14岁那年，他改弦更张，参加了父亲工作的工厂开办的一个培训班，两年后干起了父亲的行当，不过是在另一家工厂。后来，不知不觉地，特别是通过“参观”一些车间和工地——为培训生参观特意打扫过——他发现了工厂的真正天地，尽管通过父亲的言谈和许多熟人，他早已略知一二：“我们去了工厂的工地，我发现在很多地方，工人们偏偏都不是那么……我们参观了高炉、钢厂，那些地方原来不是……让我大吃一惊，我看见炼焦厂、焦化炉，工人们一干就是八个钟头，真有点……”当他讲述工厂劳动的年代时，从语调的变化和眼神里，特别是从几次沉默里，不难看出难以言表的可怕体验（以上引用的三句话他都没有说完，似乎由于难言而卡住了）。这说明初次接触工厂对他的震动有多么大，虽然他事先不无准备，而且抱着一种认命的心态。
经过“放羊式”的培训阶段，实习结束时却什么头衔也没有：“我什么文凭也没有，两手空空；反正金属结构质检员的技能证书也没有什么用处。”结婚那年，别人提醒他，应当考一张专科技能证书，可是，他不久就在代数阶段中止了学习，他只学到分数阶段。如今回想起来，跟能够从实践中学到的相比，他不认为一通纯理论的培训能给他带来什么益处，哪怕是物理学和化学：“铆足劲干就是了，铆足劲……”“干起来才知道，如果碳含量太高，锰含量太高，钢板就会变成什么样子；硫一多，结构就变。就是这样。这么说吧，这些知识都来自实干。”这是他描绘的一幅自画像，无暇多想，毫不造作。他这样对比从校门出来的工人和经过旧式训练的工人：“是啊，他们有文凭，有技术，可是缺乏实践，如今工厂缺的就是这个，有实际经验的工人奇缺，了解设备的工人奇缺。我总是说，从前我们有个老家伙，熟悉设备。有人告诉他，生产线的一头有毛病，他过来看了一眼就走了，来回看过两次，回来时说：‘毛病出在罩子上，就在那一头。’这家伙从来没看走眼。如今呢，出了毛病，问题来了，这边找找，那边找找，就算找到了，也不知道病根在哪儿，没有明白人了。”这种连续性的好处，这种岗位内部的完美调节，通过自纠用词，他用一句话就说明了其两面性。言语中既有自豪感，也有对大势所趋的彻底顺从：“问题就在这儿：我们这些从培训中心出来的人，很幸运——也是不幸——我们对工厂还是熟悉的。”
与宗教传统甚至生活方式相比，这是一种对于工业秩序连同对于社会秩序的深刻的归属感，它也许能够更好地说明勒布隆先生跟阿梅兹亚尼先生的不同。阿梅兹亚尼先生是阿尔及利亚裔工人，80年代的解雇大潮把他抛进了失业大军。他家位于水仙街对面稍高处［勒布隆先生顺带提到搬入这个街区的来由：一家邻居正要搬走，全靠行政上级过问，他从廉租房协会下属的家庭公寓（la Familiale）得到了住房调换权，拿来置换的是自己结婚住的房子。那是当年篮球俱乐部主任帮忙分到的——他那时担任篮球裁判员，这个职务使他在街区乃至本地的年轻人当中颇有声望。他也是学校家长会的成员，这令他几乎无人不晓。他也参加工会活动。从那以后，虽然没有担任别的社会职务，但是20世纪70年代他仍然全力以赴地参加了反对冶金工业疏散政策的斗争］。勒布隆跟阿梅兹亚尼两位先生之间，两个家庭之间，乃至两家住房之间的不同恰好反映了无产者和失业工人的差别（阿梅兹亚尼的住房看起来冷冰冰、光秃秃的，人造革长沙发没有靠垫，廉价壁毯上绘有清真寺图案，茶几是铸铁的）。无产者已经没落，或者说走下坡路了，收入减少，不过还算稳定，家庭收支正常，前途多少有一点保障。失业工人则失去任何保护和保障，沦为赤贫：穷蹙，杂乱无章，绞尽脑汁地唯求苟活，一切将就凑合，过一天算一天，房租交不上，债务还不清。
阿梅兹亚尼先生1960年来到法国，先后在几家企业工作过。在第一个地方干了六个月，换了个地方又干了两个星期（“老板太凶，我主动辞职了”），第三个地方干了一个半月。就这样，换个地方接着干，每个地方他都被分派从事最繁重的工作，薪资微薄。1962年12月，隆维的一家企业雇用了他，这一干就是22年，中间只中断过两年［因为回阿尔及利亚休假四个月，在马赛工作过两个月，后来到过尚贝利（Chambéry），最终回到隆维的这家企业。这是虞兹诺钢铁公司[3]的一个分厂，专门利用钢材下脚料制造建筑材料。厂里为他保留了搬运司机的职位，通过他在厂里工作的一位表兄把他召了回来］。他于1984年遭到解雇。由于享受不了退休待遇（未满50岁），他在上萨瓦省（Haute-Savoie）又找了一份工作，仍然通过一位表兄的介绍，但是工资低，饱受盘剥（每天工作九个小时，月薪3 600法郎），所以只干了三个月就重返隆维。1989年，他参加了六个月的涂漆和铺设地砖的培训，也学习阅读和写字（他很遗憾自己一直是个半文盲，法语也说得不好）。不久，他再度失业，直到在“共济职业合同”[4]的一个分支机构找到了一份半职工作。这样他每个月能挣3 900法郎，外加700法郎的工商就业协会[5]的失业补贴。这些收入的多一半必须用于固定开销：1 400法郎的房租（月租2 400法郎，减去1 000法郎的个人住房补贴[6]），500法郎的地方税，还有水电气的费用等等。
按照每个月最多1 500法郎计算，这是他养活六口之家的钱。他有四个子女（妻子1981年带着两个孩子来法国团聚，来后又生了两个）。这不包括数额可观的各种债务，以及随之而来的官司：燃气官司、房租官司（他认为他欠家庭公寓200万旧法郎[7]，不过，一位协助他接受访谈的朋友认为他被人忽悠了）、国营铁路公司的官司（“去年帮我老婆打了一场官司。她把2 000法郎的火车票弄丢了，后来变成了2 200法郎。我现在得缴钱”）、医院的官司（“也是2 000法郎，顶多3 000”）等等。他于是陷入接二连三的困境难以脱身。他估计欠债共达100万到120万旧法郎。没法一下子付清（“……那样一来，家里人吃什么，吃什么？”）。他想方设法地“慢慢偿还”，今天还100还50法郎，明天还200法郎，“缓和一下”。不过，他仍然得苦苦挣扎，把收入掰开揉碎，否则就去不成爱心餐馆[8]了。
他的合同7月15日到期。之后能做什么，他不知道。“唉！不知道，不知道下一步做什么。受够了。我得走。受够了就一走了之。就是这么回事。真的。怎么会这样呢？我挣四块，丢八块。这可怎么办？”可是，他真的能像他和妻子所希望的那样，返回阿尔及利亚吗？实际上，虽然他多次强调相反的意愿，反复说他“不怕回去”，说他在那边有一所房子，一块田地（“我老婆可以抄起铁锹，翻耕园子，我可以在屋后种点啥”），可是他心里很清楚，从各方面来说，自己都被“卡在这儿了”：去那边找工作已经太迟，况且会失去凭失业领到的微薄救济。他的邻居也是阿尔及利亚人，这次访谈也过来帮忙，他对这种局面的概括是“我们这些人如今跟当年的黑脚丫[9]一样，两头不是人：那边不算阿尔及利亚人，这边不算法国人”。
问起邻居（按照他的理解，这是指法国人）以及跟邻居的关系时，他的回答跟勒布隆先生一样：出于各种不同的理由，他大概既不能说好，也不能说坏，他把这种关系说成没啥关系，不好也不坏，也就是说，只是“打个招呼”而已。笔者60年代在阿尔及利亚采访过一些工人和雇员，那时问候语被用来概括和代表缺少人情味的工作关系。我们在谈话中也提到了阿梅兹亚尼先生最终返回原籍阿尔及利亚的可能性，他显得对这个话题很敏感。看来，对于那些指责他们抢法国人饭碗，最好打道回府的人，他很在意那些人表现出的攻击性。
勒布隆先生当然不属于这种情况。他说他尊重阿尔及利亚人，也同样希望得到他们的尊重。我们可以相信这个说法。可是，当提到邻里关系以及在这个街区生活的难处时，他妻子的神情和动作——不时紧闭嘴唇，眼球朝天翻转——表明不便把心里话和盘托出。她还忙不迭地告知，她从来不出门，邻里来往减至最低。勒布隆先生本人则用强调的语气，举出在校学生中移民子女的极高比例（他认为占80%，然而1988年，在全部651名小学生当中，“只有”224个阿尔及利亚人和144个摩洛哥人；在全部463名初中学生当中，有260个外国人）。对于当地中学辅导员的难处，他因参加家长会而有切实的了解。他对阿尔及利亚同事持保留态度（“倒是遇见过一个好人，必须承认，他在阿拉伯人里算是不错的”），对于各种斋月期间的优待表示不满。所有这一切都说明，日常共处正在严厉地考验他们从教育和政治活动中接受的国际主义和反种族主义的传统和信念，尽管官方对种族歧视和社会偏见的谴责加强了这些传统和信念（从另外一些无话不谈、无所顾忌的更私密的关系中搜集的证言也可以证实这一点。例如，一位社会党活跃人物说她忍受不了公寓里的喧闹和气味，特别是夏天和节假日更是躲也躲不开；出于同样理由，一对曾经活跃的法共党员老夫妇信心尽失，不得不悻然搬走了）。
勒布隆先生显然竭力包容，或者用一个更好也更直接的说法，尽力理解（他多次说“我为他们设身处地着想”）。如果认为这是为了迁就访谈的礼貌和官方的价值观，那无疑是完全错误的。可是，我们也必须注意到，他说斋月期间对他来说非常“可怖”：“哎哟哟！真可怕，我得说，真恐怖，嗯……不错，大人白天睡觉，倒是挺安静的，小孩就不一样了，上街喧哗，你只好听他们漫天价倾诉苦水……还有，他们的一天从晚上10点开始，正是咱们上床睡觉的时候。唉，说真的，那个吵嚷啊，你不听也得听……”我们还注意到，他对移民是区别看待的（“阿尔及利亚人”和“摩洛哥人”被放在一起另作别论，不过他随即提醒说：“我们跟葡萄牙人和意大利人也有同样的问题。”他还说，街区里的很多难题可以归咎于唯一的一家法国人），区分的根据是能否适应法国的生活方式。他认为，衡量这种适应能力要看“孩子们的举止做派”在多大程度上“跟法国人一样”。
的确，吵闹，斗殴，损害或破坏公共财产是同居一地带来的令人最难忍受的后果，这些都可以算在那些家庭拮据或陷入穷困的少年儿童的头上，尤其在学校里，这些孩子永远摆脱不了失败和耻辱（651名小学生里有240人，463名中学生里有274人得留级一年甚至更久），有时甚至完全脱离家庭的管控，阿梅兹亚尼先生的两个年龄较大的儿子就是如此。这一点一眼就能看出：当母亲短暂现身，端上茶饮的时候，一个儿子出现在门口，带着嘲讽的表情，貌似有侵略性（大概就是那个用足球砸女老师的儿子，父亲为此被罚款200法郎）。父亲在谈话过程中一直把幼女温情地搂在怀里。特别是谈到儿子的时候，他的语气看似冷漠，甚至有些愤怒，实际上不难察觉一种掩藏得更深的绝望：“唉，我可管不了别人……［自己的儿子好像是外人］为什么要管呢？（……）反正他们不听我的。不听……也好……”他的邻居纠正说：“他们把自己管得挺好，就是不愿意听话……”在某种意义上，他把失望的心情转移到了年轻人身上。不过，目前他对他们没有过多的抱怨（“唉！眼下还行，直到他们12岁，15岁以前还行；以后嘛，我就不知道了，因为他们全都是一个样”）。
他们也将脱离控制，他已经预见到这个时刻，像他的儿子一样（他大概在转述儿子的想法），也就是离开学校以后，他们会发现，无论是否工作过，出路永远都是一样的（“到头来你什么也找不着，什么也找不着！不管他们工作好坏，总之是一档子事……”）。勒布隆先生认为，同居一地的主要问题是马格里布人的家庭权威产生了危机。他觉得这个说法不无道理，并竭力为移民子女的叛逆行为设想一种解释或者辩解。他举出学校，或者更准确地说，学业受挫的失落感，或者文凭持有者在劳务市场受挫后的失落感。因此，应当注意他在这次采访最后所说：这是一种宿命，就业不足的宿命，落在学业受挫加上种族歧视的双料牺牲品身上。只有彻底消除这种宿命，这条名叫“圣马丁谷”的街道才配得上“水仙”的名字，这个名字是当年几个负责“街区社会发展计划”的技术官僚给起的，起得有点欠妥。
两个工人家庭
采访者：皮埃尔·布尔迪厄、罗兹妮·克里斯坦
“我们在一起生活”
［谈话从两个女儿开始，她们的照片摆在餐具桌上。］
——你们的大女儿是护士……小女儿呢……
勒布隆先生：她还不知道想干什么。
——刚14岁就……
勒布隆先生：不管别人问她“你想玩布娃娃吗？”还是“你想当大夫吗？”，她的回答都是“想啊”。这可是个大问题。
——她一直在这儿上学吗？
勒布隆太太：是的，一直在那个高中。
勒布隆先生：是这儿的初中。
——上几年级？
勒布隆先生：职业预科班[10]，过渡班，说是为了他们以后上技术方向的四年级做准备，或者考专科技能证书的四年级，现在要看他们怎样加强……
——她清楚自己想干什么吗，还是不太清楚？
勒布隆先生：这个嘛，上幼儿园，择菜（……）她挺喜欢那些活儿，在学校也做点蛋糕什么的，反正她挺喜欢……
勒布隆太太：对，干得蛮不错。
勒布隆先生：这方面她还行！总之，我得说，她今年上学还是挺高兴的。
——以前不太喜欢上学吗？
勒布隆太太：不怎么喜欢。
勒布隆先生：以前，有几门课她不怎么跟得上，就放弃了……还是去学校，还是去……老师也说，她今年好多了……以前不行，自我感觉不好，以前就是那副样子。
——是听不懂还是不喜欢？
勒布隆太太：是有些东西没弄懂，可是不敢问老师，所以老是那个样子，不懂，没弄懂。别人告诉她：“你倒是问问老师啊。”……
［…………］
——她现在挺喜欢自己正在做的事，是吧？
勒布隆太太：是啊，现在喜欢了。择择青菜什么的。今天是给孩子们摊煎饼。她喜欢干这个，对。
——这样就能往获得专科技能证书的方向走，对吧？
勒布隆太太：是的，烹饪之类的文凭。
勒布隆先生：对对，怎么称呼来着？嘿嘿，我忘了……
——这方面有工作可找，不过还不知道……
勒布隆先生：唉，工作！［笑］，职业介绍所看起来有的是，但实际上没有多少。工作啊，工作！有一阵子确实不少，如今呢？你能看见的，哪儿都是一样。不少企业起来了，可是刚起来就倒了，那么就弄出工作来啦？没错，照隆维镇的统计，他们镇政府搞出一张创造就业的统计表。就业机会倒是有过，可是实际上什么也没创造出来：改个名字，一个企业就建立了，是啊，名字改了嘛。小企业兴办得不少，可是倒闭的也多。很可惜。
［…………］
——是啊，还有年轻人既然上了学，在好多地方，他们就没心思去工厂了，这成了一个问题。
勒布隆先生：问题就在这儿：我们这些从培训中心出来的人，甭管是好是坏，我们对工厂还是熟悉的。因为我们去过，能进去，我们去参观过……
——当作一种过渡，是吧……
勒布隆先生：……我们去看过，呣，准备考专科技能证书的人，根据分科，都会去看看他们照理应该去的部门，所以，他们能看到以后工作的地方是什么样子。如今的年轻人呢，出了学校，教给他们的东西都白费了……
——是啊，上学上到16岁，然后就……
勒布隆先生：然后再上别的学校，呣，去别的学校，等他们一到工作部门……我必须说，如今来这儿的人，来这儿的年轻人，也许在技术上、理论上更行，可是一到实践，一切还得从头学起。
——眼下他们有什么出路？你们同事之间总会谈论这个吧？
勒布隆先生：他们只求上帝开恩，让孩子们在学校能待多久就待多久。这么说不太好听，可是事情就是如此。我有一个同事，有个儿子，已经考下一张烹饪专科的技能证书，正在准备技工类高中毕业会考，可是现在他想回学校去，本来今年得参加专科中学毕业会考，技术类业士学位，可是现在他想再学一个培训调酒师，因为没有位置啊……
——那跟他学过的东西毫无关系吧？
勒布隆先生：八竿子打不着。可是，我得告诉您，他不愿意白学一场，他不想失业！
——这就是说，什么都行，是吧……就是不想进工厂？
勒布隆先生：没这个心思，别跟他提工厂，反正他学的东西跟工厂没关系，可是他有过在那个地方实习的机会，去看看是怎么回事，后来他发现了一个调酒师学校，唔，然后也许再去上什么学。只要上学，那就像他自己说的“只要人在学校，我就没失业”，就可以去酒店工作，也能办自己的企业，开自己的饭馆，就是缺资金……
——是这样，得有资金才行……
勒布隆先生：……资金他没有，父母也没钱给他投资，他就说：“我先去随便哪个服务机构实习一通吧”……
——可是，怎么着手呢？投资可得一大笔钱呢，他怎么办……？打零工吗？
勒布隆先生：可以说，那些在酒店工作的人跟他一样，差不多每个周末都得工作。唔，他们周末自己安排得很好，不是去酒店就是餐馆打工。要么就像他那样，至少会做饭，对吧，他就做饭呗……
——这就是了，像他这样的还能自保，可是也有人……
勒布隆先生：有的人还做不到呢……
——我不明白，比如他们考下一个会计技能证书，那就得……
勒布隆先生：我不知道他们能不能做到，唔，不错，确实有什么夏令营一类的玩意儿。嗯，不错，是有训练，得拿一个“辅导员能力证书”[11]，如今这样一个证书得花1 800法郎呢。
勒布隆太太：1 800块……这个钱我们倒是愿意给大闺女花，她倒是愿意……
勒布隆先生：她想做什么？
勒布隆太太：假期干点夏令营什么的工作，可是得拿到“辅导员能力证书”呀，不满17岁还不行呢，那就……
勒布隆先生：看来她跟小孩子们的关系很不错……
勒布隆太太：她喜欢小孩，也就是说，你要是让她照管一群小孩，她会照管得很好，这事她喜欢。那么……不过，反正是一样，非得满17岁不可，拿到了挺好，拿不到呢，那就把钱给……
勒布隆先生：还有，这是第一张证书，然后还会有……如果她愿意接着做下去，还得再拿下两份证书才……
——她想当护士，对吧？
勒布隆太太：对，这个她还行，她学了不少东西，对付得不错。
——有一个会考吧？怎么报考我记不得了……
勒布隆太太：是的，然后得通过几场入学会考。再上七年学，我想她还会有……
勒布隆先生：最少七年，加上已经学过的专业课……
［…………］
——假如现在被辞退，你们能马上出去找一份工作吗，找得到吗？
勒布隆先生：不行！照目前这个局面，我得说，行不通的，因为人家总是要年轻人，还得有经验。
刚满50岁，就叫你走人
——正是如此，看来绝无可能了！
勒布隆先生：您到处看看吧：年轻，有经验。那好，我要说，像我这样的，我上门跟人家说，我也许属于有经验的，可是已经过了40岁……
［…………］
——正像常言说的，什么都要，可是什么代价都不想付出……
勒布隆先生：有时候，我们开玩笑，说找到了一些年龄在20 到25岁之间，有五年资历、五年工作经验的25岁的年轻人，这个我倒是想见识见识，这种人可不是满街跑的哟！好嘛，可是问题是一到40岁，不管你想去什么地方……不是说再也没人要了，而是……
——是的，或者说，有那么多提前退休的人……看来这对一些人很难，是这样，不少人很难应付……
勒布隆先生：是的，很多人很难接受，而且您得设身处地为他们想想。没错，有的人一夜之间就……总之，很难接受，比如50岁走人，50岁被赶出大门，没错，这些人14岁进厂，甚至还早，因为那时候有……对，有这种事。刚满50岁，人家就告诉你：“你走吧，这儿用不着你了。”因为有些人，你不得不告诉他们，厂里不需要他们了，其实是不得不让他们走人，因为……
——即使有一笔不错的退休金，也……
勒布隆先生：是啊，就算有这个也……因为他们不是两手空空地走人，先走的不算太可怜，后走的钱就少多了，不过也不是那么凄惨，不应该……
——那是什么原因呢，工作吗？
勒布隆先生：是他们的工作，走掉的那个家伙可以说在厂里干了一辈子，他有同一个部门，同一个车间的……
——伙伴……
勒布隆先生：对。而且是一夜之间的事，特别是人家一上来就说：“我们让你50岁退休，算是提前退休吧，因为要雇用年轻人了……”
——过后发现，情形并非如此……
勒布隆先生：那个家里有小孩子的家伙，他走得也许心甘情愿，可是过了一年，看到孩子还在家里待着没事做，于是，那些排在他后头的人就不愿意走了。摩洛哥人倒是很会安排，他们乐意退休，去摩洛哥待一阵子，回来时老了五六岁，然后又走了，可是……
——可是别人不这样……
勒布隆先生：说到底，我提到摩洛哥人，意思不是说他们都一模一样。有的——反正结果一样——你必须被赶走。不过，也有不少人利用这个机会，这几年更多了。他们看到退休在望，虽然还有四年可干，有的人六月就走了，七月休假归来，到了八月就大功告成：他们满50岁了。都有摩洛哥的文件，证明他们50足岁了。你还有啥可说的呢……？他们在那边出生，穷乡僻壤的……
——显然，户籍证明有点不那么……
勒布隆先生：出生于某月……这就行了，只写日子和月份，年份没人知道……嘿嘿！这个他们求之不得啊！剩下的人活该倒霉。不过，我得说，后来那些人……没错，退休没什么不好，可是……而且有些人，走是走了，可是在家里很不幸，照顾不了自己，什么也没得到……
勒布隆太太：是的，有这回事，凑合着过日子……
勒布隆先生：有些人在外头还有点事做，后来什么都不干了。
——撒手不干了……
勒布隆先生：虽然他们还属于工厂，可是从回家那天起，那些本来可以好好利用的关系，都被他们撤了梯子，撒手不管了。
——是啊，这些似乎造成了家庭不和睦，吵架，是吧？
勒布隆太太：夫妻之间的确有这种事……
——您一直住在这儿吗？这儿挺不错、挺舒服的……
勒布隆先生：可以说，我们结婚的那会儿，在一个水泥楼房里有一套公寓房，在街那头的水泥楼房上，可是对我来说，水泥楼房……
——您那时候租房住吗？
勒布隆先生：租啊，跟现在一样。可是我从来不习惯水泥楼房，反正一点都不喜欢，对水泥楼房没兴趣，我就自己想办法。好在楼只有五层，我必须说，我们在那里挺好的，不是那么……住处不错，挺安静，可是我自己想办法，想弄到一套独立的住房，总之人家叫独栋房的那种。遇到过好多挫折，用了好多办法，我拉上篮球俱乐部主任，因为我那时好像在E城俱乐部打球。我一边玩一边对他说：“给我弄一个独栋房吧，要不我就不来打球了。”是啊，有时候非得巴结巴结不可……最后我弄到了一套。
——而且楼下您还有一间车库呢……
勒布隆先生：楼下是有一间车库：车库，厨房，卧室；楼上有三间卧室。楼上三间还带卫生间。
——是您租住的……如果您不介意的话，每个月缴多少钱？
勒布隆先生：我不介意。目前月租是（……）1 900法郎。我有个人住房补贴，也就是1 600法郎的进账。
——您有个人住房补贴，挺不错……您的住房条件很好。
勒布隆先生：是不错，可是问题也出在这儿，只是什么都关张了。不错，小孩确实少了，我们这儿可是优先发展教育的地区呀。这儿的在校初中生里有80%是外国人。
——您说多少？
勒布隆先生：80%的外国人。
——是这样吗？我还不知道……是什么人，意大利人吗？
勒布隆先生：阿尔及利亚人、摩洛哥人、突尼斯人、葡萄牙人，我们这儿人口挺多……
——他们在哪儿工作？
勒布隆先生：……都是移民，都在工厂。总之，他们都在工厂，因为很不幸，如今要么很多人退休，要么好多年轻人失业，总之是失业……他们都说自己是失业者。那里头有不少帮派，好多呢……不过，我们毕竟不是要……
勒布隆太太：您知道，我们这个小地方，如果掰着手指头算一算，只有七个法国人，只有七个呀！因为，街对面，那些小房子，那边。（……）
——相处得还可以……？
勒布隆太太：这个嘛，您知道，我不怎么出门。
勒布隆先生：这儿挺安静，可以说非常安静，可是，没错，比有些时候要好得多……
勒布隆太太：那些时候很吵闹。不过，我是不出门的，除非……我待在家里，除了打声招呼，仅此而已。我不太喜欢这个，我这个人虽然不孤僻……可是不喜欢……
勒布隆先生：是的，或者说，她不喜欢有麻烦的地方，虽说去年挺安静，除了正逢斋月。
——哦，那是怎么回事？
勒布隆先生：哎哟哟！真可怕，我得说，好恐怖啊，对……不错，大人白天睡觉，倒是挺安静的，小孩就不一样了，上街喧哗，你只好听他们漫天价倾诉苦水……还有，对他们来说，一天从晚上10点开始，正是咱们上床睡觉的时候。唉，说真的，那个吵嚷啊，你不听也得听……
勒布隆太太：天气好的时候，孩子们都不在家。
勒布隆先生：都在外头，进学校跟进了地狱似的，因为小孩子白天上学，我觉得挺好，可是有时候，孩子们上学就是为了能睡觉。因为夜里……一个小孩子，晚上11点、12点还在外头，他们倒不觉得这有什么不合适。可是，一个小家伙困了，他们愣不让他上床睡觉，就因为大人们在吃东西，总得有过节的权利嘛……
勒布隆太太：还得大敞着窗户……
勒布隆先生：唉，小孩子在外头。一个小孩白天吵嚷要吃的，饿了，可是大人不给，孩子们在学校里不过斋月，也还是不给他们吃的，特别是到了斋月末尾，明白说不给。开头还行，头几天确实好过一点，可是到了最后，不吃不喝，大人自己肯定也有点扛不住了。于是，为他们着想，我给了一个小孩一点吃的，一小块面包罢了，给了一个小孩一小块面包，可是他却没有吃下去的权利。我同意这是一种权利，可是这种权利是因为他们非要它不可……
——其实他们大多数不过斋月吧？
勒布隆先生：正在消失，越来越多的人不过了……可以说，上年纪的才过。
——老年人，是这样的。
勒布隆先生：对年轻人来说，斋月正在消失，因为，呵，把斋嘛……
勒布隆太太：他们得上学……
勒布隆先生：是啊，斋月里他们做的事多了去了……这个我知道，因为有个小伙子，跟我们一块打篮球的，他在家把斋，跟我们赛球的时候，我们要吃个便饭，他也一块儿吃……没什么问题啊……说到底……我想说的是：您得知道，我一直不能容忍让这些家伙在厂里过斋月。这个事，我得这么说，我有20分钟吃饭时间，不离岗位。如果我用了半个钟头，那算是一种容忍，因为我的权利是20分钟。可是他们呢，斋月期间他们有两个20分钟：上夜班之前，他们有权10点钟吃一次；下班前，天亮之前，还可以吃一次。也就是说，允许他们吃两次，每次20分钟。我们这些可怜巴巴的法国人或者意大利人，反正是所有不过斋月的人吧，人家不管你干的活儿多重多累，还是别的什么，你只有20分钟吃饭时间。你得闭嘴，什么也别说。可是，斋月不是非过不可的呀，我必须说，不是非过不可的。我不懂，厂里医务室怎么会容忍这些玩意儿。因为那个小伙子夜里不吃东西，一点问题也没有；可我呢，高温下一干就是8个钟头，直到天亮，连杯水也喝不上。
——确实挺危险的。
勒布隆先生：从作业安全来说，这本来是不容许的。
——那当然。
勒布隆先生：那个小伙子还挺得住，可是哪个工友一旦出什么事，比方说有一天……掉进转炉里，就没人去捞他。倒在地上倒还不太严重，掉进转炉里可就没辙了。钢厂里毕竟还有一些人，他们在轧钢机上干活儿，如果掉进轧辊里，就非得被轧过去不可，怎么出得来？
——您的班组里有阿尔及利亚人吗？
勒布隆先生：现在没有。已经没有了。我倒是遇见过一个好人，必须承认，他在阿拉伯人里算是不错的，当只有他一个阿拉伯人的时候。没错，我们的食堂里已经出过好几桩事。因为……我们在一起生活……［笑声］这很正常。他们毕竟离开了自己的环境，离开了自己的地方，唔，是的，他们喜欢扎堆。我琢磨着，如果我去国外工作，遇上一个法国人，我照样会很乐于跟他搭讪，一起工作。
——是啊，总之，有法国人的时候，出于礼貌，应该聊聊……是的。那么年轻人呢，经常处于失业状态吗……？那些阿尔及利亚青年……
勒布隆先生：这些人可以说有两种，有一种……我得说，马格里布外国人，尤其是阿尔及利亚人和摩洛哥人，我都当他们是阿拉伯人，唔，这些人在这儿很高兴，他们会哭穷，等你给点帮助就安静下来了。可是，你身边还有一种人，很适应法国的生活，适应得很好，还要求自己的孩子举止做派跟法国人一样。问题就在这儿。我在体育场上遇到不少阿拉伯青年，倒是不比别的青年差；我说的是一些姑娘，她们不比别的姑娘差呀。有些家庭……
——没错，哪儿都会有……
勒布隆先生：学校里也一样，学校跟一些家庭有麻烦，反正这些家庭总是那几个。用不着烦恼，麻烦从幼儿园开始就没断过，不光是外国人，摩洛哥人、阿尔及利亚人，同样的问题我们跟葡萄牙人和意大利人也有。
——意大利人很久以来就……不是吗？
勒布隆先生：可不是，在这儿的那些人……其实，阿尔及利亚人也来了很久了，一个不常见的情形是，有那么一个时期，而且如今越来越少，那时很多人去阿尔及利亚娶媳妇，再把媳妇带回来。有一个时期还来过好多土耳其人，来的时候也不是十全十美，如今听不见大家谈论他们了。对于地方上，也就是我们这个城镇化重点地区，因为以前一直这么叫，我只有一条意见：地方上什么都没有为他们做过，因为把一切都……我是说，因为让这些人扎堆住。我们这儿有过一座塔楼，好么，光楼门就有四个……
勒布隆太太：五个。
勒布隆先生：对，五个楼门，其中两个根本没必要进去……
家庭公寓塞进去的人太多
——这事当真？
勒布隆先生：唉！进去不值得，不值得！那等于往刀口上送，让人家随便摆弄。为什么？因为那些人都住在一个公寓楼里，有的在阳台上养羊，卫生间里养兔子，顽固得很，你能拿他怎么办？家庭公寓是做什么的？把所有这些人都塞进去了，家庭公寓本来不应该这样，镇政府也不应该这么做！本来应该让这些人住得分散一点，习惯一下这儿的生活，他们不是已经离开穷乡僻壤了嘛！我这是为他们着想，一个小伙子来了，他以为这儿还是荒郊野外呢，想干什么就干什么。到了这儿，那好……那么干不行啊。这些人得训练，让他们学会社区生活。
——您刚才说的塔楼还在吗？
勒布隆太太：没了，拆了。
勒布隆先生：他们拆掉它，不是因为家庭公寓有太多地方需要修理，而是因为变得太危险了。［塞进去］好多人，如果要翻修，要搞点什么，那还得……还有水池子的问题，唉，有些人都……
勒布隆太太：塔楼没有了，他们就应该给我们建一个新的……
勒布隆先生：一个社会福利中心——围栏已经立起来了；等天气好一点，工程就会……
——女孩子在这个街区里没有危险吧？
勒布隆太太：没有，还好！
勒布隆先生：对，不比别的街区更危险……
勒布隆太太：不差，还好……她们一直在……
——主要是吵闹之类的问题……
勒布隆太太：我的两个闺女，这对她们没什么妨碍，已经有多少年了？多少……我们在这条街上已经住了14年了，来这儿的那年，我正怀着大闺女。对，是这样，她们在临街那个房间里睡觉。不错，夏天外头总是有小孩吵闹，吵归吵，可是不妨碍她们入睡……
勒布隆先生：是啊，这个像我，不怕吵，照睡不误……
——有没有小偷小摸？
勒布隆太太：没有，没有。
——没有。那就是说，只有吵闹让人觉得不便……
勒布隆太太：对对，就是这个。
勒布隆先生：总而言之，不比别处多。唉，受打扰的人不是没有，不过，得看是不是真的被打扰，我的意思是，得看是不是真的……
勒布隆太太：对，那还要看……
——人们跟你们说什么？
勒布隆先生：有人被偷了衣服，有人被扎了车胎，这些……唔，我倒是愿意相信，可是从来没见过警察来他们家呀，所以如果他们买了管用的保险，专项保险什么的，那么，什么偷汽车收音机啊，偷任何东西……
——是啊，可是这种事哪儿都有。
勒布隆太太：那边，这条街往下走那边，有几家法国人总抱怨有人偷东西，有人把他们的汽车轮胎扎破了，可从没见警察来过，再说这恐怕是他们自找的，对，没办法。
勒布隆先生：可这是真的，必须承认，他们把衣服烘干机放在门口，夜里把衣服忘在里头了，那就得说……
——引狼入室！
勒布隆太太：对。我可是随手关门，夜里衣服从来不留在外面。
勒布隆先生：我的车就停在外面，可是自从下坡那边隔两套房子的法国人来了以后，我才把车锁好，以前从来不上锁。车那时整天停在外头，从不上锁。我车里有文件，什么都在车里。从来没人拿走什么。我也把车停在体育馆外头，我可是每个礼拜都去呀，都不锁上，车里什么事都没发生过呀。也许这是一种办法……
——目的是看你这个人是怎么一回事……
勒布隆先生：……一种看别人怎么行事的办法是你不能让这些人觉得你怕他们。如果你让他们觉得你胆小，他们就会自觉了不起。这儿的孩子，从三岁幼童到大一点的，都想碰碰运气：自从搬来以后，我就在M城打球，已经打了六七年以上了。
——那么您是通过体育运动认识他们的，他们也尊重您。
勒布隆先生：我尊重他们，他们就没有理由不尊重我。
——正是这样。
勒布隆先生：不应该……只要在体育馆里，他们就没事，挺安静的。正像有个人说的，他们如果瞎嚷嚷，我就把他们赶出去。赶他们出去的时候，我告诉他们：“我的车就在外边；要是有人搞它，我会知道是谁干的。”因为，我们这儿太多人这么说：“就是那一个，就是那一个，可是我们不想闹到警察局去，因为害怕。”而我呢，我知道一个人被我赶出体育馆的那一天，如果我的车出点什么事，宪兵就会来。而且，我能说出是谁干的。也许不是那个人，可是警察会登他的门。我也会跟着去，即使不是他，他也得坦白是谁干的。不幸的是，这儿的警察什么事也不做。宪兵队和警察局都……两年前，这儿出过问题，是的，是跟老师过不去。我们基本上是靠自己解决的，自己去宪兵队和警察局。宪兵队说他们不管那一段，归警察局管。可是，警察局，说实话……
——你们没有跟学生的父母，跟家长会一道解决问题吗？
勒布隆先生：是在老师和家长之间解决的。
——是什么问题？
勒布隆先生：唉，学校里有人把老师的车胎给扎破了，把保险杠也弄坏了，往汽油里掺了糖，嘿！那可真是……有一天乱子闹大了，因为有一位老师出门，正好撞见一个小家伙。然后，这位老师做了一件本来不该做的事：他把一颗栗子塞进了那个孩子的鼻孔里［笑］。可是父母懂法律啊，他们来找老师算账，可是运气不好，事情不是在学校的围墙里头发生的，所以，根据国民教育部的规定，没人负责。他们就去告国民教育部，要求取消那个老师的执教权……他们这方面的信息不准确。
——老师是本地人吗？……还有小学老师，你们认识他们吗？
勒布隆先生：一部分老师是本地人。是这样，年轻的新老师，年轻的小学老师来了以后，就来这儿……
——对他们来说，开头比较困难，是吧？
勒布隆先生：他们会仔细观察，如果不是本地人，他们就只想一件事：离开这个地方。
——您认识他们吗？他们是本地人，本地人的子弟吧？
勒布隆先生：好多年轻人是……总之是本地出生的，留在这儿没走。或者是一些上了年纪的小学老师，当初实习就在这儿，可以说，职业生涯是在这儿过的。
——冶金工人子弟留下当中小学老师的，你们认识的多不多？
勒布隆先生：有是有，不多。
——是那些学习学得好的……
勒布隆先生：可以说，这儿有好多青年人从前当冶金工人，后来当了警察、宪兵，进了国民保安队[12]，总之是这一类的，他们抓住了机会……1968、1969年，国民保安队和警察招收了不少年轻人，都很年轻——我也不敢说全是年轻人，可是当时这儿有很多人干得不怎么好，于是就……
——还有，这是在上了好多年学的那一代人之后的事。因为从……1970年左右开始，他们都……
勒布隆先生：这些开着铲车离开这儿又开着铲车出发的人，必须让他们懂道理。不然的话，这些人就会把前头挡路的一切撞个稀巴烂。这个我见过，跟我们一起去游行示威的，就有人带着左轮手枪，卡宾枪，呵。总之是不应该带那个劳什子。没到那个地步嘛。我们眼见他们的枪被人下了，交给别人完事。可是，毕竟有人带枪来了。可是，要知道，对面那些维持秩序的人也一点不含糊。
——不含糊，应该说令人惊讶、不可思议、够凶狠的。
勒布隆先生：是啊，有过好的打斗，打得好，也有不好的打斗，可是总之……架已经打完了，完事了。现在我唯一遗憾的就是没能把报纸留下，剪报一类的东西……
——如今，年轻人对这些怎么想？不太关心，是吧？
勒布隆先生：年轻人不关心这个，因为反正没有遇上过，他们遇到的是如今的沙漠……我说，我遗憾没能留下报纸剪报，就是指这个，那样我就能指点着跟儿子说，这儿有过工厂，那儿有过……对，他们就能多少记住一点……我去E城看父母的时候，那时我住在工厂对面，唔，那儿还有点东西。
——他们对政治很不关心，满不在乎。
勒布隆先生：是的，如今年轻人想怎么样就怎么样，这么说吧，一个右翼分子来了，向年轻人许诺摘星星摘月亮，能投票的年轻人就投他的票，假如另一派也有这么个人来，说的还是那一套，这种事大概总是如此，一来二去，年轻人就会失望，可是他能做什么？问题就在这儿。如今跟年轻人说得太多了，好吧，你们将来会有这个——我刚才说到学校的时候已经说过，姑娘学理发，那么今后就是女子理发师，可是女子理发师也可以业余给男人理理发呀。她会说：“不行不行，给男人理发不是我的专业，我要当女子理发师，我不给男人理发。”
1992年2月
注释
[1]专科技能证书（Certificat d'Aptitude Professionnelle，CAP）。——译者注
[2]高中毕业会考（Baccalauréat，BAC），法国高中毕业的统一考试，决定进入高校的资格。——译者注
[3]虞兹诺钢铁公司（Usinor）成立于1948年，经历多次兼并和私有化过程，从2001年起成为一家欧洲多国钢铁集团安赛勒公司（Arcelor）。2006年跟米塔尔集团合并，组成跨国钢铁集团安赛勒米塔尔公司（Arcelor Mittal）。——译者注
[4]共济职业合同（Contrat Emploi-Solidarité，CES）指自1990年以来实行的一种短期雇佣合同，旨在帮助有专长的失业者再就业。求职者通常跟地方公共机构签约，大多为半职工作，工资由国家支付，一般在最低工资线以下。——译者注
[5]工商就业协会（Association pour l'Emploi dans l'Industrie et le Commerce，ASSEDIC）。——译者注
[6]个人住房补贴（Aide Personnalisée au Logement，APL）。——译者注
[7]旧法郎的币值为1960年发行的新法郎的百分之一。——译者注
[8]爱心餐馆（Restaurants du Cœur）是法国喜剧演员高卢奇（Michel Coluche，1944—1986）创办的慈善餐馆。——译者注
[9]黑脚丫（les pieds noirs）是对曾经侨居北非殖民地的法国人的俗称。——译者注
[10]职业预科班（Classes Pré-Professionnelles de Niveau，CPPN），是法国四年制初中为报考专科技能证书的三年级或四年级学生（14～15岁）设立的。——译者注
[11]辅导员能力证书（Brevet d'Aptitude aux Fonctions d'Animateur，BAFA）是法国为培养儿童校外活动的领导者和助理而设的非专业文凭。申请者必须年满17岁。——译者注
[12]国民保安队（Compagnies Républicaines de Sécurité，CRS），创建于1944年的法国防暴警察部队，专门应对游行示威和群体冲突。——译者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