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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年幼时就认识阿尔贝，那时候我们经常一块儿踢足球，后来也常常见面。在一次参观家乡镇上的最新成就的时候，早餐中他情不自禁地提到不久前在雷恩市召开的社会党全国代表大会之前、期间和之后，他们这些活跃分子的苦闷心情。我于是提出就这个题目对他做一次录音采访，他稍微犹豫了一下，然后建议，他可以带上两个朋友来我家，因为他认为在对社会党作出政治评论方面，那两位负责人比他能力强，特别是拥有更大的授权。会面开始的时候，阿尔贝做了一个简短的开场白，为他的两位朋友介绍了我们采访的目的，说明我们的兴趣将是“对于雷恩大会的感受”。无疑，他想利用我，以及他声称的我的权威性，向听到这个录音的人表达他的异议，同时避开走“逐级反映的途径”必会遇到的拖延和检查。同时，他也想让他的批评立场通过两位“更合适”的同志的修正得到加强（见面过程中，他曾转头对两个朋友说：“评论这一点你俩比我更合适”）。可以肯定，同那两个人在一起不如我俩私下谈话谈得多和随意。他在疾言厉色地讲述“头头们的斗争”（特别是提到本地支部参照全国范围的各种“潮流”的影响来划分责任……）在当地引起的反响时义愤填膺，此时的口气却委婉得多。
按照成员构成，这个小小的群体不妨视为一个“代表团”。我本人的出现，加上主动约谈和录音也增加了会谈的严肃性。这一切都加强了审查的效果，对于审查，每个对话者从各自的立场出发，都有自己的应对方式。
三个人当中，阿尔贝年纪最大（这次谈话时62岁），跟另外两个人相比，他享有一种道义上的权威，这是拉克（Lacq）综合工业园老工人身份赋予他的，与社会主义传统相符。这个佳夫（Gave）高地的小乡镇过去几乎是清一色的农民，如今增加了好几个独栋住宅区的半城市化人口。他虽然是乡长，却不善于当众讲话，他的自我审查最为严格：他主动把说话的机会让给另外两个人，自己则时而插入几句话，简短而效果显著（“他们在管理”），为的是提供或者问出准确的信息，把时而说得慷慨激昂的同伴拉回现实，或是责备他们没有早点说出他们在这场朋友之间的谈话里宣称的东西。
亨利今年60岁，从事耕种业。他是一个重要的生产者工会的主席，在一个有600个居民的本地小镇当乡长，还担任过省议员，享有出入名门的特权。作为一位工会活动和政界的专业人士（谈话结束之前，他就农业状况自顾自地谈了很久，我们这里没有发表），他的言辞有时有点俗气，互不搭界，不能连贯地放进一句话里，往往是一些直接借自时政报刊用语的套话（“乡村空间”“为官一方，他们想留下一点印记”）。他的半截话很多，而且很有权威地说出一些有分寸的看法（“首先是政治文化，尤其在乡下，根本就没有。这一点必须说清楚”），表达对有关负责人的异议时口气温和。
雅克50岁，农产品批发公司的雇员，在乡政府给阿尔贝当助手，法国劳工民主联合会的会员。字母r的读音他发得较为沉浊，加上平时常读刊物（阅读雷恩大会的报告时还记了笔记），这些都表明他的教育水平（高中毕业）比另外两人要高一些。三个人当中，他显然最希望自己能够掌握那些在电视上听到和看到的专业人士的语言技巧。在自动划分出来的角色当中，出于善意和热情，他往往采取知识分子的那种不负责任的批评。他总想“走得更远”，在别人未加分析之处以分析者的面目出现（“这里的含义是什么呢？”），从而提示“价值观”。我对雷恩大会的兴趣或许暗示了某种反对之意，他大概从中得到了启示，开始以激烈的批评态度长篇大论，夹杂着一些他的朋友们没有使用的随便的词语（“这群傻蛋”“他妈的”“玩意儿”等等），有时候带几句有点冒失的话（“我担心的是看到这个瓦解过程……有那么一点，这玩意儿……”）。
在鼓励和启发之下，虽然有这些明显的制约因素，可是并没有妨碍这次晤面引出了一番原本未必会有的谈话。它就给这三位社会活动分子提供了一个机会，使他们能够说出一些一向被官僚传统和工会机制压抑和查禁的想法。这种机制是在整个19世纪当中逐渐形成的，自有其平台程序，潮流和倾向，动议和决定。雅克便说，这次晤谈中所说的话几乎完全不可能在普通的党内会议上说。我们于是看到，相形之下，似乎浮现出一种党内“基层”与“高峰”之间应有的关系，只要中央领导人不把活跃分子当成他们指示的执行者及其行动的捍卫者，不把他们当成其竞选手段的工具或者内斗的赌注，而是能够而且懂得把争论引向一致理解和构建一些计划，而不是把争论用于确认分歧和硬性推行他们的支配地位。
出于一种有趣的角色颠倒，眼下是这些“基层活动家”以“社会主义的手足之情”的名义在向领导人发话（也可以说，他们此时以不计报酬的代驾司机自命……），提醒他们那些曾经使他们赢得胜利的理想。他们只需稍微倾听一下对于社会主义道义的怀念，有了这种道义，一乡之长们可能会打消邪念：学习那些成为国家领导人的党内领导人的榜样，实现他们的个人利益。
统治者几乎不可避免地会低估被统治者的清醒头脑。几服强力催化剂——评论家所说的“选举的海啸”——将足以使一些以指导和主持选举活动自诩的领导人领悟到，“基层”其实十分清楚，他们并没有表达后者的观点、愿望和意志，而是强行推行他们自己的观点，尤其是他们的分道扬镳的方案。[2]“基层”同样很清楚，领导人在技术官僚的确信当中故步自封，根本不了解隐匿无形的活跃分子们的严厉看法，因为他们已经被激情和与权力相关的利益——包括与维护和增强这种利益相关的竞争——变得盲目了。
社会党的三个地方干部
采访者：皮埃尔·布尔迪厄
“我们正在调整”
［…………］
亨利：（……）不错，左翼眼下着手推行……尤其不是借宣布禁令来显示自身价值。左翼目前提出了什么？麦尔玛[3]来P市那天，我对他说……因为我们没少吵架，出于一些我过后也许有机会解释一下的理由。
阿尔贝：他是什么时候来P市的？
亨利：我是在麦尔玛来P市的时候对他说的……狠狠地骂了他一顿，就在汽车里，我说……
阿尔贝：是因为你去了飞机场……
亨利：我去机场接他。是我先开的口，没错，我问他：“左翼提出了哪些建议？”左翼提出的禁令先搁在一边，它的远景是什么？有用什么法子把青年人拉到左翼这边来，让他们对政治感兴趣？这是针对你们的取向来说的：你们没有计划，没有远景，不知道怎么表达清楚。也许，如果我们回到一些事情上来，那就……虽然简单得多，可是仍然……哦，对了，因为当我们谈到价值观的时候……您知道……农民等等，刨土地的……这些人都……到了某个节骨眼上，选举期间，人人有份……都有一个根子，一个落脚点。可是，要想切实说明这些价值，它们表明了什么……那种丰富性，这个我们虽然有，可是不去发掘，不谈根源，那可就……唔，我最好闭嘴了！
［…………］
雅克：说到雷恩市议会，由于我曾经……全部报告书我以前都读过。我觉得很好玩，就……
阿尔贝：读那些报告的人并不多。
亨利：我可是全都读了，是啊，我读报告是因为我很想读读。本来还应该多做一点什么，记点笔记，概括一下，做一些比较……因为我喜欢……在一些词语、句子和说法下面画线什么的。当然了，所有这些报告的用字都差不多，数不清的发言，大趋势，已经不叫潮流的潮流，等等。我于是想：“这伙人是不再干傻事了，还是要接着干下去？”我担心的，首先是看到那种……有点溃散的现象，还有各行其是，他们留给人的那种印象：为了在上帝或者头头那儿得宠，死盯着一个东西不放。我们后来这么想……还有，这样一来，我们一看辩论这么差，代表大会也开砸了。我就想……这我早就料到了。
——这些对基层有什么影响（……）？
雅克：这第二个方面，基层，您指的是什么？
——这个我也不清楚，在支部这一层，各个……
他们在搞什么鬼名堂？
阿尔贝：各方面的限制？
雅克：这件事很重要……而且我们不得不认为，基层没有真正的政治生活。能聚到一块儿的时候，该聚的时候，就开个会，为了投票，为了这事那事，有时候为了研究什么办法，为了进行一场辩论，为了……一类杂七杂八的事，可是……我们相互并不太熟识。我觉得我们有许多共同的想法，也有好多不一样的，只是不说出来的想法。有一回，我挺吃惊，支部里有个人竟然明目张胆地攻击移民——那是五六年前的事，那时的局面有点浮躁，确实有谩骂移民的，说他们人太多等等……
阿尔贝：也许，这里头还有一个隔代人的问题……
雅克：确实有一个隔代的问题。不过，我怪的倒不是那个人，而是他这么说，竟然没人吭声。就算他有说话的权利，可是……我们有各种权利，可是总不能……如果我们在克拉孟梭广场跟三个阿拉伯人站在一起，也不该随心所欲地说阿拉伯人太多了等等。人家来P市有人家的原因，别的城市也一样。再说这里的阿拉伯人并不多。哎，这种事让我觉得很不舒服。我心想：“见鬼，不能这么议论人家。”还有，当你看见那些辩论等等是怎么一回事以后，你就……他们谈不出什么，不了解工人和农民的生活。人人都躲在自己的窝里，自己的圈子里，只有一件东西把我们聚拢在一起，那就是党证。我们不时开个会……那个代表大会并没讨论什么，只在几件小事上投投票……那个晚上，我连投票也没有投成，我没去，还是因为报告书……他们也没有好好聊聊这次大会，这方面也令人泄气……因为没有一套真正的机制，能够时不时让我们停下来想想，发出呼吁，互相招呼一下，甚至为民众拟定一个立场。你可以想象，支部能起某种作用，为一个东西造势……好了，我们这些人都很忙，因为这儿的人至少要顶替组织者，那些人大多在别处忙得四脚朝天的，我们没办法包揽一切。至少我们……我没有这种印象……每次说起来，我都觉得有点失望。聚到一块儿的时候，我们心里都在想：“他们在搞什么鬼名堂？”
把一切弄得一团糟
——你跟我说过，潮流一直到什么层次都能看到……
雅克：没错。
阿尔贝：直到负责人的层次……（……）若斯潘的议案[4]代表大多数，区委书记也出自这个大多数。然后，区委要求一些重要支部的选举必须在职责方面有所反映。
——是在职责的结构方面吗？所有层次，包括最基层吗？
雅克：包括最基层。
——这个做到了吗？
阿尔贝：不清楚，我没法……P市的有些支部做到了。
雅克：也许O市也一样，我不是太清楚……
阿尔贝：我们这儿可不一样。
雅克：我们这儿没有。我觉得我们这个支部比别的要宽容得多。我嘛，有时候看到一些攻击的调门，包括一些公众人物的立场，我特别惊讶。他们对恶语伤人感到很享受……总之，谁知道呢，把一切弄得一团糟。他们心想：“见鬼，我支持这一个，反对那一个，反正我不是因为支持某某才……”我呢，我才不会让人牵着鼻子走，谁知道呢，反正……我对这个感到很不舒服，就像阿尔贝说的，潮流已经完全消失了，不过我们还是要为了一些动议开开会，然后大打出手，自相残杀。这说明什么？谁知道？这说明内斗没完没了，也许也是好事，仍然有不同意见嘛，有一些……不同的表达，为什么不能有呢？可是我的天！有的时候，你得知道闭嘴，停止闹剧，劲儿往一处使，在一些问题上达成一致……大体一致，然后再……
——是啊，特别是因为在策略方面这些倾向差别不大，跟一些人相关，而且是靠个人的努力传递下去的，直到最基层。
［…………］
阿尔贝：为了给雅克刚才所说的做一点补充，还应当说……你……您也许比我更适合发表意见——这次代表大会期间及会后，积极分子和同情咱们的人都有一种厌倦情绪，尤其是公众舆论。大家都明白，这是一次要命的大会，这么说吧，不是思想交锋，是对立面的较量，多少有那么一点。积极分子有的也……
雅克：而且，大会期间看来很可悲的是，就像刚才说到麦尔玛时，亨利所说的那样，缺少一个作为依托的方案，有了它，我们就能说“来吧，就这么干”，而且是个东西，还能够带动年轻人。我呢，觉得如今年轻人实际上……不是说他们加入不加入左翼的问题，而是说心里有没有希望，对吧？……
——对，正是，正是如此……
雅克：现在的年轻人不知道干什么才好，可是也没有任何东西让他们能够超越自己。那么，这个事在我们看来……
还有价值观呢……
亨利：有些问题引起了他［麦尔玛］的关注……
阿尔贝：我觉得他扮演的是调解人的角色。
雅克：可是，他在A市发表的纯粹是一通经理人的训话。只讲管理问题，为管理社会党辩护。（……）不错！我确实想跟他嚷嚷一通。告诉您，在A市那会儿，我真想跟他争一争。因为我心想，发表一通这样的言论，只为社会党在人们的收入、政府的金钱、法国在世界上的地位之类问题上的立场辩护，这个真是臭大粪，臭大粪！还有价值观呢，甭管人们相信还是不相信，这个价值观也应该时不时提出来，重申一下，必须说：“这么做我们同意，可是，还他妈有别的呢！”这意思不是眉毛胡子一把抓，也不是要煽动什么。可是，怎么不提我们至少自从……就信服的价值观呀，至少得想想，一直就有一种……可他那个是什么？完全是经济学家的说法，可是应该信服这个东西呀，再说，那天大厅里都是什么样的人？
阿尔贝：都是社会党员。
雅克：［语气激烈］对呀……法国商界肯定还有好多跟这个没半点关系的人，法国企业在这方面掌握着这样那样的王牌，跟德国人相比有这样那样的缺陷。
雅克：何况还有好多年轻人呢？
雅克：不是所有人都明白这一点，应当提醒，这一点在有些情况下必须提醒，有些情况下非说清楚不可，在眼下的法国政府和国家里，社会党究竟是怎么一回事，我们能做什么，等等。然后，努力尝试，试着往前走，而不是光在这儿哼哼唧唧：我们在这儿呢，我们挺不错。
阿尔贝：我们正在调整。
雅克：再说，世界上我们是第五大强国，卖武器，得到普遍承认，等等……可是在居民区里……［低声说］那些至今背着债务的、不知怎么办的小农户，那些每月挣4 300法郎、有三个孩子、不知怎么办的工人，还有，其他所有人，加上那些失业已经三年的年轻人。
亨利：可是，如果……试着找出这里面的道理，有时候可以说是你争我夺，因为您说到攻击性的口气和往脚底下扔香蕉皮，我觉得，那好——首先是政治文化，尤其在乡下，根本就没有。这一点必须说清楚。第二个是公众生活，因为太简单而太复杂。正因为它太简单，有人就把它复杂化。（……）
［长时间讨论比利牛斯山中濒临灭绝的狗熊，环境保护人士和猎人为此截然对立，其中也反映了某种地方特点：亨利认为从政治上处理这个问题反映出社会党“中央”人士不理解地方传统的特殊性。］
阿尔贝：（……）你刚才提到，一个有社会主义思想的乡长，有时候也得违心地行事。这方面我们有一个例子，你刚才说过。
——你们说到这个的时候，心里想的是什么？
亨利：我想到了什么？我能举出一个例子（……）L乡有四个左翼乡长，都属于多功能乡镇联盟工会（SIVOM），他们才不在乎意见能不能一致。在我们看来，这是一个……
——……负面的……
亨利：倒不是负面的，可是，这个事确实很敏感，这四个乡长有两个是上次选举出来的，都是社会党员。他俩什么都想要，而且要快，为官一方，他们想留下一点印记：“应该做这个，我们要做那个”等等。于是，一个乡［说出乡名］的乡长打算重新启动一个旧有的乡政府计划，创办一个幼儿园，既要投资，也有随时可用的资金。他把这件事分头告知了R乡、A乡和G乡的乡长，对他们说：“我现在有资金，我要兴办一个幼儿园。你们想不想加入幼儿园的运行？”……
阿尔贝：当然是要他们把自己乡里的孩子带来。
亨利：运行的意思是各乡都来……靠什么呢，Y乡的乡长——暂且不论他有没有同样的想法——却声称这个他也想到了，他说“我也要建个幼儿园”等等。您看，在这种局面下，有人就要制造一个分裂的焦点，利用某种制约性的权力，利用一些要么反对要么支持的团体。
雅克：加上大家都无法承受的财政开销。
亨利：然后什么都实现不了，倾向相同的乡长们不可避免地发生冲突，还有反对或者支持一些人的民众。
——解决这一类事端，党内没有一个仲裁机构吗？
亨利：党根本没办法解决这种局面，因为它没有权威，就像您刚才说的那样，没有人承认它是做决定的机构……
我们在划船，划呀划……
——可是，这里的原因正像您刚才说的“好像在山顶上”，缺少了“社会主义的价值观”。
亨利：社会主义者是什么人？这是问题的根子。
阿尔贝：我们当在野党的时候是社会主义者……
亨利：（……）从基层来说，社会主义者是什么人？别老提若斯潘什么的……
——因为正像你们所说，“没有计划，没有价值观……”例如，我们不妨设想一下，有一个中央机构负责把人们鼓动起来……
亨利：没错。
——好的想法，拟定好的想法，把它们传递到下面去……
雅克：（……）我觉得计划还是有的。作为政府，国家是有计划的，可是我们感觉不到……跟我们密切相关。再说，我们不觉得那些计划考虑到了我们时刻面对的问题，这可以说是个差距，它就在我们的生活方式里，在那些问题里……就像他说的，就在地方经济的问题里，或者说，就在这里的生活困境里：工业、家庭、教育、医疗、住房等等。我们付出了很大努力，应付所有这些东西，其中包括社会党积极分子的努力，他们往往利用一些机制尽量想办法解决，推动议案，等等。我们在划船，划呀划……有时候得逆流而上，可是觉得没有一个能够依托的计划，也许能有某个公共资金的赞助和支持的计划，帮我们一把，能够鼓励我们往前走。一个你能够信赖、让你上进的计划。这多少是因为有那个差距。
［雅克提起跟一位教师讨论学位和工资的关系失衡，那位教师认为自己的工资和教育水平不相符，其他人则谈到如何致力于自我修养。］
——令人印象深刻的是，那次讨论是私下进行的，这种政治机构里都没有进行此类讨论的地方，实际上是没有的……
雅克：很难……关于这个问题，我向您担保，这一类讨论——我只说印象，但不知道是否确是如此——人家也许想［如果愿意的话］在机构里讨论，可是只会上当，上官僚政治的策略考虑的当（……）有一天晚上，在R乡，我对某某县［说出地名］如何划分乡镇特别反感……因为我是在一个只谈采用哪种计策的会议上……［语气激烈］当时那些说法，看待问题的水平，我要说，真是邪门，不该从这些人口里说出来的……我觉得很不舒服，很不舒服。坦率地说吧……［转向亨利］因为这种说理方式，一生中你可以遇到几次，可是不会总是如此……因为同样应该把位置留给……有的时候，我觉得我们不应该有这种讨论［在社会党人的会议上］，因为这些家伙都是结构、言辞和野心的俘虏，所以他们现在说的话毫无价值。我就是这个感觉，也许我搞错了。所以说，自从雷恩大会以后，我就一直生活在五里雾中，确实如此。从那个时候起，我就想，社会党是怎么搞的？眼下党内出了什么事？（……）这话我也说出去了。
阿尔贝：你这么，我有点惊讶，因为（……）你早就应该说出来……
雅克：没机会呀，确实……可是我太忙，再说咱俩见面也不多。
阿尔贝：现在这个时候……［看到雅克泄气地耸了耸肩膀］我们还是见过面啊。雅克，这是怎么一回事？
雅克：就为这个，我本想吵一架，在某村［说出村名］。你觉得那个地方好不好？
［亨利和阿尔贝责怪雅克为什么不早说，雅克无力地辩解。］
那些人所确信的东西
阿尔贝：不是那个意思。我呢，是想说明那些人所确信的东西之间的差距，他们永远活在算计用什么策略等等的世界里，我觉得他们跟现实完全脱节。
——你们所说的那些人是谁？
雅克：这个嘛，就是……有那么几个人，不是省级大头头，不过也有一个议员的新闻秘书，不是他的议会秘书［口气里既有尊重，也有几分嘲弄］，还有［笑］我也不清楚是哪一个，反正不是大人物，是大人物的耳目［笑］……
［话题回到四分五裂的社会党镇长们，以及能够消除他们的分歧的机制。］
亨利：我来回答你们。消除这种讨论里的分歧不归党管。有一个行政框架，就是多功能乡镇联盟工会。所以，这些问题都应该在那儿解决。再说也不应该把什么都交给党去解决。
［…………］
——可是，我觉得您说的是一种技术性的解决办法。说到底，是一种技术官僚的办法。这个有点像到了国家层次，要说让我们来做裁决吧等等。可是还有一些可以叫作伦理的解决办法。不妨设想，某人说，不管怎样我们也代表左翼，我们被选上来不是只为了做自己的广告，只为说什么“我干过这个，干过那个”，必须超越个人的特殊利益……
亨利：那当然……完全同意。
——可是这个已经没有了……
阿尔贝：是没有了，可是我们赞成你的说法。
雅克：你们只想到这儿，可是还有一些上层的坏例子吧？也就是说，那些本来首先应该把眼光放在公众利益上的人，他们总是让人觉得是在为他们自己争来斗去。所以我并不惊讶，在乡和县的层次上，或者在大区的层次上，这些人都追求有一个（……）而且专门玩这个游戏。没有任何东西能够令他们罢手。
［提到积极分子的培养和信息方面的问题，培训班，挑选代表的问题，同时道德标准是否应当考虑？］
阿尔贝：候选人问题，这个必须通过支部。
亨利：这个我们知道，我们知道。不是还得有一个背景嘛。
——背景是……？
阿尔贝：就是说一些人的成功机会，举荐这个，不举荐那个……当然还有道德意识……
——道德意识，不单是候选人能不能入围的问题……还有……
阿尔贝：要看这个人跟选民的关系如何……
——也就是说，看这个人有什么理想，也就是人们常说的“价值观”。
亨利：还要看生活经验等等……就是这个，不管有没有跟我们一样的道德观做基础……可以说……因为这不是……而且在我看来，如今作为一个社会党人，同样是一种精神状态，我觉得，我们如今在这个事情上迷失了方向，就在党内……这个事我们忽视了。我要大声说，很可惜，可是我认为这个不是主要标准，因为我们什么人都进社会党里了，也不问问来历。这不是说这些人一钱不值，而是我们真的把一些无处可去的人弄进来了，他们在社会党里兜售的那一套玩意儿，他们在别处也完全可以兜售。积极分子们肯定对这一套很敏感，比别的更敏感。我看到很多积极分子和同情咱们的人，还有那些投我们票的选民，真是不像话！这些人从来没被提起，从来不提这些人。社会主义者不只是登了记的党员啊，还有那么多投我们票的人呢……
——您说到“他们很敏感”，您的意思是什么？您是不是说，他们对一些现象很敏感……
阿尔贝：……对人品敏感……
亨利：他们敏感的，我们有例子，能说明一些家伙来自……怎么说呢，我能说什么呢……
雅克：他们是空降的，你是想说这个吧？
阿尔贝：对，空降来的，还有一些人是通过这个大会那个大会成为社会主义者的，总之是……还好，不是生来的，我不想说是天生的社会主义者，可是……还得说是……嗨！
雅克：（……）这个跟国民教育一样，跟一些企业一样，也跟在其他什么领域里一样，难道不能有一些地方，左翼，社会党既然占了多数（……），做点实验，用两三年时间试着推动这个东西，然后再加以利用？利用……首先在内部，看看有哪些限制，抗拒力量，以及能做的和做不了的事，哪些是蠢事，等等……然后用来拟定一套论据，当作卖点，把想法阐发出来，既然已经……
阿尔贝：利用经验。
雅克：我们有时间，哪怕着急实行，我们也有时间。管理也要靠时间。有些学校的经验已经到手了，而且很有意思。企业里也有一些很有意思的经验，而且我们觉得这跟从前是一样的，不是什么新发明，而且……
阿尔贝：临场创意到处都有。
雅克：一遇到必须独自解决的难题，而且解决时没人帮忙，大家就总是束手无策。可是，我的上帝！为什么就没有几个可以推广的研究小组，能够拿出一些结果来，再通报镇长、教员、工会代表、企业委员会、雇主，有时候还可以针对某一点作出澄清，告知他们：“看吧，这就是我们得出的结果。”然后，还可以修改嘛，拿到别的地方……
阿尔贝：然后再推而广之……
雅克：然后就可以说，宣布：“既然咱们是社会党人，信服这个，就得把握住方向，让舆论也信服我们……”镇长和别的当权者也这样去做。我们就能够一点一滴地开展这种工作，因为有一些很有价值的具体例子，这样一来就能把想法重新提出……我想这些都能成为依托。可是，我们怕的是，想法空降，误导我们。人们什么都怕，什么都不去做。
——是啊。换句话说，你们的意思是：“不要中央有几个应该拿出计划等等的人，而要进行实验，就在事情的发生地点，也就是在学校、企业、乡镇等等地方，实验在这些地方能够得到观察、分析，或许还能得到某个专门机构的批评、改进，然后推广。”有人会说：“有过D乡的实验啊，还有最终放弃了的儿童救援会”，我们在研究，在分析啊，等等……
阿尔贝：也有过住房翻新的实验，整修这个那个，还有交通运输，还有……
——对，还有刚刚任命的社会党乡长不期而至，气色不错，志向可嘉，他还会得到某种……
阿尔贝：……科技人员的某种支持……
［…………］
我眼下陷在文件堆里了
亨利：我举一个语言教学的例子，小学里的。你们很清楚政府的做法：外语必须在初中教授。那么我要说，我不会跑遍全法国找例子，只说说L乡的多功能乡镇联盟工会，也就是L乡的初中。（……）初中的老师没有时间去小学和乡下学校教外语，（……）我就把各乡的乡长和学区总监都找来。我们都认为，我们做不到，因为没有教员。我们都知道，这个事和教师的额外课时都归国民教育部管（……）。于是，我提出了一个建议，这之前没有几天，我刚刚很有兴趣地听过P．M．的讲话，他是若斯潘政府的专员，讲话的主题就是如何捍卫乡村学校。我个人虽然很欣赏他说的话，可是看不出会有什么改变。我的建议就是这么来的，乡长们都接受了，学区总监也接受了。
阿尔贝：小学的……
亨利：……小学总监，这个人有胆量。（……）我想他提出的建议是这样的：既然国民教育部支付这些额外课时，为什么不设想一下，以契约或者合同的形式，通过必然会进行的谈判，国民教育部雇用一个人，反正这笔钱也不会用的，因为没有……把这笔钱分配给教学。所以，我就谈了这件事，给P．M．打了电话。他说：“起草一封信吧，我对这件事很感兴趣。”我当时就给他写了这封信，信里附上了个学区总监提供的全部数字，告诉他，这件事得通力合作等等吧。后来他给我回了一封信，写得特别好，他说一定要实行这种教学，我得跟学区总监联系，假装他什么也不明白。于是，我换了一支笔，给他写了第二封信，提请他注意若干真相。这封信是他休假期间收到的，因此我再次遇到了P．M．。上个星期，他28号休假回来以后，（……）一个电话就找到了我。他说：“好吧，你听好，你的建议非常好，我觉得很有道理，只是我眼下陷在文件堆里了。”我说：“我才不管什么文件不文件。假如您没办法对这样一个建议采取行动，那就没必要来这儿为乡村学校说话。”他说：“我赞成你的建议，赞成。我跟若斯潘商量一下吧，看看我能够……”我说：“我不要求您在开学前采取行动，来不及了，可是至少迈开一步……学年当中给我们一个答复吧。这个政府什么都不愿意改变，它居然还是左翼政府，这是怎么搞的？”
阿尔贝：不是政府，是行政部门和习惯势力……
亨利：可是，当时我对他说：“P先生，请听我说。如果只是为了推行规章制度，那您就别到处跑了！”我告诉他，专门委员会没有必要，也不需要专职人员，这么说是因为我坚定地这么认为，有的时候我真是受不了，我们不需要一些人跑到乡下来，就为了告诉我们“这么做规章制度不允许”。这是做的啥工作呀？他真的被臭骂了一顿。他也很着急，说：“请听我说，我向你承诺，我要做……”我说：“请你听好，我每个礼拜都去巴黎。如果得不到迅速的答复，我就去敲你家的门，你就等着瞧吧。”……
雅克：做事必须有决断，全面的，非执行不可……可是你又有什么办法呢……［干笑一声］大家都在谈论教员。我倒是觉得很惊讶，按照业绩晋升为什么就这么难。唉，就是这么难。一动也不动，晋升机会三年才有一次，都知道……再说，有些人明显没有完成本该完成的服务……可还是在那儿，工资啥的照样拿，还跟玩命干、激励学生的人拥有一样的权利……
阿尔贝：有些事情不正常……
雅克：很糟糕，很不正常。
——确实，到处都是如此……
雅克：你还能看到工会在拖这些立场的后腿。我要说，有些事情出了毛病。因为工会，哎，天知道是怎么回事！……我信任工会活动有我的理由，可是我不希望把工会当成争来斗去的武器，也不愿意看到它成为掣肘的工具。（……）这个事，也许吧，只有法国才有。谁知道呢？不过，我知道左翼在这件事上［指工会活动］打拼不够。左翼跟右翼不同，有个强大得多的工会传统。（……）我觉得，我们会有更多的王牌可打，这是我们的看家本事。我觉得，我们十多年来的路子走错了。机制被打破，形象被搞坏，我们……我们得为自己的衰落负责，因为如今工会不再有……这事完全是因为咱们尽干蠢事。我们的工会活动给人留下了彻头彻尾的负面形象，当然，这就让右翼的老板们钻了空子，好把我们毁掉，他们就能随心所欲。这些人也不是白种人，对吧？可是，他妈的！当你总是看见一些人躺在好处上睡大觉，不是过时的，就是没有道理的好处，嘿！他妈的！
阿尔贝：特别是法国劳总联……
雅克：不光是劳总联……是啊，这个劳总联在一切问题上都站在对立面，它走的是强硬路线，是……居高临下，也很难对付。不过他们会起变化，我相信，如果基层变了，如果我们促进变化，人们就会对事情开始质疑。
——对啊，而且这些事情并没有被切实地讨论过，不管在上面还是在下面。
雅克：我们会讨论的……我们民主劳联很开放，在这些事上态度很开放，那好……我们这三四年是探索哪些东西可以重新去做，何况当前还有一些很有意思的实验。
1990年7月
注释
[1]英译本未收入此文。——译者注
[2]本文写作于1990年9月。（1990年3月，布列塔尼大区首府雷恩市，密特朗的支持者在法国社会党全国代表大会期间发生了严重分裂。——译者注）
[3]路易·麦尔玛（Louis Mermaz，1931— ）是法国社会党高层人物。1981—1993年间先后担任过法国政府运输部、农业部和议会关系部部长。——译者注
[4]“若斯潘的议案”当指1981年若氏首任法国社会党第一书记后提交的政治报告。——译者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