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夜班

丹妮尔今年32岁，她是小农户茱丽叶特和埃米尔的女儿。老两口是我在阿维隆（Aveyron）的近邻。当年我认识丹妮尔的时候，她才十岁，每年我都能见到她几次，直到她远走巴黎。从那以后，我们见面就少了。

丹妮尔走出了“交叉地带”，这个“交叉地带”跟圣伊波利特镇中心所在的高原地带相反，是几块俯瞰图里耶尔河（La Truyère）河谷的高地；更准确地说，是指这里因拦河坝而形成的湖泊。直到上一次世界大战之前，这块“交叉地带”上农民的日子还相对安逸，生活全靠生产精美水果的商用果树：樱桃、李子、栗子，加上一些坚果。此外，他们还种一点葡萄和蓄养奶牛。他们的奶产品由合作社收购，还不时卖掉一两头小牛犊。如今只有一些老夫妻和寡妇仍旧住在交叉地带的茅草房里。连接这些茅草房的道路已经“封闭”了。这些“坦克道”直到数年以前还是茅草房之间往来的捷径。荒废的小型葡萄园遍布荆棘。年轻人都上巴黎去了。

在这块交叉地带里，丹妮尔是家中最小的女孩，也是子女当中最后一个离开此地的：哥哥莫里斯长她十岁，在巴黎当宪兵；姐姐伊薇特嫁给了一个当地小伙子，夫妻俩后来远走巴黎，她跟着夫婿在巴黎经营着一家咖啡馆。丹妮尔没有急着离开。在罗岱斯（Ro-dez）学习过文秘之后，她在家里待了两年，有时候去农场打工，有时候在家帮帮父母。她还经常参加这一带的舞会。她自认为“好好享受了时光”，还说那两年过得特别幸福。她是依依不舍地离开此地的。丹妮尔喜欢交往，性格开朗，爱漂亮，头发梳成“狮子头”，只要可能，她喜欢星期日去市场选购衣服。

我打电话给她，预约见面，接到我的电话，她并不显得惊讶，因为几个星期前，我俩在阿维隆见过面，当时说好在巴黎再见。她刚做过手术，正在休病假，听起来很高兴能够跟我一块度过几个小时。当然，我得去尤利斯看看她的公寓。她将接待我，给我做吃的，还会让我翻阅她的相册，特别是结婚照片，因为我从未欣赏过。我们还可以把她的父母也请来，总之让我不感到拘谨：我是她的客人。

我也告诉她，我很想为了正在进行的调研工作采访她，了解一下像她这样一个来自乡下的女人在巴黎的生活中遇到的难处。从出生的阿维隆小村，直到巴黎第15区的邮局分拣处，她愿意谈谈一路走来的甘苦吗？每次在假期里见面，她母亲都给我讲述她最初遇到的“伤心事”，这些她也愿意谈吗？实际上，她立刻就同意了。难归难，“毕竟没有难到哪里去，和城里人下乡相比，乡下人进城毕竟容易多了，因为城里舒适；阿维隆那样的乡下，一个城里人肯定会受不的”。

尤利斯是一个住房集中的贫寒小镇，没有合适的交通工具前往。那里正在大规模开发，周边都是居民区。因为我们约好在车站见面，丹妮尔来到区域捷运^[1]车站迎候我。我等了半个多小时，才看见神情张皇的丹妮尔，她刚才跑到车站另一侧去了。每天早上，她下班回家就从那一侧出站。我俩随后在车站前面搭乘一辆大巴，快速穿过郊区的高尚地带，走了一段高速公路。快到尤利斯的时候，在塔吊和施工工地的背景下，我远远望见突兀出现的几栋居民塔楼（我后来才知道，有几栋正在翻修）。丹妮尔告诉我，有几个朋友调侃她，说她“家住芝加哥”。

乘坐大巴的路上，丹妮尔跟我说起她的丈夫。塞尔日比她小五岁，她似乎对这一点很在意，尽管没有明白承认。塞尔日的父亲是凡尔赛镇的汽车修理工。高中毕业会考一结束，塞尔日就不想继续学业了。他当时迷上了象棋，打算全力投入：他是一个拥有段位的竞赛棋手，最近还赢回了一个奖杯，摆在公寓客厅里的显眼位置。可以看出，丹妮尔对丈夫很欣赏，说他是知识分子，给她解释了很多俩人结识前她不懂的东西。可是，反过来说，她承认他在二人世界的实际生活方面并不很强，她对丈夫拥有一种母亲般的权威。

举个例子吧。我俩吃午饭的时候，塞尔日打电话回家，他下周末要去里昂参加世界象棋大赛，问她对150法郎一天的旅馆怎么看。丹妮尔说了不少安慰话。挂上电话，她转过身来，很得意地告诉我说：“可怜的家伙，挺乖的，什么事都问我的意见，他完全可以想怎么花钱就怎么花啊，他比我挣得多呢。”（丹妮尔一个月挣6 200法郎，塞尔日挣6 700法郎。）

在来回的路上我注意到，大巴司机跟丹妮尔很熟，好朋友似的跟她聊天，就像那种并非同事，可是出于职业关系，工余经常见面的人，此时别人还待在家里。丹妮尔似乎很乐于保持这种密切的关系。

下车后，我们必须步行十多分钟，经过一些塔楼才能到她家。其中有几栋看上去破烂不堪，另外几栋楼正在“翻修”。丹妮尔的家在一栋五层小楼里。这栋楼有点偏离楼群，坐落在一条灌木葱茏的巷子里。他们住一套二层的有三个房间的公寓：一个客厅，两个卧室，有一间是留给访客的（塞尔日本来想把它改造成健身房，丹妮尔则愿意留作客房，以便留宿来访的亲戚和朋友）。客厅里有很多什物和照片，照片大多是丹妮尔家人的和他俩的结婚照，一张玻璃的矮桌，装饰都是丹妮尔完成的，有厚叶植物和经过细心筛选的石子。厨房的设备很齐全，有拌肉机、搅拌器、微波炉（塞尔日母亲送的礼物，她对厨房设备极有兴趣）。

一进家门，就看到桌子已经布置停当，一瓶专门为我买的苹果酒摆在显眼的地方。我们费了好大劲儿才打开了这瓶酒。午饭过程中，丹妮尔看来担心菜肴是否对我的口味，一再劝我不要客气，好几次跑进厨房给烤鸡加配料，她加进一包配好的汤汁，还拿来一包我可能喜欢的调味料。“吃吧，吃吧，”她对我说，“吃点面包，您自便！”跟回答我的问题相比，她更关心的是扮演好家庭主妇的角色，这些问题看来对她显然不合时宜。午餐的重头戏是一个蛋糕，是她按照一个名叫“体重守望者”的团体的食谱亲手制作的。初到巴黎的时期，她体态丰腴，在同事的建议下加入了这个组织。

跟不熟悉和有所忌惮的人讲话时，丹妮尔嗓门很大，好像担心对方听不懂。因此一句话有时要重复几遍，或者像说给反应迟缓的外国人似的，讲“孩子话”。丹妮尔有很重的西南部口音。小时候，她在学校说法语，回家跟父母说当地话。初中毕业以后，她去罗岱斯学习文秘，从那以后就丧失了说方言的习惯，除非是晚上与亲朋聚会。不过，她说话小心遣词用字，以至于有些用词显得生硬，例如：不定形容词“quelque”（某个）被用于单数；不说“entrer”（进入），而说“accéder”（达到）；还有一些自造的字眼，例如“at-tentionner”（关心）。这些都使她的话带上了一种无人称的口吻。她也很重视准确地描述工作中必须完成的一些举动和邮局职工的上下级关系，尽力为我解释一些简称，它们的演变和在实际工作中的用场。可是，介绍在邮局分拣处的工作环境时，她却操一口官样套话，好像在背诵工作之初学会的课文，或者说，好像她的上级不在身边，或者更准确地说，似乎她根本不在乎他们。

在整个谈话过程中，她抱怨夜班的物质条件太差，谈到白天工作的经历时也不无恐惧。她不顾家人和丈夫的一再劝告，仍然继续上夜班，似乎她从与夜班同事的友情里为离乡之苦找到了一点慰藉。

一位邮局分拣员

采访者：罗兹妮·克里斯坦

“我从来见不着太阳”

——你平时上夜班吗？

丹妮尔：上，上夜班。

——从几点到几点？

丹妮尔：朝五晚九。你必须习惯这个节奏。我晚上七点左右离家，先给我父母打个电话……

——每天都给父母打电话吗？

丹妮尔：几乎每天都打，通话时间不长，可是有规律，他们也习惯了。我早上五点钟下班，五点半吧，坐头班地铁，对于一个女人来说，这不是那么容易……你得喜欢才行，这个很特殊。我最初当投递员，从1982年开始，1982年5月。

［她接着解释为什么选择从投递员改为上夜班。］

丹妮尔：因为有不少好处，有不少休假。你能从帮同事顶班得到好处：如果别人顶你的班，加上一些休假日，这样你就能休比较长的假，也就是说，你可以连轴转，干两个礼拜，再休息两个礼拜。

——“连轴转”是什么意思？

丹妮尔：就是顶同事的班。三天上两个夜班，第三个夜里不休息，顶一个同事的班，这个同事如果愿意也会顶你的班，所以，有时候我们提出连休两天假，因为有时候礼拜天也上班，礼拜天夜里上班，这样你就能有三个钟头的带薪假，带工资休息。礼拜天我们从九点干到午夜，是有薪水的。这么一来，三个礼拜天就能休息一整天。你要是打算用这一天休假，管理部门欠你这一天，加上请同事顶你的班，再加上正常的休息日……这样你就有了很多自己的时间。我认识塞尔日以前，我有点想家，我心想：“这么干不就是为了能够多回几次老家嘛。要回阿维隆，一个周末绝对不够。”

——你是在那个时候认识塞尔日的吗？

丹妮尔：不是，那是后来的事。1984年我加班期间认识了塞尔日。我那一阵子上夜班，工作环境不错，我心里想，干吗不留在这个班上呢？塞尔日对我上夜班不太乐意。我琢磨着，我已经接纳了你不少，你也得接纳我一点才行，这就形成了一种连锁反应。环境……除了这个岗位非得站着干活才行以外，没错，人嘛，天生应该夜里睡觉，白天干活儿……生理机制有点失衡，可是……环境……我倒是觉得挺满意的……

我们站着干活儿，原地不动地站着……

——那是怎么一回事？

丹妮尔：你一进去，眼前就面对一副钢架子，上头有好多好多小方格，鸽子笼似的……还有一张大桌，叫作“初拣台”。邮件从卡车上卸下来以后，就摊放在台上，我们有装卸工，也叫“前期处理工”，装卸工就是了。他们把卡车上的大邮包卸下，搬到手推车上，再放在初拣台上，我们有个人负责打开邮包，其他人围着初拣台，把信件按照大件和小件分开，小件放进小盒子，大件放进邮筐，都是那种金属筐，您知道的，再把它们分拣，放进小方格子里。

我第一次走进这个房间，心里吃了一惊：我的天！怎么会这么大，像工厂似的……真的，印象很深，真是宽敞……小号信件放进塑料盒，再分拣到小方格里，然后就归各个部门处理了……为了核验挂号信……标明价值的信件要放进一个贴着红签条的口袋里，叫作“红件”，也叫保价信，由AXSG专门分拣：AXSG是通用服务员的意思，这些人把这种信件拿到一间屋子里分拣，逐个登记在小本子上。递送的时候，收信人得签字。我们站着干活儿，原地不动地站着，总是站着。四个钟头面对邮件，于是您开始分拣寄往第15区的邮件，我们只管这个，不管别的。您得熟悉才行，比方说，伏希拉尔大街的走向……邮递员送信时，没法从第6区第1号直到凡尔赛门的这条街都送到。伏希拉尔大街分属好几个区呢，比如方说，把5号和12号放一起……14号和20号放一起，这些都得熟悉，得知道哪条街归哪个格子。

——放在初拣台上的邮件都经过了一次分拣吗？不是寄往整个巴黎的？

丹妮尔：都经过了初拣，是寄往巴黎第15区的，不过有些弄错了。比方说，本来应该由第17区的邮递员分送的被误分到第15区，这种算是“方向错误”，还有些是写信人弄错的，比如说，信封上写“寄往巴黎第15区哈斯巴耶大街（Boulevard Raspail）”。

——你有好多格子要处理吗？

丹妮尔：66个，加上三个“地域”，再加上“广告单”和“特别递送企业邮件”“方向错误”，一共约有75个格子。同事们也是这个数目。不过，还有另外一种邮政业务，他们叫“进出件”，我们管“进件”，另有一个管“出件”的附属部门，就在弗朗索瓦-波万大街上，他们那边可以用机器处理：有PIM、HM（……），还有一台东芝牌的，都是机器，电脑，他们用PIM打出邮政编码，比如说75014，等吐出来再送进HM（……），然后送进格子……这个嘛，我解释不清楚……临了，把邮件用塑料袋封装。“出件”就是这么处理的。

——你必须始终站着干活吗？

丹妮尔：是的，不过现在他们明白了，因为不少人有了一把年纪，他们多少个夜晚都在那儿干活儿，腿出了毛病，看静脉血管大夫等等。他们明白放一把高脚凳有好处，一把让你够得着格子的高脚凳，不那么容易，因为那些格子都有些年头了。他们本来应该弄些新的格子，可是格子太多，摊子太大，让座椅跟格子相配是个大计划，于是有时候就放几把高脚凳，您知道，就是酒吧里的那种高脚凳，两把摞起来，人再坐上去，不过这样人感觉比较累。

——中间你们停下来休息吗？

丹妮尔：从十二点三刻到两点，有一段休息时间，吃个便餐，这个时候能够休息一下。

——你们一共有多少同事？

丹妮尔：三十个人左右。

——你都认识他们吗？

丹妮尔：认识，不过有些调动什么的，我很久以来就认识他们了……有一种氛围，我们后来相互同情……我甚至有一个同事……集邮大师，酷爱连环画，很有热情。

他可以当邮政局长……再当部长什么的……！

——头头跟你们在一起吗？

丹妮尔：有啊，因为我们分成好几个等级，最低一级是协理员，连级别也算不上，然后是投递员……再往上是AXDA。然后是CDTX，就是头头，流程监控员，他监控邮递员，可是他是头头；还有就是CT，综合服务监控员，就像塞尔日这样，不过这属于“办公室”；还有分区监控员，叫CTDIV，以及别的……所有人都归总监理这一级管。

——他们都跟你们在一起？

丹妮尔：是啊。有好几个呢。

——你和他们不做同样的工作吧？

丹妮尔：不，他们指挥，写东西……他们每人都有明确的任务。不过，分区监控员低于总监理，高于流程监控员，然后才是总监理，再然后就没有了，齐了……因为分拣处的总监理白天工作。邮政局长呢，这已经有个级别了……然后他就可以当邮政局长……再当［找不到适当的字眼］个部长啥的……！

——那些跟你们在一起的头头，人怎么样？

丹妮尔：还不错，还算正派，可是我只是做我分内的事。跟任何职业一样，总是既有好处，也有坏处。

我一起床，天就黑下来了

——夫妻生活更是如此……

丹妮尔：没错，因为我俩见面……见面的时间……可以说，要是塞尔日上夜班，那就更合适，可是他白天上班，我夜里上班，见面不那么多，不得不少见面。我是上夜班的时候认识塞尔日的，他一直是在夜班上见到我的。

——每三个夜晚你只有一个在家里过……

丹妮尔：是啊，黑白颠倒，我这不是过日子，人就像……这不，你瞧，我还没有恢复生活节奏呢［三周以来，她在休手术后的病假］，晚上还是睡不着觉。

——假期当中呢？

丹妮尔：也是一样。我的睡觉时间是从早上七点到下午三点。可以说，到了深冬，我从来见不到太阳：我起床……倒不是完全摸黑……不是那样，可是我一起床，天就黑下来了，我就去上班，回家的时候……永远是黑夜，这样日复一日。

——见不着你丈夫……

丹妮尔：还是能见面，因为他的工作离家近，时间好，还是能见面。而且他是倒班工作的，上午班或者下午班，今天早上他就不用上班，因为下午要上班。他的上班时间是早六点到中午十二点半，然后是中午十二点到晚上六点半。最麻烦的是他上午在家，下午上班的时候，因为我刚回到家，又困又乏，然后他起床了，我也没心思讲话。他中午得出门上班，我会给他准备吃的，没精打采的。他离家时我刚刚打起精神。倒不是非得给他准备不可，可是他这个人这么好，而且男人毕竟是男人。我心想，好吧……他会知道的，是的，会知道吃什么……可是，我总想关心关心［提到怀孕不容易］。虽说有不少结了婚的妇女，她们有孩子，为了节省雇保姆和上幼儿园的开支，夫妇俩有一个上夜班，这个在我们这儿很常见。为了养孩子不用雇保姆，于是一个人白天，一个人夜里，两人轮流当保姆，上夜班的白天带孩子，我已经习惯了，除了家还是家。我父母是我的一切，我爱他们，也喜欢乡下，绿茵茵的乡下，让我很是思念。巴黎让我觉得憋闷，那边［尤利斯］呢，虽说离巴黎边缘只有30公里，不算太远……不完全是乡下，算是接合地带吧。

20岁以前，我没有离开过阿维隆。我在小镇子罗岱斯上学，学的是文秘，算是一种有中专加专科技能文凭（BEP-CAP）的办公室文职秘书。不错，那是一个很小的镇子，跟大城市相比，罗岱斯不过是一个大村。对我来说，农场本来就很好，可是……父母那边太难对付，做不到现代化，本来应该……营造一个什么房子……舒适的……本来应该……也不是这个……农场小得不能再小了！由于地势太高，而且过去他们生活得很不错，因为他们能够出售蔬菜水果，可是现在有了西班牙产的水果，欧洲共同市场什么都……再说我又是个女子……对我来说本来很好……怎么办？我父母就说：“不是我们不愿意留你，可是你得有点雄心大志，得靠文凭啊。”那个时候，他们有一份报纸，我在上面看到：需要多少多少人，请跟某某机构联系，于是我就写了申请，寄出我的联系方式什么的，这些都……

——当时你不知道是申请邮局的工作吗？

丹妮尔：知道，上面注明了。那份报纸不是《中报》就是《自由南方》，我记不太清了。我注了册，去了罗岱斯，不记得按照哪个编号在那儿被录取了。我被告知录取的事，特意去做体检，以后就是“您将被分配到巴黎当投递员”，不过没说明巴黎哪一个区。他们问我更愿意去哪一个地区，卢昂，北部，法兰西岛，还是东部。于是我就注明法兰西岛。就这样我来到了巴黎大区，而且是上岗前三个月才知道是哪个区。“两个星期以后，您将被分配到第15区。”我就是这么来的。

初到巴黎

丹妮尔：最初我在圣德尼的舅妈家里住了两天。［她妈妈的弟媳妇，夫妻俩先在圣德尼，后来在华西开着一家咖啡馆，在巴黎地区已经定居30多年。他们在丹妮尔的父母家附近也有一所房子，每年夏天和万圣节期间过来住上几个星期。房子维护得十分舒适宜人，以便退休后养老之用。］是雷罗尔先生［一位跟她家关系密切的邻居］开车送我去的罗岱尔火车站。我当时伤心得不得了，我才20岁呀。我心想，你得出去讨生活呀，所以有点伤感……不过那是后来的事了：我的兄弟姐妹们都有自己的生活，我落得独居斗室，独立应付生活里的问题，迈入独立生活，一大堆事情都来了，我有点不知所措。可是，说了归齐，我跟同事们相处得还不错。周末总是出去，从来不一个人待在屋里，有时候会，可是我有一些……不算是朋友，是认识比较浅的人吧……我们有时候一起出去玩。

——我好像还记得，你那时寄住在一家人那里？

丹妮尔：起初是这样，寄住在一个邮局的接待家庭里，在巴斯德大道上，这种家庭可以接待你住三个月，至少，然后你就得自己想办法……这是走进巴黎之初，后来我们又寄住在另一个家庭里，时间更长一些，我们四个人。然后，不用说，又有新人来了，必须给他们腾位置。一旦适应了巴黎的生活，每个人就得自己找住处。我就开始找，随便什么地方都行……小公寓就行。我找到了一个单间公寓……住得很烦心，那里头阴森森的，就在第15区的费曼-迪多大街上，凡尔赛门附近，挺害怕的……后来搬到伯洛麦大街，后来又搬家，搬到圣朗贝尔街……

——为什么总是搬家？

丹妮尔：因为，一个是住得烦心，窗户太少，空气不流通，那是在四层楼顶上，上楼虽说有电梯，可是黑洞洞的，我适应不了。另一个是那个房间是给保姆住的，什么设施都没有。后来我心想，伊薇特［她姐姐，咖啡馆经理］那儿的卫生间真好用，这儿烦死人了，另找个什么地方吧，可是首先……为了挣出单间公寓的押金，我不知多少次得缴双份租金，一笔是保姆的房间，加上另一笔。这个保姆的房间我住了一年，后来一个同事告诉我：“妮子啊，我找到一个单间公寓，租金说得过去，愿意就去看看。”我说好吧。那儿倒是有些设施，有厨房，一个用餐的角落，当卧室用也行，还有一个储藏间、一个卫生间。我在那儿住了一阵子，直到后来认识了塞尔日。我俩在德努埃特街的一套两居室公寓住过一段时间，后来，这不，就搬到这儿来了。

好像一针镇静剂

——对于从乡下来到巴黎头几个星期的最初印象，你还记得吗？

丹妮尔：记不太清楚了。不过那时候年轻，想不了那么远，假如现在一切重来，就会感觉更难一些，可是那个时候……有点无忧无虑……心里想，我会结识人，结婚，遇到一位白马王子，总之想入非非。可是人一来……不过我在罗岱斯住过，对城市有点了解。巴黎嘛，我觉得……巴黎确实很美，可这是对一个外省旅游者而言的，如果我当时也是来旅游的，我也会借住朋友家，玩上两三个月，参观所有的纪念建筑，博物馆，所有的巴黎景点，享受一番，我会到处观赏。可是这一回，我觉得巴黎……我告诉您吧……因为人一到巴黎，也许现在不是这样，可是当时，我一直抱着调动工作的希望，期盼，那是一种期待，人家告诉你：“你是实习生。”转正得一年时间，于是我心里想：“一年的时间，好吧，我就牺牲一年，然后回老家去。”其实这不是一个好办法，因为是暂住巴黎，不打算观赏什么，只想着一年快点过去，好回家……这些。他们一开始就误导你，甜言蜜语，好像一针镇静剂，也有点敲诈的意味。所以我也没打算去适应，因为我心想，以后还得重新适应乡下的生活，也许没办法调到想去的地方，调到父母住的镇子上，再不然就得等很久很久。这一切都挺费脑筋，后来我就漂着，总是四处漂着。1976年的想法跟现在可不一样。

——你那时用过的口袋，你妈妈总是跟我提起……

丹妮尔：对，那是个有背带的包包。如今换成超市里的那种手推车了，如果投递不出附近一带的话……他们还有一些存件点，就是用邮政总局的汽车载着你转悠，也就是说，你得把一半邮件放进一个包包里，然后一个指定的司机，一个负责开车的职员，他把你送到街道号码那里，送到你的投递路线的一半那里。比方说吧，我今天投递牧羊女大街，我得先把包包装满到一定程度，足够投递路线的一半就行了。到了那个地方，我的包包就又空了，这时我就接过那个人用收集起来的邮件装满的另一个包包。虽说路线由我自己挑选，可是，那确实……而且一天要跑三趟！我每天早上有投递任务，六点钟就得到岗。如果迟到，人家会要求解释，就会丧失那个他们叫“点数”的东西，反正是不好的评价，会惹出不少麻烦事。每天上午和隔天下午，我都有投递任务。上下午连着干的日子最累人，得投递三圈，有一圈是要紧的财务邮件、汇票、挂号信、有价值申报的信函等等，都是要紧的东西。

——比上夜班更苦吧？

丹妮尔：还要苦。塞尔日本来更愿意我……不过，你知道，有一点还不错：投递员送一本日历，年底人家会给你一点酬谢。反正钱不咬人啊，虽说没有第13个月的工资那么多，可是……你花三四个法郎给顾客买一本日历，他接受也罢，不接受也罢，都会送给你一点礼金，是50还是100法郎，全看个人能力，反正是送给你的，算是一小笔过年的钱，而现在这个地方是第13个月的工资，一笔额外的薪水。上白班的对这个都挺感激。

——能收到不少钱吗？

丹妮尔：哪有的事？！而且你非得喜欢这么做才行，得伸手要，这是个很特别的事，左要一点，右要一点，不能羞羞答答，真不是那么容易。

1990年11月

我们第一次会面时，丹妮尔同意为我进入阿勒海街的分拣中心提出申请，让我看看她的夜班工作情形。不过，她对我的好奇心表示有点惊讶。因为除了她已经告诉我的东西以外，那里“再没啥可看的了”，也许我对实现电脑化的邮政支票处理中心会更感兴趣。可是，正逢她的顶头上司，负责监控流程的某先生休假，必须等他回来再说，而那位替他班的人是“工作狂”：丹妮尔十分客气地告诉我，这样的访问完全不合常规，必须磋商一番才有可能。

大约两周以后的一个晚上，她开始工作之前给我打来电话，也许用的是某某的邮局电话。未及说明打电话的目的，也没有说明缘由，她一上来就大谈某位阿维隆的同乡要来巴黎的事。这个人跟她和我都谈不上关系亲近，然而是“（她的）头头的好朋友之一”（跟我谈话时，她总是以“头头”称之，当着头头的面却跟其他分拣员一样直呼其名）。顺带提起某某“头头”的地位，这样做既可以确认她与一位她能要求优待的领导之间的关系，又可以表示她很自豪于身属一个官级复杂的机构。这个体系的官职，从最小最熟悉的（甚至跟她走出的村子也有千丝万缕的联系）直到最大最难以企及的（直至政府总理），一应俱全。谈论头头，而且有点显得以头头的名义讲话，也使她能够得到这个封闭的机构的保护。

第一次会面，我发觉，提起在巴黎的生活，她有点发窘，总是把话题拉回到我们对阿维隆的回忆，以及有关父母和其他村民的消息上面。这样可以把“家乡”引入她在巴黎的天地，使阿维隆的这个小小的社区进入阿勒海街的邮政局。提到同村邻居的名字，告知我她同某先生的友谊，这样做也有助于我对第15区的邮局分拣处不那么陌生，不使我对她的工作的兴趣显得那么唐突……

我们约好，某日晚9点在阿勒海街19号见面，那是邮政局的所在地。我告诉她会带一个朋友来。阿勒海街位于福日哈街区，晚上人迹稀少。很久以来，小商家早已关门歇业，连咖啡馆也是如此。这条街不跟任何热闹的夜生活地点连接，所以经过这里的汽车很少。只有黄色的邮政大卡车从我们身边歪歪斜斜地驶过，戛然停在因修路工程而破烂不整的街道上。与此形成鲜明对照，一栋灯火通明的方方正正的大楼拔地而起，四个楼层的窗户都有铁围栅。丹妮尔正在等我，她已经“签到”了，所以“不会有问题”。不过，我感到她有点紧张，话特别多，同时有点怕怕的。我们绕过楼房，一起走到楼后装卸邮袋的院子里，卡车整夜从这里出发，前往第15区投送邮件。

楼房底层是分拣“政治”邮件的地方，即一周当中的各种日报，有些日子里还有杂志……

丹妮尔的工作地点在第二层，信件在这里分拣。上楼得爬楼梯，楼梯台阶涂成黄灰两色的方格子，一如很多办公机构。楼梯之间的平台上挂着工会的布告板，上面有一些复印的传单和告示用揿钉固定……

这天晚上，丹妮尔穿一条紧绷绷的牛仔裤，一件宽大的白色套头衫，上面印着巨大的黑色图案，一双黑色的低跟鞋。长头发低束在脑后，狮鬃毛式地环绕面颊，可以看出几缕头发经过亮化处理。她的岗位在工作台的开端位置。右手边的一位同事来自维尔法朗士-德-鲁埃格，两人因而能够“聊聊家乡”。左手边是一位来自维也纳的年轻员工，“认识塞尔日”，丹妮尔1985年结婚时，婚礼曾邀请她参加。经过耐心等待，而且借她不那么喜欢的同事离职或缺勤的机会，以及善意的授权，一种亲密关系逐步建立起来……今天上班的有21位同事（加上缺勤、休假和替班人数，这个数字可以达到31人），四分之三为女性，都是年龄在25岁到35岁之间的年轻人。全班员工当中有一位年纪较长，“40岁”，今天不在。有的人穿着管理部门发的蓝色尼龙工作服，不过不是非穿不可，很多女员工仍穿牛仔裤，加一件衬衫或套头衫。正像对于丹妮尔那样，对于她们来说，上班也是一个机会，可以试试一种新发型，一件崭新的套头衫。

分拣大厅很宽敞，进深40米，宽25米，七八米的高度直到天花板，两排柱子把大厅隔成三行工作台。丹妮尔在这个环境里一下子变得很渺小，在这个无分昼夜的“工厂”里，变成一个小小身影，隐没在分拣员的行列里。他们整夜站立着工作，没有凳子，也没有栏杆可以靠一靠。大厅内1．5米以下全部涂成深灰色，以上是浅灰色。瓷砖也是灰色的，霓虹灯管嵌在长方形凹框里，外面罩着极其厚重的玻璃，微弱的灯光仅能照亮中央工作台（夜班工作的地点），另外两排工作台处于黑暗当中。左右两边的工作台负责将投往每个街区的邮件分别装入投递员的邮袋，每个分拣员处理第二天由两位投递员送出的信件。左边的工作台还有一个“单间”，负责分拣“有价值的”邮件和挂号信件。墙上挂着一些招贴画，一幅脊椎骨分解图，另一幅展示手推车的正确使用方法，辅之以图画。然而这两张图都挂得太高，根本看不清楚。大厅入口的凹陷处，有一具衣架，挂满羽绒服和外衣。中央工作台的对面是“办公室”，没有任何东西将之与大厅其他部分隔开。里面有两张桌子，一部电话机，三把尼龙混纺面料的椅子，金属扶手，东西全都用得很旧。唯一的装饰品是一幅黄白两色的邮政挂历和一张招贴画，招贴画上面是以蔚蓝色的大海为背景的一只帆船。这是整个大厅里仅有的几把座椅，算是某位头头享受的特权。不过，在我的访问过程中，他并没有使用。几年前，曾经有一位领导筹划过给分拣员安装活动座椅的计划，可是没有实现人就走了，后来也无人提起。“那得弄出很大动静才成，”某先生如是说，“必须说服领导，可是没人管这事啊。只有来一场罢工才……”他压低了声音。

我们到达时，分拣员们已经分别站到工作台两侧的岗位上，面对他们要处理的纵向排列的66个金属格子（每小时要处理1 500封信件）。每个格子管一条街，更常见的情况是管一条街的一个路段。这些格子上边都有纸板，写着街区里的街道名称。可是位置太高，看不清楚。这里一切似乎都无人照料，灰尘斑斑，很像一个废弃的工厂。

“办公室”右侧直对电梯，四个在“初拣台”上工作的人已经打开了头一批邮包，四个人也是站立工作。台子上有今夜必须处理的大约三万个邮件。这张桌子长不到两米，宽不到60公分。专门发往第15区的信件（因为白天在别的邮局已经分拣过一次）按照“街区”的区分，小信封放进“小箱子”，大信封放进大的金属“推车”，每个分拣员过来取走属于他负责的街道的小箱子。某先生没有花时间跟我们多谈，他已经习惯于协助开始初拣，不愿意我们的来访造成一次例外。在桌旁的一个陈旧的格子上，我们看到一些以休假纪念为主的彩色明信片，用图钉揿在一根柱子上，还有一份国家铁路公司的“旅行者挂历”，注明价格便宜的出行日子。宽敞的大厅里，员工们占据的只有这个地方。沙哑的扩音器里播放着音乐，听起来好像一首摇滚乐曲，可是在叽嘎作响的推车声中根本听不出个究竟，搬运工人正在使劲把蒙着灰尘的大件邮包从电梯里磕磕碰碰地抛进手推车。

丹妮尔几次走过来，对于“未能过来跟我们说说话”表示歉意。她要处理的邮件显然不算太多，而且看来某先生也没有抱怨。不陪伴我们不是，留下来谈话也不是，她忽然对我们的突然造访表示担心（事前她只有模糊的预感），于是采取了一个折中办法：一边告知我们她实在无法跟我们交谈，一边红着脸回到在同事们当中的岗位上。

米歇尔是一个棕色皮肤的矮个子，蓄髭须，60岁上下。他是部门总监，某先生的顶头上司。此君干了一辈子邮政工作，而且一直上夜班。他观察了我们一会儿，未启齿交谈。他不停地沿着工作台来回踱步，审视一切，显得心神不宁，缄口不语。等到意识到无法回避我们，他冒出了一句：“呵，新闻界的！”他说，如果我们乐意，他愿意花时间带我们转转。有了这个理由，就可以离开工作台，和他聊聊过去。

他还记得初到巴黎的那一天。在奥斯戴利兹火车站，这个来自家乡圣-让-德闾兹（Saint-Jean-De-Luz）的18岁小伙子走下火车，手里拎着行李。他得弄清楚去邮政部的路怎么走，更困难的是得找一个住处。人们说，如今初到巴黎的年轻人要好办一些，因为可以暂时借住接待家庭，不过不一定那么容易，因为情形并没有多大改变。他认为，上夜班的姑娘都来自外地或者海外省，她们往往只认识三个地方：巴黎的火车站（火车往返于巴黎和家乡地区之间）、邮局和宿舍。她们来自布列塔尼或者西南各省，第一次远离父母，心中不免忐忑，每天都生活在等待当中，等待攒够若干天假期返乡。分拣员每三天上两次夜班，每次都是朝五晚九（头头们每三天上一次夜班，晚九点到早九点）。虽然星期六从不上班，可是利用“顶班”可以多积攒天数，以便返回“外省老家”过几天。这个好处可以解释何以大家都自愿代替别人上夜班，因为顶班不意味着白干，至少在工作初期如此。

初到巴黎时，这些乡巴佬（大部分妇女在分拣处工作）并不知道她们永远不会离开这里，而且跟丹妮尔一样，在自己的村庄获得一个邮政员的位置，这个美梦她们将要做许多年。慢慢地，她们发现这只不过是个诱饵，因为要想离家乡近一点，就必须在一个级别上苦等十年，既得不到升迁，薪水也不会增加（尤其是那些来自法国西部或者马提尼克岛的姑娘：“马提尼克女人从来不走”）。

丹妮尔来巴黎已逾十年，嫁给塞尔日也有七年了。婆婆是一个“眼里不揉沙子的极有权威的女人”。她有时候来丹妮尔家度过一天，星期日他们常去丹妮尔的姐姐伊薇特家共用午餐。伊薇特在巴黎经营一家咖啡馆。他们每逢空闲的星期六晚上就同伙伴们出去玩。巴黎的阿维隆小镇同乡会的活动，丹妮尔一次也不落下。例如最近，她花了整个周末参加要求“独自来，不带丈夫”的“佩耶洛尔庆祝日”。她在这期间举办的两场宴会和一场舞会里“找回了青年时代”。

阿勒海街的这次访问之后数周，丹妮尔在电话上坦承：她和塞尔日的关系“不怎么好”，而且，一段时间以来，她“看什么都是漆黑一团”。

注释

[1]区域捷运（Réseau Express Régional，RER）是大巴黎地区的通勤铁路网络，由法国国家铁路公司和巴黎大众运输公司联合管理。——译者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