象征财产经济中的妇女

因此，配置（习性）无论对男人还是对女人而言都与生产和再生产配置的结构（莱布尼茨意义上的habitudi-nes），尤其是与技术—仪式活动的整个结构密不可分，后者在象征财产的市场结构中找到了其最终的根据。^[1]神话—仪式系统认可和夸大妇女的低等和受排斥的原则，甚至将这个原则当做整个世界的区分原则。其实，这个原则不过是根本的不对称，主体与客体、金钱与工具的不对称，这种不对称建立在象征交换、象征资本的生产和再生产关系领域内的男女之间，象征交换是整个社会秩序的基础，其中心机构是婚姻市场:女人在这里只作为物品甚或符号出现，这些符号的意义是在她们之外构成的，其功能是帮助延续和增加男人所把持的象征资本。妇女被赋予的真实地位以对立推理的形式体现在极限情形中，在这个情形中，一个没有子嗣的家庭为了避免世系消亡，只能为女儿娶一个男人（l′awrith），这个男人一反结婚后入住夫家的惯例，住到了他的妻子家里，而且像一个女人，也就是像一件物品一样流通（卡比尔人说，“他做了新娘”）:男子气概本身受到了质疑。我们看到，在贝亚恩如同在卡比利亚一样，整个集团对遭受此种耻辱的家庭所使用的狡猾手段表现出一种最终的宽容，而这个家庭这样做是为了从表面上挽救它的名誉，如果可能的话，还挽救那个“物化男人”的名誉，如果他作为男人的意义消失了，他就会对接纳他的家庭的名誉提出质疑。

在象征交换经济的逻辑中，更确切地说，在亲缘和婚姻关系的社会构造中，存在着文化分类（taxinomies）中男性被赋予优先地位的原因，亲缘和婚姻关系的社会构造赋予妇女作为交换物的社会地位，交换物是依照男人利益确定的，因而注定要促进男人的象征资本的再生产。列维-斯特劳斯（Lévi-Strauss）在乱伦禁忌中看到了社会的创立行为，由于乱伦禁忌包含了被视为男人之间平等交往的交换命令，所以它与暴力机制是互相关联的。作为交换主体和婚姻主体的妇女被暴力机制否定了，交换和婚姻是通过她们建立起来的，暴力机制却将她们简化为物的状态，或更确切地说，简化为男性政治的象征工具:她们注定要作为信用符号流通并建立男人之间的关系，因此沦落为象征资本和社会生产或再生产的工具。也许，如果要与列维-斯特劳斯的纯粹“符号学”观念决裂到底，就应该在萨德的流通中看到列维-斯特劳斯的流通中幻灭的或犬儒主义的界线。萨德的流通，如安娜玛丽·达迪尼亚（Anne-Marie Dardigna）所说，使得“女性身体严格说来成为一个可以估价并互相交换的物品，像货币一样在男人之间流通”^[2]。列维-斯特劳斯的流通无疑是由与货币交换的普遍化相关的幻灭（色情是它的一个特征）实现的，它揭示了合法妇女的合法流通最终依赖的暴力。

严格意义上的符号学阅读将妇女的交换设想为交流关系，掩盖了婚姻交易的政治维度，即力求保存或增加象征力量的力量关系^[3]，而纯粹“经济学主义”的阐释，马克思主义或其他的阐释，将象征生产方式的逻辑与一种严格意义上的经济生产方式的逻辑混为一谈，将妇女的交换视为商品的交换，这两者都忽视了象征财产经济基本的暧昧性:这种经济以象征资本（名誉）的积累为目的，它将各种不同的原材料，首先是妇女，还有所有可以从形式上进行交换的其他物品，转化为礼物（而非产品），也就是说，转化为同时也是统治工具的交流符号。^[4]

这样一种理论不仅考虑这种交换的特殊结构，同样考虑这种交换要求那些完成交换的人发挥的社会作用，尤其是生产和再生产交换必需的社会作用，还要考虑行动者（主动的，男人；或被动的，女人）和逻辑本身———这就反对这样一种幻想，即象征资本在某种程度上，通过自身的力量且在具有明确时间地点的行动者的行为之外产生。（再）生产行动者，就是（再）生产组成社会世界的范畴（从认识和评价模式与社会集团的双重意义来看），这显然是亲缘范畴，但同样也是神话—仪式范畴；（再）生产游戏和赌注，就是（再）生产进行社会再生产（而不仅仅是满足性欲）的条件，社会再生产是由一种竞技交换保证的，这种交换力求积累谱系身份、世系或祖先名字也就是象征资本，因而也就是积累对人行使的永久权力和权利:男人生产了符号并以伙伴—对手的关系主动交换符号，伙伴—对手是由一种名誉上平等的基本关系联结在一起的。这种关系甚至是一种交换的条件，这种交换可能产生名誉上的不平等，也就是统治———这正是列维-斯特劳斯那样的纯粹符号学观念，所缺乏的。因此，在作为主体的男人与作为交换对象的女人之间，作为生产和再生产的负责人和主宰的男人与作为这项劳动的被转化产品的女人之间，不对称是根本的。^[5]

当象征资本和社会资本的获得大致构成了可能的积累的唯一形式时———在卡比利亚就是如此，妇女是应该在免受侵犯和怀疑的情况下保留的价值，这些价值投入到交换之中，就会产生姻亲关系，也就是社会资本，以及有声望的姻亲，也就是象征资本。当这些姻亲关系的价值，即这些关系可能提供的象征利益，在某种程度上依靠可供交换的妇女的象征价值，也就是她们的名誉特别是她们的贞洁———贞洁构成了男性名誉，即整个世系的象征资本的被盲目崇拜的尺度———的时候，兄弟或父亲的名誉发展到了一种与丈夫的警觉同样严峻甚至偏执的程度，这种名誉是一种不言而喻的利益形式。

象征财产经济的决定力量通过基本的区分原则组成了社会世界的整个认识，并得到整个社会空间的承认，也就是说不仅得到经济生产的经济的承认，还得到生物学再生产的经济的承认。因此，我们可以解释，在卡比利亚的情形和其他许多传统中，怀孕和分娩这种严格意义上的女性行为好像为了授精这种严格意义上的男性活动的利益而被消除了我们顺便会看到，如果玛丽·奥布赖恩（Mary O′Brien）站在精神分析的视角，在男性统治中看到男人为克服他们被剥夺种族再生产手段的缺陷并为恢复父权的优先地位，掩盖女人在分娩中的真实作用而进行努力的结果，她并没有错，但是她忘记把这种“意识形态”的作用与其真正的基础，也就是象征财产经济的限制联系起来，象征财产经济的限制规定，生物学再生产服从于象征资本再生产的必要性^[[6]]。在生育周期中正如在农耕周期中一样，神话—仪式逻辑赋予男人的介入以特权，男人的介入总是在结婚或开犁的时候以公共的、官方的、集体的仪式为标志，而孕育的周期却因此被牺牲了，无论是冬天的土地周期，还是女人的周期都是如此，女人的周期只产生随意的、几乎是偷偷摸摸的仪式行为:一方面，是对生活过程的中断的和异乎寻常的介入，是庄严完成的冒险的和危险的开创行为———有时，第一次开犁在公共场合，在众人面前举行———另一方面，是一个自然的和被动的隆起过程，女人或土地是这个过程的地点、机遇和物质基础，而不是行动者；这个过程只要求妇女具有相应的技术或习惯经验，以及靠劳作佑助自然的行为（比如锄草和为牲畜拾草），因此，这些行为更加不为人所知，首先不为男人所知:因为它们是熟悉的、连续的、普通的、重复的、单调的、“卑贱的和容易的”，正如我们的诗人所说，它们大部分只能在视线之外，在房屋的阴暗角落或在农事年的萧条期完成。^[7]

一方面，性别分工被纳入生产活动的分工之中。由于我们将劳动的观点与生产活动联系起来，因而进一步来看，性别分工被纳入维持社会资本和象征资本的劳动分工之中。这种劳动分工赋予男人一切官方的、公共的、表象的尤其是所有名誉交换活动的专利，名誉交换包括言语交换（在日常碰面尤其是在集会时）、礼物交换、女人交换、挑战和杀戮交换（其极限是战争）。另一方面，性别分工被纳入象征财产经济的主角的配置（习性）之中。首先是女人的配置，这种经济使女人沦落到成为交换对象的境地（甚至，在某些条件下，她们至少能间接地有助于指导和组织交换，特别是婚姻交换）；然后是男人的配置，整个社会秩序，尤其是与象征财产市场的运作有关的肯定或否定的确认，要求男人获得构成名誉感的能力和倾向，以严肃对待所有被这样认为严肃的活动。

正如我在别处做过的那样，^[8]我曾经以劳动的性别分工为指导描述单独的生产活动的分工，错误地采用了一种劳动的种族中心定义。另一方面，我本人还曾指出^[9]，这个定义是历史的创造，它与“劳动”的前资本主义定义不同，后者作为一种社会功能的行使，可以说是“完全的”或未区分的，而且包括我们的社会认为属于非生产的活动，因为这些活动缺乏任何货币认可:在卡比利亚社会和大部分前资本主义社会中，同样也在旧制度社会的贵族阶级和资本主义社会的特权阶级中，这是所有直接或间接以社会资本和象征资本的再生产为目标的实践的状况，比如卡比利亚人订立婚约或在男人集会上讲话，或在别处，从事一种优雅的体育运动，举办沙龙，举行舞会，或开办慈善机构。但是，接受这样一个残缺不全的定义，就是禁止自己全面地把握“任务”或责任的性别分工的客观结构，而这个结构扩展到了所有实践领域，尤其是交换。交换是男女有别的，男性交换是公共的、中断的、异乎寻常的；女性交换则是个人的，甚至是秘密的、连续的和平常的，此外，这个结构还扩展到宗教或仪式活动，在这些活动中可以看到相同原则的对立。

在社会游戏（幻象）中的这种首要投入使得男人真正成为男人———荣誉感，男性特征，男子气概，或如卡比尔人所说的，“卡比尔人气概”（thakbaylith）.———它是对自身所尽一切义务的不可辩驳的原则，是人们必须做的一切，也是人们为了与自身相符，为了在自己眼中无愧于男人的某种观念必须完成的一切的动力或动机。实际上，这是按照直与弯、竖立与倒伏、强与弱，简而言之，按照男人与女人之间的基本区分来构造的一个习性，在这种习性与按照同样区分方式而组成的社会空间之间的关系中，产生了男人的竞技投入，作为许多急迫性和要做的事以及女人充满节制和克制的道德。

因此，名誉问题，通过服从获得的游戏意识的这种特殊形式，是再生产策略系统的原则，服从被扩展到象征财产经济的规律性和规则上。作为象征资本的生产和再生产工具的把持者，男人通过再生产策略，维护或增加这种资本:生殖策略、婚姻策略、教育策略、经济策略、继承策略全都以移交继承的权力和权威为目的^[10]。象征秩序一旦由不得已变为乐事，它就成了通过行动者的互相作用永久存在的名誉倾向（也就是一个世系或———在贝亚恩和中世纪的贵族家庭中，毫无疑问还存在其他情形———一个“名门”所共有的象征资本）归并的产物。

女人被排除出所有公共场所、集会、市场，而通常被视为人类生存最严肃的活动，比如名誉活动，往往在这些场合举行。可以说，她们先天地以荣誉平等的（默许）原则的名义受到排斥，这种原则意味着，挑战产生荣誉，只有当挑战是面向一个男人（与女人相比）和一个能够迅速回击的有荣誉感的男人时，挑战才是值得的。因为这种回击也包含了一种认可的形式，所以产生荣誉。这个过程的完美循环说明这关系到一种任意的指定。

注释

[1]莱布尼茨预告了现代哲学比如皮尔斯（Peirce）哲学的某些端倪，他谈到“habitudines”，即持久的方式、结构、发展的结果，用来指在表达式中被说明的东西[G.W.Leibniz，Quid sit idea ，in Gerhardt（ed．），Philosophischen Schrif ten，VII，p.263-264]。

[2]A．GM．Dardigna，Les Châteaux d′Éros ou les inf ortunes du sexe des femmes，Paris，Maspero，1980，p.88．

[3]关于与语言交换内涵中交换的符号学观念决裂的后果，参见P．BourG dieu，Cequepar lerveutdire，op．cit．，p.13-21etpassim。

[4]这种对象征财产经济的唯物主义分析有助于摆脱“物质”与“观念”之间不可靠的取舍。这种取舍通过“唯物主义”研究与“象征”研究[这些研究往往是非常出色的，比如米歇尔·罗萨尔多（Michele Rosaldo）、谢里·奥特纳（Sherry Ortne）、盖尔·鲁宾（Gayle Rubin）的研究，但在我看来，它们是片面的:罗萨尔多和奧特纳看到象征对立的作用和被统治者的同谋；鲁宾看到了与象征交换和婚姻策略的联系]之间的对立长久存在。

[5]在谈及上面提出的每一种主张时，我本来可以（或应该）一方面说明它与列维-斯特劳斯论点的不同之处（我只在我觉得特别重要的一点上这样做了），另一方面说明它与某种相近的分析，尤其与盖尔·鲁宾的分析[ The Traffic in Women: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Sex，in R.R.Reiter（ed.），ToG ward an Anthropology o f Women，New York，Monthly Review Press，1975]的不同之处，鲁宾的研究试图分析妇女的受压迫状况，他以不同于我的一种视角，复述了列维-斯特劳斯的原创分析的某些特征。这就会使我对这些作者予以正确的评价，与此同时突出我的“不同”，以免我好像在重复或复述我所反对的分析。

[6]M.O′Brien，The Politics o f Reproduction，Londres，Routledge and Kegan Paul，1981.

[7]在我们的社会中，连续与中断之间的对立，表现为女性家务劳动的常规性与男人乐意做出的“重大决定”之间的对立（参见M．Glaude，F．de SinG gly，L′organisation domestique: pouvoir et négociation ，Économie et StatisG tique，187，Paris，INSEE，1986）。

[8]P．Bourdieu，Le Sens p ratique，op．cit.，p.358。

[9]参见P．Bourdieu，Travail et Travailleurs en Algérie，Paris-La Haye，Mouton，1963，et Algérie60，Paris，Éditions de Minuit，1977。

[10]关于名誉与婚姻和继承策略之间的联系，参见P．Bourdieu，Célibat etconditionpaysanne ，Étudesrurales，5-6，avri lGseptembre1962，p.32-136； Les stratégies matrimoniales dans le système des stratégies de reproducG tion ，Annales，4G5，juilletGoctobre 1972，p.1105G1127；Y．Castan，Honnêteté et relations sociales en Languedoc（1715—1780），Paris，Plon，1974，p.17-18；R.A.Nye，Masculinity and Male Codes of Honorin Modern France，New York，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9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