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历史化的历史作用

    事实上，很明显，历史中的永恒只能是一种永恒化历史作用的产物。这就意味着，为了彻底摆脱本质主义，并不是要否定不容置辩地构成历史现实的不变性和恒量[1]；而是应该重建非历史化的历史作用的历史，或者，也可以说，重建男性统治的主客观结构连续不断地（再）创造的历史。自从有男人和女人以来，男性统治就固定不变了，男性秩序通过男性统治世世代代持续再生产。换句话说，一部“女性的历史”不由自主地产生了巨大的稳定性和持久性，如果这部历史要始终不渝地存在下去，无疑首先应该为有助于永久保持这些永久性的行动者和制度的历史留一个位置，而且是首要位置，这些行动者和制度包括教会、国家、学校等，它们在不同时代，从其相对影响和功能来看，可能是不同的。这部历史不能满足于记录比如女人被排斥出某个职位、某个等级、某个学科；它应该也要考虑到和意识到（职业、学科等）等级和这些等级所支持的等级配置的再生产，等级配置致使女人协助别人将她们自己从她们无论如何都要被排斥出去的地方排斥出去。[2]

    历史研究不能仅限于描写妇女处境在时间进程中的变化，也不能限于描写不同时代的性别关系，而应该致力于确定每个阶段的行动者和制度系统的状况，这些行动者和机制包括家庭、教会、国家、学校等，它们在不同时期的影响力和手段各不相同，都促使男性统治关系或多或少脱离历史。一部性別关系史的真正目标是结构机制（比如确保劳动的性别分工的再生产机制）和策略的连续组合（在中世纪和18世纪，贝当治下的20世纪40年代初和戴高乐治下的1945年之后，都是不同的）的历史。策略通过制度和单个行动者，在很长一段历史时期内，有时以真正的或表面的变化为代价，使得性别之间的统治关系结构永久存在下去:妇女的从属可能表现为从事劳动，如同在前工业社会的大部分时期那样；或反之，可以表现为脱离劳动，这就是工业革命之后的状况，由于劳动和家庭分离，资产阶级妇女的经济力量下降，维多利亚时代的假正经，注定使她们崇尚贞洁和家庭艺术，如水彩画或钢琴，也使她们致力于越来越成为女性专利的宗教修行，至少在具有天主教传统的国家如此。[3]

    总之，通过揭示“性別”关系的超历史恒量，历史不得不以不断生产和再生产超历史恒量的非历史化的历史作用为对象，这种历史作用就是男人和女人不断服从的恒定的分化作用，分化作用使得他们通过将自己男性化或女性化而互相区别。历史尤其应该致力于描写和分析观念和区分原则总是重复的社会（再）建构，观念和区分原则产生了“性别”，以及更广泛地，产生了性行为的不同范畴（特别是异性恋和同性恋），异性恋本身是被社会构造的并被社会变成一切“正常的”、也就是说消除了“违背自然”之耻辱的性行为的普遍标准。[4]至于对妇女处境和两性关系所发生变化的一种真正理解，我们只能自相矛盾地期待，它会从对某些机制和制度的变化的一种分析中得来，因为这些机制和制度负责保证性别秩序的永久性。

    再生产活动直到最近一个时代，都是由三个主要机构即家庭、教会和学校完成的。这三个机构在客观上互相协调，共同作用于无意识的结构。再生产男性统治和男性观念的主要角色无疑属于家庭[5]；对劳动的性别划分和对这种划分的合法表象的早期体验是在家庭中被规定的，这种划分由权利保障并被纳入言语之中。教会被具有顽固的反女性主义观念的神职人员所支配，神职人员动辄谴责女人所有有失端庄的行为，尤其是穿衣方面的；他们习惯于再生产对女人和女性特征的一种悲观看法，[6]教会在（或过去一直）明确地灌输一种被父系制度价值统治的家庭主义道德，尤其是女人天生低等的信条。此外，教会还以更加间接的方式，尤其通过经文[7]、礼拜仪式乃至宗教的空间与（通过礼拜年的结构与农事年的结构之间的呼应体现的）时间的象征性作用于无意识的历史结构。在某些时代，教会可能会依赖一个符合宇宙学模式的伦理对立系统，为家庭即建立在父亲权威基础上的神圣权利王朝之中的等级制度进行辩护，并通过一种真正的“肖像宣传”[8]规定一种社会世界的观念和妇女在当中应有的地位的观念。

    最后是学校。尽管学校摆脱了教会的控制，却还在传播（建立在男/女关系和成人/孩子关系之间的同源性基础上的）父系制度表象的先决条件，尤其是被纳入自身等级结构中的先决条件，这些等级结构在不同学校或不同学院之间，学科（“弱”或“强”———或更接近原始神秘直觉的，“枯燥乏味”）之间，专业之间，也就是说在存在方式和看待事物、看待自身的方式之间，在表现才能和倾向的方式之间，总之，表现一切有助于不仅造就社会命运还要造就自身形象隐秘性的东西的方式之间，全都具有了性别的含义。[9]事实上，一直到最近一段时期，被学校制度传输的所有艰深文化，无论在哲学或文学还是医学或法学的变种中，都还在不停地输送陈旧的思想方法和模式（比如使男人成为积极原则、使女人成为消极因素的亚里士多德传统的影响），以及神学家、法学家、医生和伦理学家都随声附和的一种对第二性的官方话语，这种话语力求限制妻子的自主性，尤其是在工作方面的自主性，理由是她们天性“幼稚”、愚蠢，每个时代都从上个时代的“宝库”中汲取财富（比如在16世纪，罗曼语的韵文故事或拉丁语的神学论文[10]）。但是我们将会看到，由于艰深文化是冲突的地点并带来了冲突，因而它也是性别之间关系变化的决定性原因之一。

    要统计性别分工再生产的制度因素，就应该考虑到国家的作用，国家通过公共父权制（patriarcat public）的规定和禁令来认可和加强私人父权制的规定和禁令，公共父权制被纳入所有负责管理和调节家庭单位的日常生活的机制中。现代国家并未达到家长作风和独裁国家那样的极端，即彻底实现极端保守主义观念（如贝当时期的法国和弗朗哥时期的西班牙），极端保守观念把父系制度的家庭变成作为道德秩序的社会秩序的原则和模式，道德秩序以男人对女人、成人对孩子的优先权，把道德等同于力量、勇气以及对身体（即诱惑和欲望之所）的支配为基础[11]，但现代国家将男性中心观念的所有基本原则都纳入家庭权利，尤其是确定公民身份的规则中。[12]国家主要的模糊之处绝大部分来自这样一个事实:国家在它的结构中，通过财政部门与支出部门之间的对立，它的家长作风的、家庭主义的、保护性的右手与它的指向社会的左手之间的对立，再生产男女之间的典型对立，女人作为负责人以及国家照顾和服务的特殊接受者，与社会的国家沆瀣一气。[13]

    展示有助于性别等级再生产的全部机构的做法，应该能够勾勒出对这些机构的稳定和变化的一种历史分析的纲要。唯有这种历史分析能够为既充分理解持久又充分理解可见或不可见的变化提供必不可少的工具，持久常常是惊人的，可以从妇女的处境中看到（而且这意味着不满足于援引男人的抵制、恶意[14]或妇女本身的责任），而历史分析直到最近一段时期才认识到可见的或不可见的变化。

    注释

    [1]为了说明情况的确如此，只需仔细阅读五卷本的《妇女史》（L′Histoire des femmes），Georges Duby et Michèle Perrot主编（Paris，Plon，1991，1992）。

    [2]从最初从事研究开始，我就致力于这项巨大任务的一小部分，试图指出学校教育系统如何促进社会等级乃至性别之间的差别的再生产。

    [3]V.L.Bullough，B．Shelton，S．Slavin，The Subor dinated Sex．A History of Attitudes toward Women，Athens（Ga）et Londres，The University of Georgia Press，1988（2eéd．）。

    [4]我们通过乔治·昌西（George Chauncey）的《纽约同性恋者》（Gay New York）一书得知，同性恋与异性恋之间产生对立是最近的事情。毋庸置疑，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异性恋或同性恋才被规定为排他的选择。那时，将男性伙伴换成女性伙伴的男人很多，所谓“正常”的男人可以与“被鸡奸者”发生性关系，只要他处于这种关系中的“男人”一方。那些“性欲倒错者”，也就是那些对男人怀有欲望、举止和穿衣带有女人气的男人，在同性恋与异性恋的区分变得更加明确之后开始减少了。

    [5]参见N．J．Chodorow，op．cit．。

    [6]在促使对女性的悲观看法延续方面，西班牙教会起到了一定作用，妇女被认为应对道德沦丧负责，所以应为赎清世上所有的罪恶而受苦受难。关于这一点，可参见W．A．Christian，Jr．，Visionnaires: The Sp anish Rep ublic and the Reign of Christ，Berkeley，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97。这种赎罪的伦理学同样处于维希政府的复兴运动的核心，维希政府用最陈腐的女性表象武装自己并依靠妇女来实施复兴运动。它像西班牙教士一样，在谴责女人道德败坏的同时，利用尤其由妇女组成的小“预言家”团体和她们的奇迹观念（参见F．MuelGDreyfus，Vichy et l′Éternel féminin，Paris，Éditions du Seuil，1996）。

    [7]参见J．Maître，Mystique et Féminité．Essai de psychanal yse sociohis-torique，Paris，Éditions du Cerf，1997。

    [8]参见S．F．Matthews-Grieco，Ange ou diablesse．La rep résentation de la femme au XVIe siècle，Paris，Flammarion，1991，尤见p.387。“交流的手段总是掌握在作为强者的性别手中:男人写书、画画、讲道，而大部分女人则仅仅由于受到的教育不够，被剥夺了文化和书面知识。”（p.327）

    [9]我们参照托里尔·莫伊（Toril Moi）关于学校教育表象和分类的分析，就可以从男性统治在学校教育制度中采取的特定形式的这种展示中除去它可能有的表面上抽象的因素，萨特就是通过学校教育表象和分类对西蒙娜·波伏娃施加影响的（参见T．Moi，Simone de Beauvoir．The Making of an IntellectuG al Woman，Cambridge，Blackwell，1994；et P．Bourdieu，Apologie pour une femme rangée ，préfaceŤT．Moi，Simone de Beauvoir．Conf lits d′une intellecG tuelle，Paris，DiderotÉditeur，1995，p.VIGX）。

    [10]直到19世纪，医学才提供了关于妇女身份的解剖学和生理学证据（尤其在生殖活动方面），参见P．Perrot，Le Travail des apparences，ou les transG f ormations du corps féminin，XVIIIeGXIX e siècle，Paris，Éditions du Seuil，1984。

    [11]参见G．Lakoff，Moral Politics，What Conservatives Know that Liber-als Don′t，Chicago，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96。

    [12]应该详细指出适合不同政体的身体管理政策。独裁政体中盛行大阅兵式或大型体操表演，这体现了保守革命的极端男性化哲学。这种哲学的基础是对男性士兵和男性团体的崇拜以及处于紧张状态的英雄苦行精神（参见G．Mosse，L′Image de l′homme: l′invention de la virilitémoderne，Paris，Abbev-ille，1997）或维希政府带有家长作风的和倒退的民俗学（参见F．MuelGDreyG fus，op．cit．）。而在民主政体中，尤其通行家庭政治，特别是雷米·勒努瓦（Rémi Lenoir）所说的家庭主义（参见R．Lenoir，La famille，une affaire d′État ，Actes de la recherche en sciences sociales，113，juin 1996，p.16 30），同样还包括整个教育活动。

    [13]强调国家作为间接行使权力的工具的功能，就是为了避免这种倾向，即把男人对女人（和孩子）实施权力的家庭变成男性统治的首要地点；强调这种功能的分化，就是摆脱虚假的讨论，这种讨论使某些女权主义者在国家对妇女来说是压迫者还是解放者这个问题上互相对立。

    [14]这种因素显然丝毫不容忽视，它通过个人活动的集合产生影响，无论在家庭单位内部还是在劳动领域都是如此，它还通过半协商的象征活动，如“新机械化”的象征活动或对“政治正确”的某种批判产生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