结构的力量

男女之间的统治关系存在于在全部社会空间及其次空间中，也就是说不仅在家庭中，同样也在学校教育空间和劳动世界中，在官场和传媒场中。因此，真正从关系方面理解这种统治关系，就会粉碎一个“永恒女性”的虚构形象，使男女之间的统治关系结构的永久性更清晰地显现出来，这种永久性超越了与历史时刻和社会空间中的位置相联系的主要差别，因而得以保存下来。而且，对男性统治关系超历史的永久性的这种证明，远非如人们有时假装相信的一样，产生一种非历史化进而自然化的作用，而是迫使推翻普通的或然判断，这种或然判断建立在对妇女处境中最明显变化的证明之上。对男性统治关系超历史的永久性的证明，实际上迫使人们提出这个总是被忽略的问题，即总是重复的历史作用问题，历史作用对于男性统治脱离历史是必要的；还有对男性统治表面上的非历史化负责的历史机制和作用问题，历史变化的任何策略都应该认识到这些机制和作用，否则就会陷入软弱无力的境地。

对男性统治关系超历史的永久性的证明，最终而且尤其迫使人们看到“后现代”哲学家“超越二元论”的炫耀性呼吁的虚妄；这些二元论深深地植根于事物（结构）和身体之中，而不是来自言语命名的一种简单作用，而且无法被一种述行的魔法（magie performative）的行为———性别远非人们可以任意（以男扮女装的男同性恋者的方式）扮演的简单“角色”，而是被纳入身体和性别从中汲取力量的空间之中。^[1]是性别秩序建立了词语———特别是辱骂———的述行的有效性，同样，是性别秩序抵制颠覆性的唯意志论的虚假革命性质的再定义。

米歇尔·福柯在被视为“一种精神分析的考古学”的《性史》中，描述了作为“欲望主体”的西方人的一种系谱学，他试图借此将性别特征重新历史化，以对抗精神分析的自然化。同福柯一样，我们在这里尽力将支配性关系，以及更广泛地，支配性别之间关系的无意识，不仅与其个人的个体发生而且与其集体的系统发生联系起来，也就是说与男性中心无意识的不变部分的久远历史联系起来。但是，还需要理解到底是什么构成了现代性经验的特点，为了妥善地完成这个理解计划，我们不能像福柯所做的那样满足于坚持这个事实，即什么东西使得现代的性与古希腊或古罗马的性区分开来，在古希腊、古罗马，“人们很难找到一个类似于‘性’或‘肉体’的概念”，也就是说“一个参照独一无二的实体，并能将一些各不相同、表面上彼此相距甚远的现象、行为，还有感觉、意象、欲望、本能和激情当成出自本性的东西集中起来的概念”^[2]。

我们所理解的性，实际上是一种历史的创造，但这种创造是随着不同的场及其特定逻辑的分化过程的完成而逐渐进行的。因此，首先应该让构成神话思维的根本对立的性别化的（而不是性的）区分原则不再用于整个世界秩序，无论是身体的还是政治的，进而不再决定比如宇宙论的基础，如同苏格拉底之前的思想家所做的那样:与性相关的实践和话语构成了彼此分隔的领域，这种构成实际上与神话思维与逻辑思维的逐渐分离分不开。神话思维的类比意义多元而含混，逻辑思维来自经院哲学场中的讨论，慢慢发展到以类比本身为对象（尤其对亚里士多德而言）。如是的性的突现，与一系列场的出现以及为了垄断性的实践和话语的合法定义而互相竞争的行动者的出现密不可分，这些场包括宗教场、司法场、官僚场，这些行动者能够将这个定义推广到实践中去，尤其是借助家庭和家庭主义观念。

性别的无意识模式并不是戈夫曼（E.Goffman）想要的“建构的根本取舍”，而是高度分化的历史结构，这些历史结构来自一个本身也高度分化的社会空间，并通过与行动者从这些空间的结构中得到的经验有关的训练进行再生产。因此，进入按照（强弱、大小、重轻、肥痩、紧松、硬软等之间的）对立建立起来的不同场，与一系列性别化的对立被纳入身体同时产生，这些对立总是与男女之间的基本区分以及这种区分表现于其中的次要取舍（统治者/被统治者，上/下，主动—进入/被动—被进入^[3]）保持一种同源关系，而这些性别化对立彼此之间是同源的，它们与基本对立也是同源的。

被纳入场的社会结构中的对立，为认识结构、实践分类提供支持，这些结构和分类通常被记录在形容词系统中，使得有可能产生伦理学的、美学的和认识的判断。比如在大学场中，暂时占据统治地位的学科，法学和医学，与暂时处于被统治地位的学科，理科和文科相互对立，在后者内部，理科以及一切较难的学科，和文科也就是容易的学科互相对立，或总是无止境出现的，处于集会广场和政治一方的社会学，与致力于内心的心理学如文学相互对立。^[4]此外，在权力场中，工商业雇主与知识分子之间的对立不仅在实践和属性的客观性中表现极为明显，而且以明确的或潜在的分类形式存在于头脑中，这些分类使得知识分子在“资产者”眼中是一个具有完全处在女性一边的属性的存在，这些属性包括不现实，超凡入圣，不负责任（正如我们在这些情形中清楚看到的，世俗的统治者试图给知识分子或艺术家上课，如同男人与女人在一起，非得向后者“解释生活”一样）。

这就是说，性别无意识的发生社会学在对这种无意识植根和再生产于其中的社会空间的结构的分析中，找到了它的逻辑的延续性，无论涉及以划分原则的形式被归并的划分，还是建立在各种社会地位（及男性或女性占优势社会地位的占据者：医生/护士，雇主/知识分子，等等）之间的客观划分，都是如此。从这些划分的永久化观点来看，最重要的划分无疑是对致力于象征生产的各种场进行区分的那种划分。卡比利亚社会提供了基本对立的典型形式，这种基本对立在一系列同源对立中被消除了多样性，好像被绕开一样，这些同源对立再生产这种基本对立，但是以分散的和通常难以辨认的形式（像理科与文科或外科与皮肤科一样）进行。这些特定的对立以或多或少潜在的方式束缚思想，不让人把握它们的统一性和真实性，也就是说作为各种性别统治关系的同一个结构的各种面目。

所以，只有全面考虑这种统治实施的全部地点和形式，才能把握它的结构恒量和它的再生产机制。这种统治的特点是能够在迥然不同的级别上，在所有社会空间实现，从最有限的空间如家庭到最广阔的空间都是如此。影响女性处境的明显变化掩盖了不可见的结构的永久性，只有一种联系的思想才能揭示这种永久性，这种联系的思想能够将家庭经济，进而将构成家庭经济特点的劳动和权力分工，与男人和女人置身其中的劳动市场的不同区域（场）联系起来。这不像人们通常所做的那样，通过分开的状态，在家务劳动和非家务劳动中，领会任务的尤其是等级的性别分配。

自从我们看到一些升至高位的妇女（高级管理人员、部长等）在某种程度上必须以在家庭方面（离婚、晚婚、独身、与孩子相处困难或无法相处等）和象征财产经济方面不那么“成功”来为这种职业成功“付出代价”，性别统治的结构关系的真实性真的隐约可见了。或相反，家庭经营的成功通常以部分或全部放弃重大的职业成功为代价（尤其通过接受某些“方便”，这些方便之所以很容易给予妇女，原因在于它们使她们置身于权力争夺之外:半日工或“五分之四日工”）。其实，只有考虑到（现时的或潜在的）家庭空间结构对职业空间结构实行的限制（比如通过丈夫地位与妻子地位之间必要的、不可避免的或可接受的距离的表象），我们才能理解在不同的社会空间中男性地位与女性地位的结构之间的同源性。当男女双方在一种追逐赛中不断改变其基本内涵时，这种同源性有保持下去的倾向，而且女人永远无法弥补她们的不利条件。^[5]

而且这种联系的做法同样有助于理解这一点，即相同的统治关系可能以不同形式在差别最大的女性处境中看到:从大商业资产阶级和金融资产阶级妇女对她们的家庭或慈善事业的无偿奉献，到家庭妇女女仆般的和“雇佣式的”奉献，还有小资产阶级层次的妇女，她们几乎总是以一种低级的方式从事雇佣职业，这种职业与其丈夫的职业互为补充，互相兼容。男性统治的结构是这些不同寻常的、数不清的统治/服从关系的终极根源。这些关系依据相关的行动者在社会空间中占据的位置，在形式上是不同的，有时是巨大而显著的，有时是极小的甚至几乎看不到的。但它们是同源的，因此被一种家庭的气氛联系在一起———它们在每个社会空间中，将男人与女人分开并联结，从而在两者之间维持弗吉尼亚·伍尔夫所说的“神秘的分界线”。

注释

[1]朱迪思·巴特勒（Judith Butler）本人似乎也放弃了她在《性别烦恼》一书中提出的性别“唯意志论”观念，她写道：“对性别的述行性（performativity）的误解是这样的：性别是一种选择，或者是一个角色，或者是一个人放在身上的一种构造，如同一个人早晨穿衣服一样。”（J．Butler，Bodies that Matter：On the Discursive Limits o f Sex ，New York，Routledge，1993，p．94）

[2]M．Foucault，Histoire de la sexualité，t．2： L′Usage des plaiairs，Paris，Gallimard，1984，p.43。

[3]米歇尔·福柯清楚地看到了性与（男性）权力之间的联系，尤其是在希腊伦理学中。希腊伦理学是男人为了男人构造出来的，它最终导致“依据进入的模式和男性统治的模式构想一切性关系”（M．Foucault，op．cit．，p．242）。

[4]我们知道，难易之间的对立是性别之间的劳动分工在科学领域采取的形式；而且无论在科学工作的分工还是表象以及结果的评估等方面，都是如此。在另一种范畴内，17世纪的文学批评家将史诗与抒情诗对立起来，认为史诗是男性的、刚强的，而抒情诗是女性的、用来装饰的。这种模式的对立也发生在国际关系场中，法国相对于其他各国如美国、英国或德国，占据一个所谓“女性”地位，正如这个事实所证明的那样:在迥然不同的国家，埃及、希腊或日本，男孩留学大多选择美国、英国或德国，女孩大多选择法国，抑或他们到美国或英国学经济、技术或法律，而到法国学文学、哲学或人文学科（参见N．Panayotopoulos，Les“grandesécoles”d′un petit pays．LesétudesŤl′étranger:Le cas del a Grèce ，Actes de larecherche en sciences sociales，121-122，mars1998，p.77-91）。

[5]拥有一份强大的文化资本本身并不足以获得相对于男人的一种真正经济和文化自主的条件。不妨相信某些人的主张，他们看到，在一对夫妇中，如果男人挣钱很多，妇女工作就表现为选择的特权，这种特权应该通过额外的活动和成功为自己辩护，或者，一个提供一半以上收入的男人期待他的妻子做一半以上的家务。所以，经济独立这个必要条件本身并不足以使女人摆脱统治模式的限制，统治模式可能继续缠扰男人和女人的习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