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反乌托邦

整个20世纪80年代，不仅城区不平等现象、排外主义和平民集中的“郊区”的青年抗议运动^[1]日益严重，而且一种以“贫民窟化”为主题的新型话语开始蔓延。这种话语提出，法国城市和美国城市的贫困街区正在迅速趋同。在有关都市生活的公众辩论中，借来自大西洋彼岸的老生常谈（芝加哥、纽约布朗克斯区、哈莱姆区……）之助，贫民窟的说法已经成为一个常见的话题。

这种话语大多属于虚幻^[2]，如果不是造成了恶劣后果，我们本无必要为它多费笔墨。厄运预言家们玩弄耸人听闻的效果，利用一些“made in USA”的带异国情调的既唬人又含糊的图片，动辄挥舞“美国病”的魔杖，这些都妨碍着我们严肃地分析法国工人阶级解体和民心不安的真正原因。鉴于劳务市场和政治领域近来的变化，集体的再生产和表现方式所使用的传统工具均已过时。他们随之言不由衷地给越来越高涨的声讨添油加醋，把大型聚居区说成社会弃物和污点，公民权利遭贬黜之地。这样一来，除了受到社会经济的排斥以外，这些地方的居民如今还得忍受更加沉重的象征性的统治。^[3]

最后，貌似矛盾的是，“贫民窟”的说法模糊了理性比较法美异同可能带来的教益。这种比较不在于寻找法国市郊与美国贫民窟的异同，因为二者分属不同的社会空间，各有极为不同的结构、历史和活力。^[4]历史的和社会学的比较显示，在各自的国家里，贫民窟和“郊区”的共同点是处于遭社会贬黜的地带，城市等级体系的最底层。它们之间的最大区别在于社会构成、机构分布和在都市体系中的功能，特别是造成它们的分与合的机制和原则。简而言之，就美国而言，这种贬斥首先有一个种族基础，那是国家和民族的观念形态几百年来所容许甚至强化的。在法国，这种贬斥主要源于被公众政治活动所淡化的阶级标准。结果是，跟美国的大型贫民窟形成的城市班图斯坦相反，法国的破败“郊区”不是匀质的社会群体，不以国家认可的社会性的种族二元之分作为依托，也没有发达的机构自主性和劳动分工来支撑一种独特的文化。

反过来说，我们完全可以把美国的“阴沉的贫民窟”（dark ghetto）当作一张社会蓝图，用来对比某些发生在今日法国贫困街区的二元化进程，以便对这些进程的激化可能带来的后果得出一种现实的看法。美国贫民窟好比一面既放大又变形的镜子，它使我们看到，一旦国家放弃了首要使命即支持在任何复杂的社会运行都不可或缺的基础设施，反而采取全面削弱公共机构的政策，社会关系会变成什么样子。国家把社会上的一部分人，尤其缺乏经济文化和政治资源的人，丢给市场之手和人人为自己的逻辑^[5]，然而这部分人最需要国家扶助，才能切实行使公民权利。

以20世纪50年代达到顶峰为标志，美国黑人贫民窟从此迅速全面恶化。演变的标志是居民不断迁徙，建筑物和生活环境加速衰落，失业率和暴力犯罪率迅猛上升。一切病态的行为（酗酒、吸毒、自杀、心脏和精神病症等等）和症状也都反映了这种演变，这些行为和症状均与赤贫和集体与个人的失落感紧密相关。再有，在管理这些沦为境内流亡的群体方面，城市的开支越来越大。可是，随着白人家庭和富裕住户陆续搬离，躲进远离市区的居民区，城市的税收资源日益减少。

围绕这个问题，在近来的学术和政治争论中，孤立的飞地“城中村”（inner city）不断衰落的主要原因，先后被归咎于种族主义、“穷人文化”和所谓黑人赤贫阶级的精神颓废、效果适得其反的社会救济、黑人中产阶级的逃离，以及非工业化进程。累积形成和自动持续的社会解体过程饱受批评。对此，一个更好的解释是，自20世纪60年代以来，美国政府便对这些街区采取了故意放弃的城市政策。社区机构的正常运转所不可缺少的公益项目被瓦解，居民所需的资源配置被大大削减^[6]，美国政府对于城市和社会的这种脱离政策导致贫民窟彻底垮掉，成为名副其实的都市炼狱。

1992年5月，在罗德尼·金事件中受到谴责的白人警员无罪开释，随之爆发了怒火遍及整个洛杉矶的骚乱。媒体关注这场骚乱，但是不应绝口不提日常生活中的无声骚乱，因为它使黑人贫民窟成为一个但求苟活的长期战场。它虽然不像公开骚乱那样引人注目，但同样具有毁灭性。如果说，青少年犯罪是造成法国市郊廉租房居民区不安全的主要原因，那么美国贫民窟里的紧张气氛则来自凶杀、强奸和攻击的危险在现实中的无处不在。

库克郡覆盖大芝加哥地区的三百万居民。1988年，该郡刑事法庭的32位法官受理诉讼案56 204宗，其中3 647宗严重人身伤害案，8 419宗强奸案，1 584宗持械盗窃案和2 569宗“持械暴力”事件，另外还有2 009宗凶杀和命案。这些不法行为大多发生在黑人贫民窟，肇事者是当地居民，也大多针对他们自己。我采访过一个名叫“黑大佬门徒”的帮派的头目，问他为什么进出公寓住所总要小心翼翼地四下张望。他说：“路易，这一带你得时刻警醒。一点儿都不能松懈，你知道为什么吗？这叫丛林法则，你不咬别人，别人就咬你。我早就想明白了：决不给人咬，爱谁谁。你呢，你选择什么？”

实际上，在帮派成群的芝加哥南城的大型居民区里，袭击和枪杀早已成为家常便饭，以至于母亲们教给孩子如何迅速趴下，以躲避流弹，而且每个月从自己微薄的工资里拿出钱来缴纳生命保险金。整个夏季，每个周末有五六件凶杀案登记入案是稀松平常的事，而且往往是飙车枪击（drive-by shootings）。实际上，购买一支街头自由出售的“官价”左轮手枪并非难事：一支“干净的”要300美元，使用过的半价。温特沃兹区位于南城贫民窟中心地带，这里的警察分队的一位警官说：“这儿好像是一块被人遗忘的领土。”确实，这个区平均每个警察要管277件严重不法行为，这个数字比白人和资产阶级集中的芝加哥近北区高出六倍，那里出名的“金岸”地带还额外享受私人保镖的贴身保护。温特沃兹区的警察上班时不停地回应紧急呼叫，可是仍然有很多要求无法回应，因为可用警员已经全部出动了。^[7]

猖獗的暴力活动迫使贫民窟住户尽量减少外出和算计出门次数以缩短上街时间，他们尽量少乘坐公共交通工具和前往公共场所。可是，闭门不出并不能确保万无一失。上述这位温特沃兹区的警察说：“万一发生火灾，他们连门都出不去，因为他们躲在铁棍和栅栏后头，怕上街。”尽管安装了金属探测器，实行出入楼房搜身，但是连学校也保证不了师生的人身安全。中学生在学校附近被同学打死或砍伤不时成为地方报纸的头版新闻，可是除了同情的悔恨表示以外，引不起别的政治反响。常有贫民窟的家长把孩子送到有亲戚的南方或者附近城市的寄宿学校，为的是让孩子能够完成学业而不致丧命。

因此，人人都不得不随时准备运用自己的手段保命，自保和保卫家人。因为，众所周知，警察不仅惧怕暴力手段，也没有办法使投诉者免遭帮派对他们或亲友施加报复。这种可能性很大，因为监狱早已人满为患，大量罪犯和犯轻罪的青少年不会被立刻抓进去，而是由于没有空位被释放。库克郡建于1929年的监狱是一座老旧建筑，能容纳1 200人。如今关着近8 000人，其中近千人只能就地睡在床垫子上。1988年，狱方只好以超员为由释放了25 000人。在这种情况下，不难理解，贫民窟的居民对于是否求助于法律当局心怀犹豫。一个唤作“公共敌人”的说唱乐队在一首歌里唱到：“911是个笑话”（911是报警电话号码）。

猖獗的犯罪活动导致贫民窟里的公共空间基本消失，这也跟地方经济的瓦解紧密相关。早在1968年，种族骚乱浪潮席卷美国一百多个城市，约翰逊总统指派一个科尔奈委员会进行调查。委员会在报告中忧心忡忡地指出，“在我国大城市的大部分种族隔离地带，私人资本的撤离已经相当严重”^[8]。二十年以后，这个过程基本结束：投资和政府刺激枯竭，产业结构的重组导致数以千计的熟练工岗位丧失，这些都使得贫民窟里的商业活动几乎荡然无存。芝加哥市伍德劳恩区63街的凋落见证了这种变化。这个区二战后一度是商业活动最为活跃的大动脉之一，如今只剩下死气沉沉的废旧的一排排楼房，以及被纵火后的店铺遗址，堆满瓦砾。在高架火车道的脚下，残留物在逐渐腐烂。1950年，伍德劳恩区曾经有近700家工商企业，没有一栋闲置的房屋和公寓。繁荣的商务活动使这个街区获得了“神奇一里地”（Miracle Mile）的美名。如今，这个奇迹只剩下百十来家商号，它们都在竭力避免破产的命运。

随着社会经济逐渐向服务经济过渡，都市的社会职业构成渐趋复杂。由于失业和就业不足日益严重，芝加哥贫民窟的社会结构越来越朝同质化的方向变化。1950年，芝加哥南城中心地带的成年居民多一半是工薪族，贫民窟的劳动参与率仅仅稍低于全市平均水平。到了1980年，四分之三的成人失业。工人总数在30年当中从38 000人下降到不足5 000人，白领工作者的人数从153 000人下降到不足7 400百人（包括零售业店员和办公室职员、管理人员和自由职业者），减少了将近一半；与此同时，芝加哥大区的黑人中产阶级人数却增加了五倍。如今在“黑色地带”^[9]，在每十个人当中，六个完全靠社会救济过活，四个在领取救济金的家庭里长大。

面对工薪劳务市场凋敝和社会救济极度短缺，为了生存，贫民窟的居民往往没有别的选择，只能投入非正式的市井经济活动，特别是其中最活跃的领域：毒品买卖。自从“副领主”（Vice-Lords）“信徒”（Disciples）和“根据地”（El Rukns）三大帮派控制了“城中村”的贩毒网络，倒卖“快克”及其副产品的活动以来，芝加哥的可卡因的行情从1公斤55 000美元跌落到17 000美元。因此，如今只需十美元就能买到一小袋白粉。由于顾客众多，毒品贩卖如今已经成为一种分工十分精细的名副其实的工业，营业额每年可达数亿美元。对于被驱逐出学校和合法经济的贫民窟青少年来说，如今毒品贩卖是主要的就业渠道。危险性当然也很高，可是除了年纪小（甚至不到十岁）也能干以外，所需资历也很低，加上工作时间灵活，利润跟清贫的工薪阶层相比十分丰厚。

这种用毒品贩卖打先锋的“掠夺的资本主义”（韦伯语）发展迅猛，是贫民窟暴力行为泛滥的主要原因之一。从消费角度看，盗窃和街头不法行为是吸毒者为满足每日需求所拥有的最直接的手段。从分布方面看，施行人身暴力则是这种商业活动的必要条件，是管理和调节交易活动的工具，每一个批发商都不能放弃暴力，否则会有被竞争对手打垮的危险。^[10]在任何情况下，毒品买卖的大肆泛滥都只不过是贫民窟经济第三世界化的一个最明显标志，其中包括：违法加工和按日计酬的劳动的普遍化；赤贫阶层的小“营生”大量增加（拾荒、流动商贩、捡拾饮料罐、成批转卖报纸、看管汽车、充当挑夫等等）；血汗作坊、在家工作和计件付酬的大量复苏；不合法的各种交易大行其道，如卖血、卖淫、放高利贷、倒卖食品救济券和医疗卡等等。

商品经济退出贫民窟，生活条件普遍恶化，导致在提供安全、住房、医疗、教育、法律等公益方面，行政部门完不成最低限度的工作。更糟糕的是，由于公益机构基本上仅以黑人无产者当中被边缘化了的阶层为对象，所以可以转而被用于监管这个群体，任务是把后者遏制在划定的飞地之内。它们不仅不对缓和这个群体所经受的不平等现象有所贡献，反而倾向于加剧服务对象的孤立状态和蒙受的污名，甚至促使贫民窟事实上脱离社会。公权力从与贫穷抗争的工具变成一部针对穷人的战争机器。

既然丧失了对这部分领土的控制，政府就很难管理它的负责机构。社会住房便属于这种情形：芝加哥市的低收入住房（绝大部分位于贫民窟内）归住房管理局经营，可是它甚至拿不出一份它掌握的可居住公寓的统计表。住房管理局承认，除了二十万正式的房客以外，还有六万到十万违法入住者——尽管排队等待的家庭尚有六万之多。有些居民区的非正式房客的人数比名字见于租约的多出两倍。1989年，芝加哥住房管理局的新任局长提出一个雄心勃勃的计划，打算“清理”南城的大型聚居区，意在根绝擅自占房和帮派。可是，这个暗中运作的“一网打尽”的计划最终流产，因为新任局长多次接到威胁生命的恫吓，于是放弃了这个计划。

由于危险太大，芝加哥的社会服务机构只好退出贫民窟。被派往温特沃兹一带的社会助工拒绝前去家访“客户”，只愿意把他们叫到位于市中心的办公室来，半年一次。为了减少信箱失窃和倒卖福利身份卡的风险，社会救济支票不再从邮局寄出，而是通过现金交易所（贫民窟内的金融管理私营机构）直接交到领取者手上。总之，社会服务机构的目标是尽量压低领取者的人数，以减少社会开支，而不是向需要的家庭提供援助，因为那是占多数的白人选民无法接受的。芝加哥公共救济局大量增加管理细节和文牍程序就是一个明证：它拨出一部分预算，专门用于对领取救济者进行“间谍活动”，以“逮住”弄虚作假者；打不留名的举报电话可以免费；在报纸上号召揭发检举；就近监视的告密者可获酬金；不宣而至地家访可疑者。总之，为了减少领取救济者的人数，无所不用其极。难怪贫民窟的居民把社会服务部门比作联邦调查局。

不过，学校最能说明城中村公共领域的赤贫化。仿佛逃离一艘沉船那样，白人、中产阶级和富人已经抛弃了芝加哥的教育体系，使之变成某种“校园保留地”，贫民窟的孩子仅仅因为无别事可做才被“存放”在这里。学童85%来自黑人和拉丁族裔家庭，这些家庭有70%生活在官方划定的贫困线以下。将近四分之一的儿童能够按时读完中学（虽然升级无须任何考试），绝大多数学生转入职业培训班，可是照样没有出路。教学水平是如此之低，一个马丁·路德·金中学的高中生即使能毕业，也写不出一个完整的句子，解不出一道基础的分数题。就每个学生的人均开支而言，芝加哥学区仅有富裕的市郊卫星城的公立学校的一半。这造成了师资、教室和家具总是短缺，贫民窟里的学校为此苦苦挣扎。芝加哥最近的五位市长无一人把自家的孩子送到公立中学读书，学区总监和足足半数教员也是如此。一位市政府顾问承认：“把自己的孩子送去公立学校，那个人脑袋准是有毛病！”^[11]

公共机构被遗弃造成贫民窟从组织上沙漠化，因为被遗弃迫使贫民窟的自身设施和依赖这些设施的私人组织逐渐消亡。例如芝加哥西区，这里的61 000居民有一半以上生活在联邦划定的贫困线以下，一位居民把它比作“一个黑窟窿”，因为她“很容易一一列举这里缺乏的东西。没有银行，只有几家现金交易所，兑现一张社会救济支票还要收取8美元佣金。没有公共图书馆，没有电影院，没有溜冰场，也没有可以让街区的年轻人开心的保龄球馆。只有两家濒临破产的残疾人诊所（……），1989年年底就关门大吉了。儿童死亡率高于第三世界国家，例如智利、哥斯达黎加、古巴和土耳其。这里吸毒者这么多，可是连一间戒毒所也没有”^[12]。

在这个贫民窟里，公益事业机构的衰落十分严重，因此，德兰修女于1982年来访以后，从她的慈善使团里派了两位修女，在亨利·豪纳居住区^[13]里开办了一个无家可归者的妇幼庇护所、一个幼儿园和一个施粥厂。总而言之，美国政府的城市放弃政策使得贫民窟的公共设施丧失殆尽，这些人们所说的融入大社会的基础被降低为种族隔离的工具。贫民窟里鲜见政府的踪影，从而导致贫民窟的排斥现象更加严重。

法国不是美国。根据贫民窟一词在美国语境里的含义，衰落中的法国市郊居民区也不能跟美国贫民窟同日而语。法国工人阶级地带的解体服从其本身的逻辑，与其历史相适应，也与一个极为不同的制度架构和国家架构所造成的限制相适应。跟美国的城中村相比，种族歧视、暴力、穷困和社会孤立状态都有很不一样的强度和广度。当然，除了层次和结构的明显差异以外，从以往十年里的演变来看，法国都市中不平等现象的走势最终会造成一些条件，从而有利于把二者相提并论。无论左翼还是右翼，如果由于技术官僚的短视和短期财政效益的诱惑，法国的精英领导层非要像他们自20世纪70年代中期以来所做的那样，坚持削减公共部门和支持新自由主义政策，将社会关系逐步“商业化”，我们就无法排除出现最糟糕的局面：遥远而可怕的反乌托邦^[14]或许有朝一日成为现实。

注释

[1]Adil Jazouli，Les années banlieue，Paris，Seuil，1992．

[2]这个概念一经通俗化，便可用于一切定义模糊的群体，以取得戏剧化之效，例如“学生贫民窟”“老人贫民窟”和“同性恋贫民窟”等等（HervéVieillard-Baron，《Le ghetto：approches conceptuelles et représentations communes》，Annales de la recherche urbaine，49，1991，p．13-22）。

[3]Loic J．D．Wacquant，《Urban Outcasts：Stigma and Division in the Black American Ghetto and the French Urban Periphery》，International Journal o f Urban and Regional Research，numéro spécial sur《Les nouvelles pauvretés》，1993，sous presse；et Christian Bachmann et Luc Basier，Mise en images d'une banlieue ordinaire，Paris，Syros，1989．

[4]Pour une analyse plus détaillée，se reporterLoic J．D．Wacquant，《Pour en finir avec le mythe des“cités-ghettos”：les différences entre la France et les Etats-Unis》，Annales de la recherche urbaine，52，1992，p．20-30；et idem，《Banlieues françaises et ghetto noir américain；éléments de comparaison sociologique》，in Michel Wieviorka（ed．），Racisme et modernité，Paris，Editions La Découverte，1993，p．265-279．

[5]也就是说，丢给最有利于富人的赤裸裸的蛮力。因为，正如社会经济学最前沿的研究指出的，市场是一种社会虚构，也是一种利益攸关的虚构，每个人的利益并不是平等的，而且有着实质性的经济和社会后果。

[6]Fred Block，Richard A．Cloward，Barbara Ehrenreich et Frances Fox Piven，The Means Season：The Attack on the Wel f are State，New York，Pantheon，1987，et Michael B．Katz，The Undeserving Poor．From the War on Poverty to the War on Wel f are，New York，Random，1989．

[7]《849 Homicides Place 1990 in a Sad Record Book》，Chicago Tribune，2 janvier 1991．

[8]The Kerner Report：The 1968 Report of the National Advisory Commission on Civil Disorders，New York，Pantheon，1989，（1^reéd．1968），p．399．

[9]“黑色地带”（Black Belt）习惯上指美国东南部大致从路易斯安那州东部到北卡罗来纳州的广大地区，以19世纪的种植园和美国黑人高度集中为主要特点。——译者注

[10]A．Hamid，《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Crack-Related Violence》，Contemporary Drug Problems，17，1989，p．31-78．

[11]Jonathan Kozol，Savage Inequalities：Children in America's School，New York，Crown Books，1991，p．53．

[12]Alex Kotlowitz，There Are No Children Here，New York，Doubleday，1991，p．12．

[13]亨利·豪纳居住区位于芝加哥市西部，由芝加哥住房管理局投资建设，1969年建成。——译者注

[14]麦克·戴维斯的杰作《石英城市：在洛杉矶挖掘未来》为美国两极化的大都市的这种“反乌托邦”描绘了一幅生动的画像。书中照片为罗伯特·莫洛所摄（Mike Davis，City of Quartz：Excavating the Future in Los Angeles，Londres，Ver-so，1990，photos de Robert Morrow）。