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移除书签老工人，新工厂
克里斯蒂安·高胡什[1]和我下午3点前后来到了D村。这个小村庄在上索恩省（Haute-Saône），距离索绍镇大约有15公里车程。这是1990年7月里的一天，钱拉尔“上午”进厂上班，此时正在他的独栋住宅的环形花园里等候我们：短裤，赤膊，正在用铁锨翻整一块四方形的园地。钱拉尔也是熟练工人，从1965年起就在索绍镇的普吉奥工厂工作。他年近50岁，在完成车间已经干了近15年。虽然干过好几个不同的岗位，可是他一直没有离开过生产线。他直起腰来跟我们打招呼，高大的身躯使我有几分惊讶，他身上透出勃勃生机和一股稳稳当当的劲头。工厂的工人通常都令人感到上了一把年纪，神情疲惫，而且正像人们所说的，大多显得比实际年龄长五到十岁，可是这一位比其他人强得多，似乎扛住了工厂劳作的消耗。
寒暄了数语之后，我们谈起打理花园的“乐趣”和工厂的劳累。钱拉尔每天都搭厂里的大巴去索绍镇上班，路上要一个小时左右。他自己的那辆普吉奥405倒是很少开。（这个地区几十年来为一个巴士交通网所覆盖。通常每天早上三四点钟之间，大巴就上路了。工人如今没有从前那么多，可是厂方仍旧维持着旧有的大巴线路。）我们一边闲聊，一边围绕着这座独栋屋（五个房间，一个很大的地窖……）信步而行。我们拿花园调侃：花卉茂盛，绿色植物多少装饰着边边沿沿，几小块菜地。钱拉尔告诉我们，他为什么和怎样在1972年建造了这栋房屋，适逢他结婚不久：他在普吉奥厂有稳定的工作，贷款的利息不高，地皮也不贵（“几乎是白送”）多亏法共党员、“老狐狸”镇长的“巧计”，这个人懂得如何办事，及时给自己的镇子买下了保留地。钱拉尔说话不紧不慢，声音有点沙哑，语气平和，偶尔带点嘲讽的口吻，仿佛有意跟我们的问题保持距离……他补充说，他对地头劳动向来没什么兴趣，不过偶尔夏季里干一点（隔三岔五给某个邻居或亲戚“帮把手”）。他父亲的住所距此不远，不过他已经不再种地，而是把田地租赁给了一个邻居。（他手指老宅方向。谈话中间，他多次用手指点姐夫、妹夫、表兄弟和岳父母居住的几栋房屋……）我追问：两天各八小时工作之外，还有“场外”工作吗？回答是否定的，他“从来没受过这种诱惑”，况且“没有人还做这个事了”。工人们陆续被迫放弃了“兼顾”工厂劳动和农活（“我有一个哥们儿干过厂外工作，可是有一个时期，他不得不选择，要么工厂，要么农活，没法子兼顾”。我们如今“太累了”。）他本人在村里唯一经常做的事，是约上几个伙伴去砍柴，这是当地的传统，去附近森林砍伐冬天取暖用的木柴（“冬天很冷，没有木头很难度过，这是个钱的问题”）。他接着说：“我砍砍柴，修修补补，侍弄花园，不过都是给我自己干，只为自己高兴……”他十分热衷于打猎。我们聊了三个小时，晚上七点左右临别时，钱拉尔兴高采烈地提到狩猎：出门打野猪，叫上邻居和表兄弟，宰杀时全村人都来了……这中间他更多提到的是疲惫（顺便说起，绝无过度渲染），是工作一天后体力如何难以恢复：“有几年，我回家后还能修修补补，钓钓鱼，去树林子里溜达。一点问题都没有。眼下一到家就什么都不想干了……”
钱拉尔是克里斯蒂安的老伙伴，两人相识20多年，有很多共同的记忆。进厂时，他跟克里斯蒂安在车身车间的同一个班组工作。俩人1969年一道投身工会活动，当时工厂有许多斗争精神十足的年轻人。“关系就是这么建立起来的。”俩人后来经常见面，不是在车间里的“工间休息”时间，就是在工厂附近的咖啡馆里，要么就是在工会的集会上。不过，克里斯蒂安没有来过钱拉尔的小村庄：他属于钱拉尔“厂内的哥们儿”，而非“街坊里的”或者“同村”的伙伴。这个区别很重要。我跟克里斯蒂安于1983—1984年开始一道工作，从那以来，他经常提到钱拉尔……认为他是典型的“农民工”，完全沉浸在本地的生活圈子里，连娱乐活动也是农民式的：打猎啊，钓鱼啊……克里斯蒂安对他所体现的生活方式很感兴趣，这种生活跟廉租房（“楼群”）里的生活完全不同，因为廉租房住着没有其他选择的外地和外国的移民工人。与此同时，克里斯蒂安觉得钱拉尔与众不同：虽然上两辈都是农民，他本人却是“赤色的”，属于一个有“赤色”政治传统的地区。这里有洪尚（Ron-champ）矿区及其周边的矿工聚居的村落，小农户们长期以来有反教会的共和派背景。这个地区也有抵抗运动的生动回忆，很多村镇掌权的都是活跃的社会党人或共产党人。
无论厂里厂外，钱拉尔都享有“赤色”的名声。他长期以来为法国共产党而斗争，而且是一位职务相当重要的负责人。他至今以“正牌”共产党人自命，虽然从20世纪70年代末以来就不再领党证，他却一直是法国劳总联[2]的会员，属于一个由老资格的活跃分子和代表组成的核心，负责召集对抗厂方指令的活动。这个他全力投入的活动网络里有他真正的哥们儿。不过，他本人从未当过代表。因此，虽然每逢选举员工代表与卫生、安全和工作条件委员会[3]委员时，他的名字常常出现在劳总联的候选人名单上，可是他的选举资格总是不够充分。
参观完独栋住宅，钱拉尔穿上一件衬衫，我们随即在厨房里落座。他的厨房很现代化，设备齐全，有碗橱和“乡土气”的桌椅（老家具都留在他父母家了，这一点下文还要谈到），钱拉尔用咖啡加小点心招待我们。谈话当中，他数次起身，拿来一些文件，包括他的工资单，去莫维拉尔[4]参加培训班时收到的信函（培训班为时三个星期，信是写给到新建的车身厂工作的工人们的），他保存的工会传单……午后，钱拉尔在镇上一个机构工作的妻子回到家。她跟我们简单交谈了几句。我们谈的是工厂的事，所以她并没有真正加入谈话。不过，我们仍然能够感觉出，工厂和乡村是两个迥然不同的天地。
钱拉尔知道我很早就认识克里斯蒂安，再说，我俩三年前在工厂门外见过一面，那天正是工厂停产的日子。罢工者从各个车间蜂拥而出，步行到附近的咖啡馆集合。
我们这次谈话是克里斯蒂安提议和安排的。我们没有一个准备深究的明确的主题。钱拉尔觉得，我们主要是想从他那儿得到一些有关完成车间的“见证”，会问到发生过哪些变化，工作岗位的难度，生产节奏，“守时”与否，等等。他也知道，我们愿意聊聊他参加莫维拉尔培训班的情况，何以第四天就被辞退。然而，他大概没有料到，谈话很快就走了一条“私密话”的路子，直截了当地问起例如他与“政治”的关系。显然，他更愿意把这个话题“留在肚子里”，至少在谈话开始时如此。不过，他很了解“他的”克里斯蒂安，预感到讨论不会不涉及“政治”问题，只是他可能心里不愿意深谈这个话题。
的确，我们也不想提出太过“私密”的问题，还有一些问题仅仅在关掉录音机后才被提出。此时我们在厨房里长时间站着谈话；预定时间超出后，仍然站在花园里的过道上谈，边走边继续超过15分钟的谈话……预先的约定里不包括钱拉尔叙述自己的经历。不过，他很快就谈起他父亲，一位积极的共产党人、抵抗运动的参加者、村委会成员（“我是在一个从事抵抗运动的家庭里成长起来的，”他说，“我父亲和爷爷都参加了抵抗运动……我奶奶给抗德人士烤面包”）。30年前，他父亲拥有一个农庄，规模“不算大”，他和兄长（后来成了工厂技术员）从来没有考虑过继承（“他看到没人愿意接手，就不再投资了，没有把它做大……而是把土地都租出去了”）。钱拉尔的父母“鼓励”他“念书”，希望他能够读完高中。可是，高三那一年他放弃了学业（“学得也不太顺当……看到同学们那么早就开始认真念书，我就……”）。离开学校以后，他曾受雇于一家纺织厂，距离父母家只有两公里，工资极其微薄（“那阵子我是有机会当领班的。”他后来说）。他于是决定走人，进入索绍的汽车制造厂。那时候，在这个地区，跟大多数工厂里的专业工人乃至工长相比，连普吉奥厂的非技术工人的工资都高出不少（30%～40%）。那个时代，能去普吉奥厂当工人很令人羡慕，而且把政治活动和职业升迁结合起来看来也是完全可能的。
我们同他多次谈到子女问题，以及他们的学业和职业前景。话题很棘手，也很令他伤心，因为只要话题涉及他本人的前途和工厂的前景，都不能不涉及子女。谈话不断扯出他心中对孩子们的忧虑（大女儿17岁，读高三；老二16岁，读高二）：担心她们高中毕不了业，最终跟他一样进工厂，从事体力劳动。他对自己前途的看法同样离不开孩子们的前途。“他们的学习还算不错。”他面露微笑地说。不过，他不愿意多谈这个他不太熟悉的领域，他忧虑的是未来会给他带来坏消息。令人印象深刻的是，按照他的解释，他已经竭尽全力不让孩子们进入职业教育，因为他觉得职业教育只有工厂一条出路，因此早已贬值了。看来他把对普吉奥工厂的反感放大到了整个工业领域。
与此同时（这也反映出他对工厂既恨又爱的复杂感情，因为这里毕竟有他很多宝贵的回忆，维系着一些最强烈的情愫），他再三说，他的最大希望是孩子们暑假里能够作为“学生”进厂，他觉得那会是一种反面教育：让她们亲自见识一下，证明为什么她们应该避开工厂。言谈中他还表达了一个希望：让孩子们了解熟练工人从事的工作，明白她们的父亲如何被它搞得精疲力竭，又何以从中产生了抗争的态度。他觉得这当中既有一致性，也有伟大之处——这一点他觉得人们大多很难理解。“我很想让她们进厂看看，哪怕待上一个月也好，可是她们不愿意去。但是，如果整整一个月里她们不得不早上三点起床，那她们就不会总是惦记着听音乐喽……”
我们在餐桌旁落座，似乎为了打消最后一点尴尬，钱拉尔指着克里斯蒂安提到过去的日子，强调两个时代的不同：“这个家伙，他可是我培养起来的呦。”克里斯蒂安应道（此刻我打开了录音机）：“没错，我俩一块儿度过不少好时光，而且跟我们一块儿工作过的人都说，那是人生最美好的日子……”
我感到惊讶的是，谈话一开始，三个主要的主题就摊到了桌面上，后来也一再重提：一是生产线上的工作日益艰难；二是车间的“气氛”恶化；三是工会活动越来越难以开展。直到谈话结束，我们始终没有离开这几个话题。
钱拉尔和克里斯蒂安不断谈起他们的“哥们儿”，提到工作岗位的“气氛”和各种形式的工会活动（很难与工作割裂）及其与政治形势的联系。我一边倾听，一边似乎一下子明白了一种深植于复杂的工作关系（也是一部共同的历史所“铸成”的人际关系）中的政治文化何以能够长期传承，也明白了造成这种政治文化的条件何以消失，或者正在消失。
的确，这次谈话令人印象深刻，首先因为它带有一种褒贬混杂的口气：谈到当前的时候尽力克制激烈言辞，谈起过去时带有几分怨恨的幽默，始终未离开工作关系恶化的话题，以及其与工作班组内彼此丧失信任的联系——互不信任是一种切肤之痛。首先应该注意的无疑是他们如何弃绝工厂，这是一种毅然决然的弃绝，覆水难收。弃绝本身同样反映出一种伤痛。
钱拉尔谈话时而直陈事实，时而口气形同控诉，他其实一直在谈论旧有的社会关系体系如何分崩离析。这个体系在1985—1986年以前曾经长期主导车间内的人际关系，而且使得劳动“班组”拥有某种力量，员工代表和工会成员在这些班组里有突出的地位。钱拉尔谈话的核心在于工作集体，其存在方式，人际交往的主要特点，某种政治工作（尽管从未这样明说）如何开展，各种抗争活动的结合、联系和互为支持的形式（个人的和集体的，“道义的”与“政治的”）……
我们在钱拉尔身上察觉到伤痛和深深的失望。这种针对今日状况的幻灭感产生于整个一部历史，从他看待自己的过去和未来的方式上，也从他对子女的前途的看法上，都可以看到这种失望。同时，这种失望也包括对于新一代工人的预感：除非出现奇迹，否则临时工不会跟老工人同舟共济，工人运动的大部分斗争形式他们今后将不会采取，因为它们已经不适应新形势了。回顾过去，钱拉尔不断提到，车间里的工作条件在以往十年里不断改变和恶化，工人们的压力更大，工友之间开始相互猜疑，甚至有告密行为。班组内部曾经存在过的团结一致遭到破坏，尤其是被奖金制度所破坏，等级之分导致新的工作集体重组乃至拼凑起来，而且把人际关系朝最有利于奖金制度的方向推动。一些小圈子似乎已经形成。记忆是无法抹掉的。钱拉尔对于今日车间里社会关系的想法得之和形成于观察：他看到昔日的期望，特别是政治方面的期望如何变成了今天的样子，昔日的信任关系如今已被打破，同时这也促使他对未来产生了阴郁的看法。在某种意义上，对于失败的观察——包括昔日的失败——促成他的嘲弄态度，或者说黑色幽默，而且常常干脆变为一种自我嘲弄。
激烈的言辞似乎首先是针对“其他人”的——老伙伴，自己的同代人。不过，我们觉得它依然有一个自我贬损的方面，总有一种反过来损害自己的可能，因为那些人毕竟是老哥们儿，同班组的工友，他们只是未能满足他的期望而已。
他讲到车间里的工人之间的一次“纠纷”——一桩工厂生活的小事：几个工人开玩笑，抓起一把螺栓朝对方脸上互掷，结果一个人受了点轻伤。这件事表明他对新的工作条件极度不满。他借这个机会狠批老工人胆小怕事，斥责他们为了避免“滋生事端”和维护同代人的团结而接受车间主任的说法，充当了不公正的同谋。尽管事情不大，可是社会活动家出身的钱拉尔没有放过它……这个小插曲其实很有意思，它说明钱拉尔投身的工人运动使他跟同代工友们拉开了距离。他认为那些老工友跟厂方客观上坐一条板凳，“我下了决心，从今往后再也不跟这些人搭话”，而要跟年轻人站在一起（实际上只是说说而已，为时很短，且不说出于一种误会……），或者说，是跟“某一个”年轻人站在一起。他觉得此人才真正质疑厂方硬性推行的指示，他必须义无反顾地继续拒绝这条指示，哪怕只为忠于自己的信念。
不过，他接下来讲述了车间里大批临时工的工作态度，可是他的说法很能说明，对于他们将来是否继续老一代工人的斗争精神，他几乎不抱任何幻想。他认为他们远离自己，行事逻辑跟厂里的工人很不一样。
话锋于是似乎“很自然地”转入钱拉尔对工厂的强烈愤懑。恨身边的人，恨车间主任。导致这种敌视的原因，当然包括当今受到的所有屈辱、职场的挫败感，以及恐惧危及他和全家的穷困。不过，这里另有一种为时已久的更深刻的失望情绪：另一种希望，一种集体的希望也已经成为泡影，尽管他从不甘心完全放弃，而且一直为之哀伤。
一位身为法共党员的技术工人
采访者：米歇尔·皮亚鲁
“你谁都不能信”
钱拉尔：（……）没有停下来的工夫，从上岗到下岗，满满的，没有机动时间，什么都挤不出来［指用“窍门”挤出几秒钟］，没工夫说话（……）［沉默］我想是从1977—1978年起，眼见美国企业SMI进了厂……大清理开始，设置进度表的也是他们，计时小组随后也来了。
克里斯蒂安：以前，备工员在办公室里给你制定进度表，里头包含了机动时间，后来，一帮计时员来到，给岗位负责人测定时间，这时候得大吵一架才能定下来，因为计时员每回都难为你，找人顶替你，好测定干活用去的时间，因为他们知道你可能在时间上瞎鼓捣……岗位负责人的时间也得测定，可是这些确实引起好多问题，因为计时员没人喜欢，这个很自然！如今他们把由办公室制定的进度表给取消了，让一个技术员干这件事，就在技术部直接把他的工时给测定了。问题是测时的条件跟从前不一样：螺纹切削机的气管，岗位环境，这些问题一下子全都变没了……
——从技巧上，从组合说，你们是不是能够挤出一点休息时间……？
钱拉尔：这个就得靠自己想办法啦（……）可以是可以，可是我们现在生产不知道多少种车型，光是普吉奥405就有23个型号！普吉奥605有30个。
——我猜想，技术部的人，他们管这个叫加强精神要求……
钱拉尔：是啊。现在我们制造的都是出口车，所以要组装的零件更多，质量比我们用的要好一点。按理说，安装这些零件得遵守一个节奏，可是我们这儿没有节奏。照理每四辆车有一辆是外销美国的，可是如果缺了厢体，他们就让我们连着组装两三辆外销美国的车，一辆接一辆。因为美国车要干的活儿多很多，人就自动地随车往下走……到了岗位下头，有人会把他弄回来［工人如果干活太慢，就会占据下一个工人的位置，车间主任此时会派监工来帮他干，好让他能够返回生产线的正常位置］，这是在人手够的时候，可是人手问题总是这样，永远是打不完的架。人手目前是零：25个岗位，25个工人。完事！多面手，排障员，现在都没了。他们的编制还在，可是都有固定岗位，跟监工一样（……）。
——这样提高生产效率，我倒是觉得很有意思……
钱拉尔：新厂的车身车间，没错，乍一看觉得挺漂亮，真干净……问题在于工作条件，还有环境，都比我们这儿差。说到底，那儿究竟有啥呀……挡风玻璃和仪表板用机器人安装。（……）
克里斯蒂安：如今有些人在小型生产线上干活……先做一些浮面上的准备工作，机器人一抓，放到车上。那么你就……你看见整个车体过来了，你得提前知道生产线的上一头有多少临时工在那儿鼓捣，就在总装线完成组或者别的地方，玩命地拧紧7号螺栓，你用手拿不住的那种，一天到晚紧螺栓。
——所以，工作有新的分工……
钱拉尔：厂里的生产效率提高了很多，因为他们以前最不满意的就是岗位太多，移动太勤，等等。可是现在，这么做让他们省出了好多时间，现在每个人手上是什么活儿都干。
——所以说，没有什么根本的改变，时间倒是争取了，可是总装还得手工干……
钱拉尔：什么都没有……且不说那个车身车间运转好得不得了，好得总是出毛病！礼拜三我们去了工会活动站，哈米德来了……他们推迟了午饭时间，宣布毛病还在，所以不能……上个礼拜少生产150辆车，这个礼拜三100辆，稀里哗啦地减产，都是突发故障。
——故障在车间里算不算大问题？
钱拉尔：算。他们还没有找出排除的办法……都是那边的工作条件恶化造成的，我不在那边干活，这是听人家说的。（……）
他们只跟我们说日本如何如何
——克里斯蒂安告诉我，您差一点去了新厂车身车间，结果没去成。那是怎么回事？
钱拉尔：可以说，我像很多人一样，应招去了莫维拉尔的那个有名的培训班，三个礼拜。第一个礼拜只谈日本人，谈汽车……他们只跟我们说日本如何如何……（……）怎么在班组里工作……因为做决定的不是主任，主任不算数，决定由班组做出。比如资历多出一天，请假或者休假什么的，都由班组决定某一天你能不能自己用，就是这么说的，由班组决定。主任在办公室里，什么都不管了：有个监工负责班组和主任之间的联络。
——这个班组工作的新主意，他们用了三天教给你们？
钱拉尔：整整三天，而且必须随时听命！我呢，就在这个随叫随到的要求上和他们争起来了。我说，星期六也让我来，没门［气愤地］！我从来没这么做过，也永远不会这么做。那阵子正是水灾之后，那个出了名的一个半小时。我告诉某某［培训班领导］：“在这个节骨眼上，我没法每天晚上都搞一个半钟头，晚上九点半一到我就停工！”他一听就对我说：“这样的话，我的车间不需要你，你哪儿来哪儿去吧。”挺快，那是培训班第四天的事（……）。
——其实，如果您不是在会上公开说不同意这个做法，他们就不会招惹你……
钱拉尔：对，对。第四天他们实行那个出名的随叫随到的要求……他们问我：“星期六你能不能来？”如果你回答“行啊，有时候行”，这就够了；我却说“不行”，那就成了一个……因为我清楚这是怎么一回事。那天，从下午一点起，我就问这个随叫随到的事，某某就说：“别说了，别说了，我们会讲讲这个事的！”这样一来就很清楚了，他对我说：“得了，你走吧！”
每个人都把工资单捧到墙角去看
——（……）您那个地区也有临时工吗？跟他们的关系怎么样？他们的工资是不是比您要多出两千法郎？
钱拉尔：那个礼拜，我身边的两个临时工也去领工资，一个挣了九千三百法郎，另一个是一万多一点。不过工资单我可没看见……钱是他们挣的，可是我不知道普吉奥给他们多少！还有一个在我们旁边工作的人，他们想留他，他自己不愿意。他来这儿等着服兵役，不会留下来的。他不愿意受雇，因为当临时工挣钱更多。可是我不知道每个月是多少。
——你有20年到25年的资历，看着刚刚开始做同样工作的人，难道不是有点别扭？……这跟25年前的情形多少相反，那时候资格老的人很受尊重……
钱拉尔：现在还是多少重视一点老资格……可是，且不说临时工，现在的做法，现在真正造成工资差别的是业绩奖金，因为我敢肯定有这种情况，让一些人每月多拿一千法郎……业绩奖金已经实行十好几年了，有人每年领两三回呢。
——过去几年里是不是实行得更多了？
钱拉尔：目前最大的问题……有的人拿了业绩奖，不吭气，很难知道谁拿了。连工资单也不给别人看，每个人都把自己的工资单捧到墙角去看……从前没有业绩奖金的问题，我们把工资单拿出来对照，看看有没有差错……今天我们领到全年多发的一个月工资。我呢，把信封撕开，看了看就搁在桌子上，“瞧，这是我的一份”。别人呢，把信封放进包里，有的人打开了，不是在厂里打开的。“你领到多少啊？”“我也不知道。”他们说不知道，他们回家以后才打开看。
——从前工资由谁发？车间主任吗？
钱拉尔：是，现在还是。可是工资单装在信封里，封起来的。要问什么把当今的气氛弄得更差，那就得数这种按人头涨钱的办法了，当年为了多拿25法郎，有的人什么都干得出来，打个小报告什么的……
——不过，这个毕竟是在刚才说的条件下发生的，就是整个80年代工资水平相对降低……
钱拉尔：还有，他们发给我们工薪合同单，白纸黑字写明“业绩奖金平均增幅为1．9%”，这可是平均数啊！比普遍涨的工资还高呢。这个1．9%，有多少人拿到了？那不是大家都拿1．9%。班组里也是一样，如果班组里有个出风头的家伙，那就……因为新厂的生产线上没有业绩奖了，变成每个礼拜发奖金，一周75法郎，条件是生产好，质量好……可是，要是组里出了一个蠢货，全组的奖金就吹了。真厉害！我看见一个伙伴，家住附近，在另一个班上……跟我一样，什么都不在乎，有一天，他左手戴着手套，可是忘了给右手戴，结果取消了他的奖金［讲了几个奖金被取消的事例］。上个礼拜，我听人说起奖金的事，如果你休一天丧葬假、婚假、产假，奖金就没了……只有清点资历的天数还管点用，可是如果我这个礼拜休了一天假，奖金就没了，个人奖金全没了！
——班组这个层次最要紧，如果整个班组给你施加压力，为了……这也在情理当中啊……
钱拉尔：刚到莫维拉尔的头两天，有人给我们看一张日历表，显示一个家伙的缺勤情况，他好多次没上班，可是他们却把“缺勤情况”先摆出来（……）［谈到各个车间的缺勤情况］。有些车间里仍然有缺勤，可是你得看看车身厂里那些最艰苦的岗位！
——是啊，目前随着工人年龄老化和疲惫，缺勤大概跟从前的情况不同了，实际上跟慢性病什么的有关系……
钱拉尔：一直是这个情形，人们还是不敢，有些人一直干到干不动了，因为一直有这个业绩奖金的问题，一年当中缺勤超过7%，你就没有业绩奖了。我有经验，我始终没有……这件事我还跟米歇尔讨论过［米歇尔是车间里的工人代表］，因为，情形是一样的，米歇尔也从来没缺勤过……我两年当中没缺勤过一天，一天病假也没休过……没有因故缺勤，也从来不迟到……什么都没有落后……还是领不到奖金！这就说明业绩奖里还有别的东西！我也从来没有得过工作警告，什么都没有……因为我觉得说到工作问题……我不愿意让人抓小辫子。［语气激烈］工作问题，缺勤问题，这上头我没有小辫子给他们抓！他们可以在想法上，在很多别的事情上难为我……我或许有一回给了车间主任一点颜色看，可是别的事情他找不出我的岔子。再说，还有一次［朝克里斯蒂安说］，那时候某某还在，你记得吧？我记不清楚究竟是怎么回事了，就是跟他要一天休假，他说不行……可是那个家伙，他弄到了病假，其实是去翻修乡下的房子……他一年当中经常请病假，可是还能领到业绩奖，想要的他都得到了！他反倒跟我说：“没错呀，可是你星期六从不来上班！”
——这个标准实行了很久……
钱拉尔：可是他们根本不想听你说话，最近一次我跟车间主任个别谈话，是跟给我们“打分”有关，他说：“周六上不上班跟这个没关系……罢工才算！”
——当然，那是一个客观标准，跟普吉奥厂的关系就靠这个确定……
钱拉尔：例如，只要你一年里有哪怕两个小时的停工，这就够了！1989年的罢工就更甭提了！参加者两年不得领业绩奖金。
——这就是价码？车间主任是这么说的吗？
钱拉尔：就是这么暗示的。罢工之后还有别的事情呢，没参加罢工的人领到了奖金。有的人领到150法郎，有的人少一点，尽管也没参加罢工！有人于是去找劳总联的代表，这可得有点勇气才行，“凭什么他领得比我多？”多少有别是因为有人拿得多了……我们在车间里游行示威的时候，有人留在生产线上没下来，有人躲进了厕所。所以，藏起来的人领到的奖金比留在生产线上的人少！真是这样［众人大笑］！所以，没参加罢工的人也分两种：趴在生产线上不拿游行队伍当回事的是一种，吓得躲进茅房不敢露面的是另一种……
风气就是这样
钱拉尔：前天，我们车间里出了一个问题……车间主任骂人是混蛋，骂一个年轻人，叫米歇尔［工人代表］，有人打小报告，他争辩这个事……另一个叫毕胡的，被人用螺栓砸了眼睛，去厂里医务室，人家说眼睛里进了东西，就是这个事。第二天，车间主任跟一个年轻人闹了点麻烦。那个小伙子操作千斤顶，我们站在高处，千斤顶的液压杆滑下来，砸了他的腿，他冲车间主任喊起来：“你疯了？干吗把汽车往前推呀！你把我当成傻瓜了！”“我又管不着你，我先不搭理你，你要是不高兴，咱们明天再说。”第二天，有人告诉车间主任：“那个毕胡，眼睛被螺栓砸了，螺栓是克里斯朵夫［那个小伙子］扔过去的。”车间主任于是写了报告。可是，我也在车间里做了一个小小的调查，因为我们人不多，干活儿的有十几个，实际上他们都朝毕胡扔了螺栓，冲他起哄……那个打小报告的也扔了。我就跟米歇尔说：“出了这么一件事，某某用螺栓砸人，现在得弄清楚，砸毕胡眼睛的那颗螺栓是谁扔的，必须查指纹。你去跟上面说说吧。”后来，这个小伙子找到领班解释经过，领班说：“好吧，走着瞧吧！”事情就这样解决了。不然他会被解雇，那样事情就严重了！毕胡被大家责骂，因为他没跟车间主任说出了什么事，经过如何……
——毕胡是工人吗？
钱拉尔：跟我们一样，是个工人。三四个人朝他扔螺栓，嘲笑他……从一辆手推车后头，他们是负责安装车窗玻璃的。扔螺栓的时候，有一颗落地后反弹起来，刚巧，毕胡转过身来，于是就打到他眼睛上了。可是，最先挑衅的是他呀，小报告是他打的。您瞧，车间里的风气就是这样！
——您说过，气氛很不好……可是，这个小伙子是谁，是临时工吗？
钱拉尔：他早就是临时工了，已经转正了，年龄在25～27岁之间，其他人……尼古拉52岁，查理47岁，都不是小孩子了（……）［语气激烈］我下了决心，从今往后再也不跟这些人搭话……
克里斯蒂安：你跟这四个人的关系还算是不错的……
钱拉尔：是啊，至于其他人，［语气激烈］到头了！他们再也别想在餐桌上见到我，哪怕他们下个礼拜带瓶酒来，庆祝放假，车间主任也带点什么……那也不行。去年他这么干过……我呢，一到排除故障的时候，我就走开，然后……去年，他留给我一杯酒，我转身就把它丢进垃圾桶了。今年他要是再送上一杯，我就当面把它丢进垃圾桶！不行，这不行！你想，我们一共9个人一块干活儿，相互还要搞这些名堂，差点把一个才25岁的小伙子赶走。不能这么胡来！他们明白了什么？这事还没弄清楚呢，那颗螺栓到底是不是这个小伙子扔的？事实是他骂了车间主任，其他人都来给车间主任撑腰……我很清楚，我决不能跟他们掺和，我得走，因为……
——我有一个印象，似乎很多人……有这样的感受……
钱拉尔：……这还不是……还有工作，可是工作是另一回事，特别是这种气氛……一有机会，比方说，遇上减产，取消了一个岗位，他们就趁机再拿掉一个，为了……
——我觉得，没有伙伴是很可怕的，法希德也跟我们说过……
钱拉尔：从前我们组有15个人，至少十三四个是哥们儿。害群之马总会有，可是……
——不是哥们儿的是少数！
钱拉尔：……那时候我们能够互相信赖，可是现在……
克里斯蒂安：那个老阿尔萨斯人你还记得吧？那个扫街工，总是兜售他的香烟？他让咱们帮他卖烟，把咱们弄得很狼狈。他去上厕所什么的，咱们还得帮着卖。总是这样，现在没有了。现在是极端个人主义，人人为自己。咱们能在线上干活，都是因为有哥们儿一块儿干。如今线上的人越来越孤立，要是没有五个人一块儿说说话，怎么办？你就得自己扛着。好吧，你很坚强，可是你坚持不了多久，受伤害的是你，不是另外那四个笨蛋……
他们穿着监工的制服上公交车
——您的伙伴陆陆续续都走了？
钱拉尔：没有，可是厂方把班组打乱了……如果根据生产进度的变化、节奏，有个岗位得撤销，如果有两个个性特强的好哥们，能影响别人，那么只要一有机会，厂方就弄走一个，剩下的那个就孤立了。加上刚才说的名声在外的业绩奖金，人们之间就没有信任了。有时候你信任某个人，后来却得知他跟车间主任汇报了点什么。这种事前不久还有过……我才不在乎，我对厂里不再抱任何希望，不过……你谁都不能信，因为有些人为了这个业绩奖金，或者为了得到更好的评分，从180点升到190点［评分体系里与工资挂钩的较低等级］，什么都干得出来！告密啦，什么蠢事都干！车间主任要的就是这个。
——工资问题，钱的问题，这些都存在，可是你刚才讲的事都很可怕。再有，挑选监工这件事……找出一个人，多给300法郎……
钱拉尔：人有的是，只要给他们穿上监工的制服就行了……问题不在于300法郎……他们另有一个角色要演……老婆会把制服挂在家门上，让大家都能看见。有的人甚至回家去取来……就为穿着监工制服上公交车……
克里斯蒂安：我在新厂看得很清楚，这帮“绿蜥蜴”穿着绿制服下班回家。只要是正常上班，一领到绿皮就……你我都看见了，这些“绿蜥蜴”下班以后，开车回家……
钱拉尔：这个跟工厂在外边的商标形象有关……如果你弄脏了工作服或者裤子，不用怕替换，一天换两次也行，因为有参观的人！得给他们留下一个好印象（……）哦，原来新厂是这个样子！有一天，我的组长对我说：“我梦里想的是普吉奥，思考的是普吉奥，夜里做梦都是普吉奥。”他是技术员，今天早上我还看见他来着，他的衣领下边印着一只小狮子，上衣上也有一只。
——连衣服也要穿带普吉奥字样的啊……
钱拉尔：羽绒服上也有，你记得吧？普吉奥羽绒服，黄蓝两色，滑雪穿的，他们在羽绒服上也印上狮子［笑］。这是莫维拉尔工厂外面的商标，真当一回事儿了！他们给我们看过一盘录像带，是说一个男人要买一辆普吉奥汽车，他老婆在理发店里，跟一个普吉奥厂的女工排排坐，都在头发烘干机下边，那女工说：“我才不在乎普吉奥汽车呢，关车门我都是用脚踢……”老婆回家就说：“你知道普吉奥汽车是怎么做的吗……我听说如此这般……”男人搔搔脑袋……然后两口子去卖车行。销售员让他们干等着，没拿他们当一回事，于是夫妇俩跑去买雷诺汽车了……
——看了这盘录像，你们是不是得到一个教训，什么该做，什么不该做？
钱拉尔：正是。比如说，我们三四个人在咖啡馆里，这时候就不该发牢骚：“我真是受够了！关车门我要用脚！”应该说，咱们工作干得怎么怎么好，对外得吹嘘质量。大家都得这么做，他们倒是没有直接这么要求，可是你一出厂门，就得显得正经八百……
——他们很注意不成文的规矩，不留小辫子。这跟你们说的“十诫”大概是一回事［指莫维拉尔培训班要求参加者签署守则］。报纸上都说这个事，这个东西多少引起一些对普吉奥工厂的不满。
钱拉尔：我可没有这个运气！我离开太早！本来我很想学完这个培训班，至少可以安安静静过三个礼拜呀，有饭吃，还有……不是因为这个，而是……没错，工会的保罗啊，路易啊，都跟我说……应该留下来才对。可是我想对他们开诚布公，不想走后留下什么话外之音。假如他们真的想留我，本来能把我留下！这个全看他们……第二天一早，回到厂里，车间主任的脸拉得好长啊！我猜想，他打发我去培训班就是要甩掉我，他大概心想：“得拿掉这家伙，不让他再给我惹麻烦！”礼拜五我一到车间，远远看见他，我就想：“等他一瞧见我……”因为他还不知道我离开了培训班……他一见我就像中了枪似的，脸色惨白……我告诉他“我回来了”，完事。他什么也没问，没问我为什么回来。过了一个礼拜，我叫住他，问：“那个礼拜六自愿上班的事……什么叫自愿啊？”他有点犯傻，说：“自愿就是……你懂的，人家提出要求，自愿者可以……”“新厂培训班那边可不是这个意思，是不是跟字典上说的不一样？”“这个我不清楚，你干吗问这个？”我回答：“莫维拉尔那边把我赶出来了，因为我说了，我永远不会礼拜六自愿上班。”……其实我本来可以说“也许吧”“我试试吧”之类的话……可是，这个话他们就已经认为了不得了，因为他们知道很多人……他们说：“如果有一个礼拜六你不来，你得找个顶替的，跟他说好顶替你。”不是车间主任找顶替的，得你自己去找……
——可以肯定，就我们所知道的日本工厂而言，那儿有一种不同形式的社会关系……［接下去聊了一阵日本、意大利和英国的情形］
钱拉尔：没错，可是这仍然让工人很害怕……对我来说，明天，如果不是加尔韦，而是我的老板拿斜眼瞧我，我绝对不会理睬他。如果有个日本人把普吉奥收购了……有一个良好的工作环境，领一份合理的工资，这才是我们最重视的。我才不在乎车间主任明天是卡尔维还是一个日本人……不是说日本人差点买下了普吉奥么？……
临时工才不在乎工厂呢
——那些年轻人，临时工们怎么样……？他们仍然觉得工作太重吗？
钱拉尔：是的，可是他们才不在乎工厂呢！……我们停过工……今年我只停过一次工……两个礼拜，在临时工罢工期间。他们人不多，15到20个吧，我发现他们对这个不感兴趣……就跟他们说：“工作必须停下！”他们是四五个临时工，拒绝投票赞成第二天罢工的，只有这四五个人！
——这么说，上班的临时工只有少数参加了罢工？
钱拉尔：临时工在普吉奥厂一共有3 000人，他们是25个（……），从机修车间来的最早，来了四五个。第二天罢工令下达了，我去了车间，正常地走动，我们在车身车间和机修车间转了一圈，只找回十几个人，就这么多。他们重新投票，决定第二天罢不罢工……第二天，厂子食堂里只有五六个人，我说：“我要回去工作！只凭15个人不能干傻事。”四个临时工，两个车间代表，两三个积极分子，我们怎么说也没法……晚上他们再次投票，决定次日罢不罢工。这种事得严肃点才行！跟他们讨论的时候，他们表示什么都不在乎，说：“我们这些人只等着哪天被赶走，没什么值得我们在乎的！”不在乎是不在乎，可是他们没停工啊。后来厂方把几个没停工的赶走了，那个机修车间的组织者现在还在厂里呢……
——那些组织罢工的人，普吉奥厂方惩罚他们了吗？
钱拉尔：没有……这个礼拜倒是有一个，不是礼拜一就是礼拜二，早上五点他就来了，车间主任告诉他：“你得走了。”他早上五点来上班，头一天也没有任何警告，什么都没说，现在就这一句“你得走了”。他昂首挺胸地走出车间，根本不在乎，他去了领班的办公室，跟他说：“反正我也不想在这个鬼地方待一辈子！”说得不错，可是有一点我得责怪他，他本来是应该参加罢工的。
——他没有参加过吗？
钱拉尔：一次也没有！
——即使你们邀请他参加，他也会说不感兴趣吗？
钱拉尔：他们不感兴趣，根本不往心里去。他们觉得那是转眼就过去的事。
——这些人是从外地来的？
钱拉尔：这个人是本地的，他骑自行车上班……
——这些人一点都不参与政治活动吗？
钱拉尔：倒是有那么几个人……比如机修车间的那几个……可是，他们不在乎政治活动，根本不在乎！他们是过一天算一天……前不久解雇了一个，今天早上我还看见他来厂里了……来给普吉奥当临时工，来看看车身车间，可是他以前就在我对面干活。我问他在外头干什么，他说：“我换了个厂子。”……他在这儿干活的时候，每个礼拜经常早上迟到……有一天上午十点才来，睡过头了。
——过后就被解雇了？合同终止？然后又找了个工厂？
钱拉尔：是这样……我不清楚他究竟去了哪一家工厂……反正去了另外一家，现在又回来了……（……）现在正在解雇凡是合同快满18个月的临时工，他们这个做法最令人恶心。同时弄来大批临时工，今天早上还来了30多个，昨天也是。因为期满18个月，如果还留下的话，就必须给他们转正……
——你们跟临时工的关系好吗？
钱拉尔：还不错，可是有些人怪怪的……干活的时候整天头上戴着耳机，他们还年轻！
——上班可以带随身听吗？
钱拉尔：可以，这么多年轻人整天戴着耳机干活，这个真让人难以相信……
——大多数有这个？
钱拉尔：60%的临时工耳朵上都挂着这个。我觉得他们也不愿意跟我们打成一片（……）。他们不想融入，因为这些人待不了几天就得走。周末离开以后就再见不到人了。这个应当理解。他们看到是怎么回事以后，大多数人就什么都不在乎了：在这儿合同结束就去别处……没必要争取什么，今天是今天，明天是明天……
——可是，他们总会跟你们聊聊天吧？
钱拉尔：聊是聊，可是你能感觉到，他们什么都不在乎……
——他们对工厂的前途不感兴趣？
钱拉尔：没兴趣，连对自己的前途也不感兴趣。他们有的还不到20岁，什么都不想，只想眼前，完事……
——那工会呢？
钱拉尔：一样，工会也好，政治也好，投票也好，全都跟他们没关系。
——1989年的大罢工一点都没触及他们吗？
钱拉尔：那些当时在这儿的人，罢工对他们有触及……我还想，如果今天发生罢工，也许他们会有所改变……
——你认为他们会有更多的人参加进来？
钱拉尔：正是。只要看到是怎么一回事，所有的工作条件等等，那么所有这些就……因为厂方也给他们许了愿，转正啦，提升啦，什么的……“星期六都来上班吧，你就能转正……”他们也发觉，18个月一到，自己就会被赶出门去。有个跟我一块儿干活的临时工，来后第八天参加考试，车间主任告诉他：“我们会雇用你……如今已经不是在放假前转正了，也许在九月份……”注意这个“也许”！这个人是做面包糕点的，正在找工作，为了能够得到一份工……
1990年6月
注释
[1]克里斯蒂安·高胡什（Christian Corouge）是普吉奥的索绍工厂的熟练工人，80年代同我一起工作过，我俩合写过多篇《普吉奥纪事》，发表在1984—1986年间的《社会科学研究论文集》上。
[2]劳总联，法国劳工总联合会（Confédération Générale du Travail，CGT），创立于1895年的法国工人工会，法国五大工会之首。——译者注
[3]卫生、安全和工作条件委员会（Le Comitéd'Hygiène，de Sécuritéet des Conditions de Travail，HSCT）是法国企业或管理部门内代表员工的机构。——译者注
[4]莫维拉尔（Morvillars）是法国东部弗朗什-孔泰大区的一个乡镇。——译者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