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庭事务^[1]

阿尔萨斯北部。莫尼克和阿尔芒夫妇在一家制造旅行房车和活动板屋的小工厂里当工人。1985年7月里的一天，我们见了面。当时阿尔芒33岁，是组装线上的工人，比他小五岁的妻子莫尼克在缝纫车间工作。组装车间的工长是这对夫妻的朋友，他也参加了访谈，不过没有出现在下面引用的片段里。采访者原籍也是阿尔萨斯，而且是这三个人的朋友，因此每次谈话都用当地语言进行，希望这样做能够消除采访的情境带来的社会距离。

在这个边境地区，一部分人口在阿尔萨斯的企业里工作，一部分在德国工作，那边的工资比法国这边高出20%到60%（一个工人可挣到一万法郎）。过境工作的人每个工作日要延长两个小时，而且即使有文凭也不会被提拔到管理部门。事实上，管理层是留给德国人的。在村里，他们与运气较差或者文凭不如他们高的人比邻而居，后者大多在像B厂这样的本地区中小型企业里工作。他们住在继承下来的宽敞的房子里，可是只有一部分人买得起奔驰牌汽车，另一些人只能想方设法弥补收入的不足，不是做一些家务劳动，就是打点零工或出卖手艺，例如：妇女们从事机器缝纫或编织，园艺劳动和饲养家禽；男人们则干点泥瓦活和木工活，制作家具，修理汽车，等等。孩子们从小就在家里或村中学习这些活计。

B厂创办于1868年，1976年被一位德国企业家收购并施行了他自己的管理办法。这家企业从本村及其周边通过个人关系招募了500名工人。童年的玩伴们进入这家工厂，但是岗位不同，有的当工人，有的当工长。一家两代可能在同一条生产线上工作，村社和家庭的传统往往被打破。

无论厂里还是村里，人们彼此都很熟悉，然而个人关系决定不了工作岗位的分配。凡是班组长或领班都上过职业高中（工会代表也是如此）。完成学徒期者在车间里工作，没有培训资历者被分配在生产线上，或者负责维护厂房。组装在车间里生产的部件是一项高度程序化的工作，程序由德国管理人员制定。颁发或取消综合奖金针对生产线的全体工人。一个人只要稍有违反集体纪律便会遭到揭发，被视为破坏士气和有失体统。

在这里未予发表的一次访谈里，生产线的工长讲到如何对付来自两个不同方面的制约。一方面是德国管理层施加的压力，即要求增加生产而不顾监管部门的意见，专横地将工作岗位程序化；另一方面是每个班组的工人都有抗拒心理，他们像一支体育团队那样向来彼此熟稔，身在工作地点，却依然全力维护和在村里一样的团结。

阿尔芒没有文凭，不敢期望在厂里获得晋升的机会。为了完成下达的任务，维持工资水平和职位，特别是担心被别人否定，他每时每刻都必须努力工作。持续的焦虑感导致他与作为童年伙伴的工长之间的关系受损，因为后者在生产指标的压力下拒绝给予他任何优待（例如出于个人理由的请假，甚至连离开岗位片刻也不允许）。

妻子莫尼克每月工资为四千七百法郎（加上奖金一共五千三百法郎）。她的工作是制作旅行房车的窗帘和坐垫。跟车间里的另外三位女工一样，她必须完成规定的件数。她过早离开了学校，以为缝纫这种职业技能她在家里已经学会了。这个职业对她来说算是一次社会升迁，她说并不后悔，因为经历了长期失业之后，她终于能够不依赖父母和丈夫了。

不过，对于所有新工人来说，受雇于这个车间都是一个考验。她既得完成日常工作，又得学习如何在这个行当里立住脚跟。因此，学徒期间，她曾经期待从女工长那里得到帮助，甚至获得一些鼓励和安慰。相反，她得到的只是对于后者权威的肯定，而且往往伴随着被解雇和调离的威胁，以及对于工作效益的不断强调。

在这段苦日子里，莫尼克从已经在厂里工作了五年的丈夫那里得到忠告，从车间同事那里得到一些安慰，她们既是她村里的邻居，也是朋友。她们乐此不疲地显示团结一致，共谋“对付工头”之道。

一个女工

采访者：贝尔纳·于拉舍尔

“喂，穆勒，我妹妹明天结婚，我还得来上班吗？”

［…………］

莫尼克：我们每天都得完成规定数量的坐垫，按规定，每个坐垫几分钟内就得制作好：小的两分钟，大的三分钟。有时候能完成，有时候做不到。眼下这个时期［1985年7月］，我们跟“都市”［旅行房车的车型，这个牌子出现在旅行房车的销售目录上］出了一些问题。给“俱乐部”做坐垫，那还行。“俱乐部”的坐垫缝制起来很简单。“都市”就没那么省事了，规定的几分钟不够，要做的活儿太多。必须加进泡沫填料，上机器过一遍，剔掉多余的泡沫，然后才能缝制。这个工作你没法随意去干。上一回，我们没有领到多少奖金：没拿到6．75法郎，只有5．49法郎（……）。因为给“都市”制作，时间浪费很多，你没法达到135%的效率。现在，我们打算讨论讨论这个事，因为这个样子不行。他告诉我们说，假如达不到效益，他们就会拿走我们的效益奖金，这可不公平，工作我们毕竟完成了……有一次，有个女工还是领到了她的5．49法郎，他们并没有追讨回去啊。在厂子里，只要他们想要，只要他们差几分钟没有达到效益，他们就会打红卡，这是欺骗老板啊。可是轮到我们，只要我们一打红卡，马上就有麻烦了。

——这个“打红卡”是什么意思？

莫尼克：机器出了毛病，或者得去找材料，我们就有权打红卡。这个时候不计工作效益。比方说，机器该擦拭了，我们就在下班前停工一刻钟，这时就不计效益了。也就是说，可以扣除钟点（……）你瞧，明天早上该回家的时候，我拿起一张红纸，把它放在考勤记录机下面，打出“6点20分”字样，然后去看看缝纫机是不是还开着。（……）我有一张红卡，专门记录缝制坐垫时出现的机器故障，哪个地方出了问题，等等。

——这样时间就减少了，具体怎么做呢？

莫尼克：一天下来，我必须用435分钟完成125%的工作量。平常我有一张专用的蓝卡。制作135×34的小号坐垫［周长以厘米计算］，我用3．67分钟完成100%。制作135×63的大号坐垫，我用4．67分钟完成100%。有些坐垫要求的是125%，那我就得算一笔账：4．67除以1．25，这样就能得出我可以支配的时间。要想取得效益［效益奖金］，我就得有这个时间［3．73］。这么说吧，我用35分钟完成10个大号坐垫，10个小号的用28到29分钟，包括缝制、完成、安放和固定在座位架上。要达到我的效益，我得完成135个到145个坐垫。

——可是，比如说，你停了工，打了一刻钟的红卡，那就达不到效益了，这时候怎么办？

莫尼克：不是这样。我嘛，这么说吧，我有435分钟的活儿（在不打红卡的情况下达到效益），如果我打了11～12分钟的红卡，我就把它减去。这样，要达到效益就得干424分钟（而不是435分钟）。可是通常我们没有频繁打红卡的权利。领班不愿意，她不干！你知道她会怎么做？她会报告给大领班［工段长］，那个全面负责的人。舔他的屁股！不管大领班说什么，她都照办！我们呢，我们没法辩解。只要我们说了点什么，她立马汇报上去。喝咖啡的时间里，她有时候会给大领班打好半天电话！可是……我们也不能随便放弃。比方说吧，我们手头有几个坐垫要完成，不是这一种［手指客厅沙发］，是80TN旅行房车上用的那一种。一共有三个60×60的坐垫。要完成这个任务，得缝制一条带子，把三个坐垫串起来。这个不好做呀！你必须在8．34分钟之内缝制好这三个垫子，时间忒紧。领班这当口来了……因为有一个人没完成，约兹亚妮没完成，她于是打了红卡。领班就问她为什么打红卡。她说：“因为这样不行啊！”领班没有检验［她的活儿］就直接去报告了大领班。她一看到我们没有放弃，就出示签牌，于是她两天没来。她打电话告诉我们干什么活儿。大领班第二天来了。那天轮到我干这个活儿。大领班眼见活儿不好干，她生气了。因为如果你干活儿达到了效益，就稳拿125%。他们为什么事先不检验一下呢？（……）您觉得他们这样做正常吗？领班问我：“你在生产线上干过吗？”我回答说：“没有，干吗问这个？”“因为生产线上缺了维豪尼克！”我说：“我从来没在生产线上干过，这个我怎么会干呢？”她恨恨地哼了一声作答。这个领班一直跟我一道工作，也算是同事了。她又说：“我们把约兹亚妮派过去，她干过！”约兹亚妮本来应该过去，去清洗生产线上的旅行房车。阿尔芒早就告诉我：“假如派你上生产线，别找不痛快，就说你从来没干过！”我才不会马不停蹄地干得泗脖子汗流！（……）于是她对我说：“不许你对约兹亚妮说出去。”第二天，［缝制车间的］电话响起来，领班接了电话，说：“约兹亚妮，你的电话！”［大领班在电话上说］“生产线那边需要她过去！”你看，完全是一场虚假的签牌游戏！他们都……！你只要知道，干这件事的这个名叫穆勒的女领班，星期天还邀请约兹亚妮去过她家呢。我倒是跟阿尔芒说过：“我这个人周末从来不去同事家！”德尼兹告诉我，每逢周末，她俩［约兹亚妮和穆勒］都要陪孩子。可是，现在她竟然给约兹亚妮来这一手！干得很漂亮，不是吗？我对她说：“你忽悠了约兹亚妮，还差点把我也忽悠了！”对我来说，本来不应该再出什么故事，我是不会说不行的，而是直接就去生产线干活儿，因为合同写明了：“需要时必须帮助工厂！”（……）可是，我手头有工作呀，我不会离开。假如遇上了应该帮一把的时候，我会去的。上个星期三，我去了厂里，因为得帮把手。不过，如果你跟她［领班］要一天［请假一天］，她会拒绝你，因为你事前没上过班。可是她会把你派到别处去，哪怕你事前没有上过班。他们说如果你星期六上了班，你就有一天假可请，哪天请假都行。这是因为他们没权要求我们星期六上班。这时我们就会说：“行啊。”我同意是因为我们很乐意有连续四个星期的休假，或者遇到需要便可以使用。可是他们是怎么做的呢？他们没给我们干活的钟点全都付了钱，这样不公平！（……）放假前的最后一天，正逢我妹妹结婚。那是一个星期四，我对领班说：“喂，穆勒，我妹妹明天结婚，我还得来上班吗？”正常情况下，我工作到下午五点，可是那个星期四，我一看所有的事都做完了，就对她说：“明天你不需要我了，我不来了。”（……）她放了我的假。可是阿尔芒［她的在生产线上工作的丈夫］，连去镇政府之前两个钟头的洗澡时间他们都不给他。（……）他的领班说：“不行，如果你不干，咱俩就一块去见办公室的人！”（……）两个钟头都不给，其实最后两个钟头［临近周末的星期五］是清理设备的时间（……）。不管怎样，假如我拿不到假，我就会去找工会，去见多米尼克。我缴着工会的会费呀。如果我请求多米尼克做什么，他一定会帮我去申请。我才不会任他们摆布。阿尔芒什么也做不了。他告诉领班：“可我是证婚人啊。”回答是：“他们另找一个不就行了！”

1985年7月

注释

[1]英译本未收入此文及其访谈录。——译者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