校园暴力

拉缪先生是一位中学校长。他觉得，目前正值困难时期，在本市教育负责人的介绍下，同两位社会学者举行一次会谈是理所当然的。他的学校位于被划入“文教重点区域”的“问题街区”。校长是小学教师出身，近50岁，本地人。他原本期待局面不会像现在这么糟糕。学生们出身的社会阶层跟教育体系十分疏远，他们在中学遇到和制造的麻烦，反映在1990年10月以来出现在校内的紧张局面上。这些都逐渐改变了校长的职责，迫使他日复一日地穷于应付大大小小的暴力行为。为了保持校园的整洁，防止出现涂鸦一类的破坏，他不得不时刻保持警惕，清除更新很快的涂鸦。上学和放学时，他得站到校门前，以免师生受到攻击。他制止学生在校内打架。为了确保这方面的纪律时刻有效，创造非得执行纪律不可的条件，他搬到学校里居住，周末才回家与妻子和孩子们团聚。他的妻子也在里昂市的一所重点高中当物理老师。他还必须同整个市政当局保持密切联系，尤其是必须适应他所面对的公众的特点。幸亏学生们理解他，他执行纪律也比较灵活，暴力行为得到了控制，并未闹得太大。

从学习方面看，与成见相反，这所初中的成绩并不比其他学校差，达到了本省的平均水平，特别是在取得初中证书方面（虽然初一的落后生为65%，而全省为35%）。从社会特点看，这是本省条件最差的初中之一：学生大多出身平民家庭，3／4的学生的父母为外国籍。例如，教师子弟没有一个上这所学校。学校设有一个过渡班，专门接纳来自非洲、亚洲和欧洲的学生。不过，绝大多数学生来自久居法国的阿尔及利亚人家庭。接受政府扶助的学生比例高达75%，而全省的比例仅为30%。尽管自1982年以来便被列入“以整改为目的的实验性初中”，尽管学生只有400名——20世纪80年代有600多学生——却有36名教师，尽管学校离里昂也不远，但这些都不足以挽留教师，他们一直都盼望着调动。学校有强化的辅导制度，在更广泛的意义上，还有一个重要的教务体系，可是这些都无法防止来自独栋住宅区，乃至某些廉租房的学生外流。他们的家长要求得到一些宽免待遇，以便进入其他公立学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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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位平民出身的前小学教师是共和党人，他说自己一直很想知道“怎样才能挽救尽可能多的学生”。他的沮丧语气透露出经历给他带来的悲伤：他厌恶学生的暴力行为，也厌恶教育制度的暴力——这令他内心十分纠结，因为他感到不得不与他从前对学校和教育职业的设想发生激烈抗争。他无法接受学校如今被当成警察局，自己也纡尊降贵，成为一名“挥舞拳头”的纠察队队员。作为一名师范生，他16岁就进入了国家教育体系，在一个非常贫困的郊区开始了小学教师的生涯，后来在贫困社区教了整整13年书。因此，虽然倾尽全力不负他所设想的教育使命，给所谓“问题”街区的“那些被圈住的孩子们（带去）也许是最有用的、最不可缺少的东西，即教师对他们绝对是尊重的，加上帮助他们摆脱困境的为数不多的手段，一些也许有一天让他们能够自立的手段”，但只要难以切实履行使命的处境尚未迫使教师们干脆否定学校教给他们的信念和价值，他就很难原谅这个制度竟然把它最忠实的奴仆置于这种境地。因为，正是基于这些信念和价值，他们才在20岁上选择了常言所说的教师的“天职”。

一位“文教重点区域”的中学校长

采访者：加布里埃拉·巴拉兹、阿布戴玛莱克·萨亚德

“这一年我们没少吃苦”

拉缪先生：非常紧张的时期有，平静的时期也有。今年嘛，开学那一阵一切都还过得去，发生过示威游行。我们的学生，至少有一部分积极参加了；别的学生跟随家里人参加了，跟着他们的哥哥姐姐。家长有两种非常不同的反应，孩子们也有两个星期生活在歇斯底里的气氛当中，也许是三周或一个月吧。不是歇斯底里地支持示威游行，就是歇斯底里地反对示威游行。我们的学校每天照常运转，没有任何中断。有些教师跟他们的学生商讨过，因为开学初期，他们觉得紧张气氛根本于事无补，所以有必要谈谈，有必要……不过，即使在骚乱的第一周，当教师问学生：“你们想不想聊聊？”学生们也说：“不想，还是上课吧。”所以，您看，这个很……各个班很不一样，也许跟老师的不同性格也有关。

——事件当中缺席的学生多一些？

拉缪先生：不，不多。学生们照样上学，我也相当高兴，因为这儿是他们能够逃避家庭歇斯底里的唯一地方，无论他们的家人站在哪一边。我们接到了大批电话……

——从家里、从父母那儿打来的吧？

拉缪先生：有家长问我们：“这是怎么回事？传闻学校会遭人袭击，是不是很危险呀？”等等。我们有些孩子……有一位父亲找到我，对我说：“这怎么行，我们得离开这儿。”他居然跑到陶姆地区（Drôme）藏了一个星期。好在这毕竟是少数。还有的家长跑来告诉我：“您听好，我们把孩子领走了，我们不能把他们留下，我们不能冒这个险。”等等。我说：“咳，危险么，您已经来了，您都看到了，这不是什么大灾大难。”因此，我们当时有过一两个辍学回家的，都是因为那场骚动，仅此而已。

——永远退学了？

拉缪先生：是的，几个永远退学的学生。

躁动没有完全消失

拉缪先生：10月里就出现了躁动不安的情绪。11月里，高中生的大动作来了，我们受到了一些影响，一种躁动的态势一直没变。特别是，如果您到镇上走一走，就会看出10月份以来的躁动还没有完全消失，而且不少东西依然存在，像一场流行病似的。扔石头和打弹弓已经成了年轻人的一种表达手段，甚至包括10～14岁孩子。非常不像话。我们校门前有两条公交线路。今年2月，一到上学时间，公交车就不来了，因为有……不知怎么搞的，因为破坏公交车拿出去数千法郎的赔偿金，学生们砸破窗户，撕破坐席。公交车到校门口一停，孩子们就爬上去，大肆破坏，随后溜掉。所以一些线路逢某些时段停驶了。那是一段紧张时期。后来，12月一到，下雪了。下雪好像不算什么，却成了一个问题……

——是个玩滚雪球的机会。

拉缪先生：对，滚雪球，我记得还要打雪仗，很好玩，可是，因为我好歹不算非常非常压制学生，还保留着童年打雪仗的美好记忆，所以我没有采取禁止滚雪球的措施。不过，有些同事下了禁令。我不得不叫救护车，送学生去医院就诊。他们不是掷雪球，是掷冰块。用了最坚硬的、最容易捏起来的那种，于是出现了打破头的情形。特别是发生过趁附近住户出门而攻击人家的事情。

——针对街区里的住户？

拉缪先生：是的，有人开车经过，孩子们把50个雪球投向汽车的挡风玻璃，司机停车，打开车窗，迎面又是一阵雪球。有人受了伤，等等。人家提出了投诉。因此，学校在街区里的名声一直不好。那是12月里的事。一二月份又爆发了海湾战争，这个我真是没法说……所以我们有……比如在体育课上就有反映，有的学生做热身时高喊“萨达姆·侯赛因，萨达姆·侯赛因”，还出现了涂鸦。2月份，我们这儿复活节放假是2月21号，局面紧张得可怕，很可怕。学校真的很不好过。有的教师请了病假，一时间我们学校有五位老师请病假，而替补老师只有一个，所以用不着我多说，麻烦更大了，而且教师缺勤——都是合理的缺勤，我这儿丝毫没有批评他们的意思——使得局面雪上加霜：我们都被搞得非常非常疲劳。

2月里的假期来得正是时候。学生返校以后有一个时期很平静，十分平静，斋月没有发生任何风潮。可是，我们这儿的斋月末，去年4月16日开斋节那天，我们总共有410或420个学生，那天只有160人到校，有几个25人的班级只有4个学生出席。可见我们这个街区非常容易辨别。我还记得我小时候，孩子们打架，如果有两个孩子在院子里打架，那好，两个打架，可能有三四个在一旁观战。而如今我们这儿的孩子可凶猛了，所以任何打架的苗头我们都不能容忍，不能容忍学生拿……

——担心引起连锁反应，是吧？

气氛相当暴戾

拉缪先生：对，因为如果打架的是两个孩子，旁观的孩子有200个，那么打架的孩子就不会歇手，只会越打越凶，因为他们受到怂恿，特亢奋……我们就控制不了了。我们的成果——我可以向您保证，也可以告诉您统计数字——99．5%的校园打架斗殴被我消除了，现在它们改在街上、校门外了。如果说学校的形象因此有明显改善，这个我倒不敢确信。所以，可以说，我们的问题仍然不少……不妨说，这个地方的气氛相当暴戾。

［…………］

我们了解到一些事情，毒品之类的……那好，就说毒品问题，这一带——这个圣雅克街区和廉租房住户都十分关心：每次我在街坊会上发言，都有人跟我谈毒品。毒品，毒品，还是毒品。

我去探访过，参加过培训班，我有毒品方面的信息；大约一个月以前，我这辈子第一次见到了大麻和海洛因。当时我参加了一个培训班，警方展示了放在公文包里的毒品。（……）

我想，我可以在所有这些会议上宣称，首先，据我所知，烈性毒品在我们学校从来没有被发现过。会议上说的一切令我很震惊，我就向校董会提出要求，也得到了支持。他们给我派来了合同制医生，借给我支配，他们是政府付钱聘用的，专门研究毒品和相关的事情。于是，两个学年中各有一个学期，两位医生分别到校待了整整一个学期，见到了所有同年级的学生，一个不漏地见到了初中毕业班的学生。然后检查了所有他们有点怀疑的同学……您知道，说起来我忍不住要笑，我去开会，会上那些无所不晓的人说：“这个嘛，只要看孩子们哪个早上有点发懵和打盹就行了。”可是，早上上课，我的学生80%都会睡觉哟，因为他们头一天看电视看到凌晨两点。在研究报告里，那两位1988年和1989年观察了我们学校的医生，丝毫没有认为有人在使用毒品。他们发现的是营养不足一类的问题，但是没有怀疑毒品，烈性毒品，我想是吧。像印度大麻之类的毒品，我说过的，跟消除了99%的校园斗殴一样，我也消除了99%的校内吸烟现象。我叫人安装了篱笆，因为我们没法处处监视学生。所以我就装上了篱笆，您瞧，就是那边把院子圈起来的那道篱笆，用这个防止孩子们跑去楼后边吸烟。所以，我来这儿的头一年，忙得四脚朝天……

［…………］

——这样一来，可以把学生一览无余。

拉缪先生：正是。既然室内不许吸烟，能吸烟的地方就剩下洗手间了，而且为数很少。那里是传统的吸烟圣地，好在，唔，没有几处。虽然如此，还是有一些早上到校的学生，他们走到离我半米的地方，不多不少整整50厘米的时候，故意把烟头一下掐灭，表明吸的的确是香烟。里面是不是烟草，我没法证实。关于毒品，我能说的就是这些。不过，我最担心的是打架斗殴，我怕呀！有一场打架，我们没能在30秒之内制止，结果是那个孩子肚子上被捅了一刀，住院一个月。两年前的事了。所以，从那次以后，我有点……

——更谨慎了？您讲述了校园气氛、难题、侵略性和暴力行为，可是，自从学生骚乱以来，这些有没有改变？从您的逐月描述来看，好多事情都已经……

［…………］

拉缪先生：我认为自从骚乱以来，变化确实有，更何况，我可以告诉您，目前制造麻烦最多的并不是参加了骚乱之类的年轻人，而是那群10～16岁的少年，他们攻击别人，在这一带制造不安宁。骚乱期间，校车被偷走了，烧毁了。不知您看没看过电视报道……还记得不，有一辆两马力的皮卡，在防暴警察和示威者之间兜圈子？那就是……

——你们的校车？

拉缪先生：从前的那辆。后来，据我所知，再没有别的破坏行为了。今年我提起两宗投诉，一个是校车，一个是总务办公室被盗。不过，那几乎是……

我们容得下别处容不下的孩子

——你们能接收年龄较大的学生吧？

拉缪先生：唔，能哟！初中一年级，我们利用过渡班，让他们尽可能快一点转入正常的班级，这些从过渡班出来的孩子，上初一时年龄在11岁到十五六岁之间。我收过大概一两个已经16岁的孩子上初一。

——你们居然容忍他们，因为通常这样的孩子会被送进特殊教育班（SES）……

拉缪先生：没错，没错。我们能够容忍的都是别处容忍不了的，这个毫无疑问。（……）多事之秋一过，我们感到很疲惫，有点苦涩，有点失望，因为这一年我们没少吃苦，我们真的搞得很累。说句私下里的话：我这个人很幸运，因为身子骨硬朗，我认为，亲爱的女士，我永远不必看医生，跟他说什么“我受不了了，受不了了呀”。像必须吃安眠药一类的事，我从来不认为会发生在我身上。我曾经自诩永远不会有这种事。结果呢，我不得不吃安眠药，不然挺不过2月休假之前的最后两个星期。这个事对我影响很大，因为我从前很自豪，觉得这种事只会发生在别人身上，绝不会轮到我。（……）因此——有这种情况的不止我一人——有时我觉得有点失落，也感觉非常疲惫。（……）我盼着复活节假期里能捞回一点睡眠。不过，我没有抱怨，我只是告诉您……

出现过一些事件，对学校有影响：针对教师的攻击再起。我有一个初中同事，11月事件过去没几天，他就在学校里目睹了一次非常严重的纵火企图。两个星期前，他的汽车被烧毁；一个星期以前，我们不得不把一个监督学生早晨进校的门卫送去医院，因为她被石块打破了头。在B中学和N中学，攻击等潜在的暴行也存在。开斋节那天，我们学校有三个学生朝N中学扔石头，砸到了女门卫和她的狗。可是人们现在已经烦透了，不单闭口不提，那位门卫还告了状，警察也烦透了，把投诉登记入档，接着把学生们叫到派出所，法官和邻里教育工作者也传唤了他们，他们好像告诉孩子家长“不要放任不管”。有两位母亲跑来对我叫嚷，因为她们的孩子……因此，您瞧，这是不是挺有趣：学生平日上学，宗教节日那天缺勤，我们批准了。结果他们跑去附近中学胡闹，人家提出了投诉，他们母亲反倒冲我大喊大叫。

［…………］

所以，V校校长的汽车被烧毁之后，群情激愤之下，本区四所中学加上职业高中的教师们上周二开了一个会，我们三位校长参加了。我得告诉您，会议结束时，这些学校的全体教员拟定了一封致学区总学监和总校长的信，信中表明：“希望最终能够考虑我们的工作和生活的困难。”因为很多其他地方忍受不了的东西，我们都一直隐忍，对学生也隐忍得太多。我也发了言，举出了一个能够帮助我们的办法：在一个所谓正常的学校里，一个学生如果胡来，他们就开除他。那好，轮到我们这儿，一个学生如果做出同样的蠢事，我们不开除，而是给他警告，警告一次或者五十次。不得不开除一个学生时，我就打电话给同事，告诉他们：“瞧，我得给你送去一个学生，他有上学的义务，我不得不这么做，如果我把他开除，我得把他搁在某个地方。”人家的回答是：“你可真够仁慈的，我们不是不想帮你，可是，从你那个学校来的学生，老师们不会接受的，他们会罢课哟。”结果是，我们不得不把学生在各校之间倒腾，但是不离开这个学区，所以，一个办法或许是请求学区管理部门协助。如果我们既为了一个学生自身的利益，也为了其他学生的利益，不得不开除他，那么管理部门最好帮我们物色一个落脚之处，不要让我们到处求爷爷告奶奶……成为……有裁决权的学区总学监可以发话：“某某学生将被分派至某某学校，这是最终决定。”

［…………］

——您刚才说的那个女门卫是最近的事吧……

这所学校没有幸免

拉缪先生：对，是上个星期的事。随后……可以说，里昂的总校长，一个月前任命的新的总校长，到任没几天，作为一项教学活动，也就是新闻报道对于学校的作用，他照例应该巡视学区内的中学之一。他本来应该上周五来，可是我的同事的汽车是周四晚上被烧毁的。因此，我们很客气地问总校长，是否可以借他来访的机会见见我们，于是他接见了我们，我们告诉他，事态不是非常好，学区的事情一点也不顺利，但是并没有大呼“狼来了”，因为别的事件我们也看到了，等等。我们征求他的意见，他说：“唔，这可以做两种解释：要么这是一场社会学运动的一部分，也就是说，是一种普遍情形，也许这就需要一个总体的解决办法；要么这是企图搞乱国家教育体系，教育体系是靶子……”他说：“我初来乍到。”你瞧，从这个话推断……因为这个问题我只能扼要地说一说，那就是从教育部来的观察员断定——或者说认为这个断定比较好——各个学校在骚乱期间并没有受到大的冲击，换句话说，焚烧和怂恿什么的都是冲着商业场所去的，学术和文化设施没有被触及。他们于是使劲把这个观点理论化。可是，我不赞成……

［…………］

骚乱发生的当天，我们中学对面的那所小学，对，就是后边的那所学校（我们学校也翻修了，可是跟它们比真是一个笑话。那边的孩子有经过电脑培训的老师，他们还有一个计算机中心，有不知价值几千法郎的计算机设备，是一所货真价实的尖子学校），他们有一间教室在骚乱期间被完全烧毁了，电脑被用来砸窗户。所以不能说幸免于难。我的意思不是说这所学校被专当靶子……

几天以后，一座幼儿园也被点着了，被迫关闭了两个星期，所以不能说损失不大。而且，我且不说校车，也不提11月初P校被烧毁的那一间半教室，因为警报器没响，他们赶到以后，从垃圾箱里找出剩下的20升汽油，已经用掉的可能有5～6升。那次烧了一间半教室，假如20升都泼出去，那真会是一场极其严重的火灾。就是如此，所以我不认为……

但是，如果您愿意的话，总校长来了，读了报告书，教育体系幸免于难，而我们报告的是一个显然未能幸免的局面，所以他的反应是：“那好吧，会有……教育体系挺过了骚乱，现在会不会像几年前企图搞乱警察和别处那样，出现一种把挺过骚乱的学校搞乱的企图呢？”总校长于是要我们会见警察局局长。一个星期前，警察局头头接见了我们。我们五位校长，加上那位职业高中的校长，我们去了省里的城镇警察总部，跟警官们商量能够做点什么，这可不是开玩笑……

我忍受不了涂鸦

——跟别的学区不同，这儿的人似乎不甘愿逆来顺受，这使我很惊讶，因为通常在类似的情况下，教师，校长，总之各路员工都会感到相当气馁，唉，完了，就这样吧。垂头丧气的，然后……可是，在这儿，我的印象是……您采取了不少举措……

拉缪先生：你得生存哟……是的，当然得生存下去，我们不能……我可以领您参观参观我的中学。比方说吧，涂鸦这个东西我就忍受不了。也就是说，总务处的员工——我们去学校转一圈吧，带您看看——一看到涂鸦出现，就得优先处理：在一个小时之内清除干净，因为如果留在那儿，一个小时后会出现十多个，两个小时后会有150个。弄干净完事。我才不管有关校工的工作时间的法律。我直接跟那些员工商量：“你们有41个半小时，我不在乎你们是不是到处瞎转悠，打发这41个半小时，只要帮我去走廊里看着学生们走动就行。有你们在，他们会少干点蠢事。他们少干点蠢事，你们就少受累。看管顶替干活儿，虽然这事不是合同规定的，可是你们帮我的忙，我就多放你们几天假，我放假，你走人……”

——着实得筹措安排。

拉缪先生：对，所以，实际上，如果督察员来了，问：“这是怎么回事？这个钟点应该有人值班呀。”他找不到人，可是这块地方肯定是干净的。（……）我会带您参观一下学校。我们坚持这么做，因为生存的首要条件是物理环境，如果把它搞坏了，就完了。

——必须拨乱反正。把自己的名姓用刀子刻在桌面上，这个从前司空见惯。现在他们有别的招数：用喷漆罐往墙上喷涂。纪律当然是必要的，可是，说到底，公共场所哟，这些确实都是公共场所，这些行为我们一直没能阻止。

拉缪先生：公共场所，是哟，但是我们学校不行。不行，我在这个问题上非常坚定，这是我不能妥协的重点之一。

——同时也不赋予它其他含义……

拉缪先生：对，我不说它违法，但是我要说，如果你忍受环境开始恶化，那么以后……

——我帮助马赛市政府做过一项有关清理市内街区的调查。我告诉他们，如果你们要显示正在努力保持清洁，要求每天清理一次街道，那么你们一天就必须清理两遍，这样居民就学会守规矩了。

拉缪先生：正是这样，我就是这么想的。这就是为什么，说起来真让我发笑，有时候上头下来人，跟同事们说：“这不是挺好，挺干净吗？你们抱怨什么呢？”我不抱怨，我只是努力保持整洁。虽说如此，我……我不知道，也许跟家庭背景有关吧，我对总务人员很尊重。因此他们也尊重我。我特别重视学生羞辱某位校工一类的事情。跟针对老师的情形相比，我想我的反应只会更激烈。我向您保证，四年之内，只有过两次辱骂校工的事件，孩子们干的，他们觉得过后就没事了。针对老师的更频繁。不过，这也许跟我母亲是作为餐厅洗碗工退休的有关，嗯，说不定是因为这个。尊重服务人员也许就是尊重她。

——男女校工各有多少人？

拉缪先生：唔！女性比男性多得多，这是教育部门的特点，不过在这方面，我跟校董会谈判的时候尽量小心谨慎，我说，在北非移民的环境当中，一个年轻女性在统计学上有更多的困难……（……）这倒不是对妇女等抱有成见，而是从统计结果得来的。如果他们设法把一个小伙子安排给我，情况就不同了。去年他们派来一位学监……人很好，可是只坚持了一个月。那是个小伙子，接着又派来了一个姑娘接替他的位置，她一直坚持到年底，所以，您看，这不是……所以，你必须非常谨慎。

今年，他们给我派来了一位学监，一个马格里布裔的小伙子，学数学的大学生，未来的数学老师，已经考下了中学教学证书（CAPES）。不过我不认识他。我在8月里看到了他的任命信，我的第一反应是：“嘿，也许校董会认为他能行，会把事情干好。”我饶有兴趣地等着，这是我第一次有一个马格里布裔的学监。好了，这个可怜的家伙，他的日子真不好过，不是因为没有威信，我觉得是因为马格里布人的形象。他被看成合作者，真的比很多其他人受到更多的辱骂。有好几次我不得不介入，比介入其他人多得多。唉，每天都能学到新东西。

我们这些校长告诉学区总学监、总校长和警方，我们的难处在于什么都没法预见。灾难总是冷不丁地降临，总是有如履薄冰的感觉，一件微不足道的小事会发酵，然后……你真得（……）我现在的问题，如果说疲惫，那是因为……嗯，不过，这是我个人的事，我很想在这个中学每天当12小时的校长，余下的12小时……这个，这种平衡我自己很难维持。

在毫无准备的时候受欺辱是很难受的

——您跟学生家长们的关系如何？刚才您提到，特殊时期有家长跑来找您理论，那么，我大胆问一句，正常时期是不是就……

拉缪先生：我们的问题是跟学生家长的接触尽可能多，因为我们看到……

——是您主动要求跟他们接触的？

拉缪先生：是的。我们要求他们来学校。而且对不习惯来学校的人也这么要求，这些家长……我来这儿以前，很多事情已经形成了。我们不会给家庭寄送季度成绩单，一封也没送过。成绩单由家属到校自取。因此，经过我们的安排，取走的比例已经达到90%。一年三次——头两个季度是90%，第三个季度少一点，达到了65%或者70%；第一和第二个季度，都有90%的家庭来学校拿成绩单。也就是说，每个班的主任教师、带学生的辅导老师……由他来接待。因此，一年当中有三个晚上，有的老师从4点开始，有的从5点开始，直到晚上8点半甚至9点多，搞得筋疲力尽，这样能接待70%的家长，剩下的我们就折腾他们，直到人来学校自取。也就是说，我们要求他们见面必须预约，等等。这样一来，拒不取成绩单的人少得可怜。可是，不管怎么样，这些总还是不够。

我积极参与了建立家长会，因为在别的地方，正规学校，校长们都觉得家长只会捣乱。我们这儿呢，我需要他们。孩子出了问题，是因为父母撒手不管，照我的观察，即使是穷人家，只要家长跟孩子保持接触，孩子们就会少干点蠢事，学习会更好。所以，我在尝试，我们试着展开一项动员家长的行动，请那些孩子明年要上初一的家长到校一整天，会见老师，一起吃饭……必须使孩子们对上学没有恐惧感，没有……对于大部分家长来说，对于那些上过学的家长来说，中学代表着学业失败，而且很多妇女，尤其是马格里布妇女，40～45岁这一代人没有上过学，从来没有。她们是文盲，既不能读，也不会写，几乎不会讲法语，只讲阿拉伯语，但是读和写都不会，就是这样。学校这种地方不应该是……我早就腻烦一些人。

——她们来不来？

拉缪先生：不来，很少有人来。她们来取成绩单的时候，我烦透了把她们叫过来说“您儿子表现不好”或者“您女儿表现不好”。我真的很想见她们，很愿意她们来，很愿意她们虽然事先不了解子女的情况，却过来跟我打招呼：“近来怎么样？”而且，或许有一天，我能告诉她们：“好哟，一切都不错。”……我很愿意这样做，因为……告诉你一个小插曲吧。我们有一位体育老师跟班上的几个女同学关系很僵，她已经教了12年了，……学生们把体育课当成放松的机会，她却认为体育课像其他课一样，而且要求十分严格。有一天，她把学生带到游泳池。等她从游泳池一出来，就发现她的汽车被砸破了窗户。她认为，我也这样认为，车窗是班上的学生砸破的，可是没法证明。于是，她气呼呼地找到我，而且告诉我一堆事情，班上有六名学生惹她很生气，她要求我加以惩罚。我说：“在停他们的课之前，咱们先把家长叫来谈谈。”

一天，我把家长叫来了。她也跟我在一起，加上我的校长助理，六个家庭和我们面对面，我只说说其中两家。有一位父亲，我不得不把他从我的办公室赶出去，因为他辱骂女教师，骂她是骗子、婊子什么的，所以我不得不和我的助手一起，把他……因为我要他离开，他不想走，于是我们把他赶了出去。他女儿在他身后大笑，高兴得很。她父亲对老师说的话跟她说的一样，所以我这么做很合适……这种孩子，你能拿他们怎么办！

在另一端，另一位父亲坐在办公室另一头，身后是他儿子，他低着头说话，我不知道他是在跟我说还是对他儿子说：“我来法国28年了，其中27年半我一直在同一个单位，因为我觉得当老板的永远是对的。他说什么，哪怕你不同意，也得说是是是，我们地位低，什么都得接受，不能抗议，就是这样。有了这个态度，我才能够把妻子接来法国，才能养育子女。”我当时觉得，站在他身后的儿子一定想打父亲一拳。那种仇恨我还从来没有见过，因为父亲说的话完全不可接受。

——他多大了？

拉缪先生：16岁。这两种极端的情形，一个是对学校卑躬屈膝，一个是富于侵略性，最终落在孩子们身上的结果是一样的。我告诉您另一个我们不得不面对的例子。去年有过一场巴士罢工。巴士停驶的街区里有不少年轻人已经习惯这个了，照例出来四下转悠，特别是下午，他们跳过了校门——1．6米高，干得挺漂亮——来到校园里，然后跑到各班教室，打开教室门，就往学生和老师身上吐唾沫，向他们骂脏话。一有人通知我，我就去找他们，他们拔腿就跑。一天，他们当中的三个又来了，有人看见他们进来就告诉了我。我早有防备，下了一个套，逮住了一个。他才19岁。

——一个从前的学生？

拉缪先生：不是，被抓的不是从前的学生。他试图甩开我，我不得不使劲揪住他。他问：“你要怎么样？”我说：“带你去办公室。”他说：“我不去。”我说：“你必须去。”我还说：“也许我没法把你弄去，可是除非你杀死我，或者伤了我，不然我非要把你带去办公室不可。”最后我还是把他弄进了我的办公室，他对我说：“要不要我来说说你会做什么？你会报警，警察一来就会痛打我一顿，把我押去派出所，到了那儿再揍我一顿，他们会给我老爸打电话。他一来就哭起来，警察把我交给他带回家。整个过程得一个半钟头。可是，两个钟头一过，我们会再来，什么都不给学校留下。你看着办吧。”

他在我的办公室里说这些话的时候，进来的三个人有两个跑掉了，他俩接着聚集了五十多个人。这伙人在院子里站成半个圆圈。我的助手跑去把所有男老师都找来了。那天，他叫来六七个人，围在我的办公室门前，就是这副样子。于是开始了一场讨价还价。我走到校园中央，他们的两个代表走过来说：“你打算干什么？你不会为了这件小事把警察叫来吧？这算什么了不起的事，不就是吐了口痰吗？再说，你别想在我们头上撒尿，你最好是放我们的朋友出来。如果你不这么做，有你好瞧的。”老师们是一半对一半。一半人说：“叫警察吧，不能任由他们欺负。”另一半人说：“我提醒你哟，如果叫来警察，我们就再也没法开车上班了。”咳……毫无准备的时候受欺辱是很难受的，一点心理准备都没有哟。如果一个人有自尊，有某种荣誉感，这个时候会很不好受。

我不愿意听任门卫被人守着校门辱骂，就和助手一起，每天早上和下午，在校门口等着学生进校。虽然我不善于凭相貌识人，可是有一位门卫在那儿，学校的维修工，北非“黑脚丫”出身，特别擅长看脸，他告诉我：“那边有三个人，不是咱们学校的。”等他们走到校门口的时候，我迎上去对他们说：“先生们，你们不是这儿的学生，你们有事吗？直说吧，你们想干什么，不说就别进来。不行，你们不能进来。”一听这话，他们后退几步，站到栅栏旁边，开始嘀嘀咕咕，我能听见，那是在说我是混蛋，“瞧他那副德性”之类。他们边说边回头吐唾沫，他们冲我吐唾沫。10分钟吐了七八口，吐到你脚下只有半尺远的地方。对于一个有自尊心、有某种荣誉感的人来说，这时很不好受，很不好受。好了，情况就是这样。因此，有时候，我想，还不如一走了之（……）。

对话对得倒胃口

拉缪先生：他们恨死了我们学校，因为我们没有容许他们胡来；结果还好，对此我并不惊讶。再说，学校是一个有约束的地方。骚乱期间，我经历了……真是怪诞。1990年9月开始的上一个学年，就拿罗纳河（Rhône）一省来说，职业高中共有700个名额空缺，因为没人报名。整个9月份和10月初，每天都有700个供申请的位置。我们在联网电脑上看到了电子公告，不断地提醒：某某学校有多少空位，某某学校有多少空位。

骚乱发生以后，流行的解释是我们没少修建、没少重新粉刷校墙，可就是没有跟学生展开对话，正是因为缺少对话，他们才起来抗争。那好，让我们开始对话吧。在街区会议上，我们对话对得胃口都倒了。我们也听到街区里的孩子们说：“咳，学校什么也没有为我们做，我们什么都没有，什么培训也没有。”可是，职业高中此时还有700个空位。为什么有空位的只是职业高中？上职高意味着每周工作32个小时，薪水为零。好了好了，他们不会愿意去。说到底，郊区的年轻人要的是什么？他们要谋生的手段。好，他们最终要求一份有意思的工作，可是国家不能为他们提供有意思的工作，因为他们没有接受过培训，可是我有，我的工作不是每天都很有意思，于是……我看不到奇迹，也不会有奇迹！因此，他们很生气，他们生学校的气，他们要砸掉所有属于形象的东西，所有让他们具有失败的形象的东西。我可没有很多解决办法。

——对，可是，他们不是还有兄弟姐妹得上学吗……？

拉缪先生：是哟。当他们听到哥哥姐姐告诉他们说：“你得努力学习，你看，我上高一，高二，或者高中毕业班，可是我能走出来。”……我们这儿有个大学教授的侄女，她叔叔出版了一本书［一部有关贫民阶层的移民子弟如何上学的自传体小说］，告诉她：“别胡来。”于是她就不胡来了。她尽量好好干，学习成绩可能不如她叔叔从前那么出色，但是我认为她能够走出来，她正在上高二，今后，我相信……有一些家庭，你得到的印象是，几个哥哥似乎轮流着，总有一个在外面，剩下的都在监狱里，不会同时都蹲监狱。还有一个家庭，三个哥哥都因为组织卖淫蹲了监狱，母亲不得不去小酒馆工作，那是全家唯一的生活来源。她早上6点出门，半夜或者凌晨1点才回家，孩子们都在我这儿，一个女孩上初三，另一个上初二。他们自生自灭，想干什么干什么，名副其实的捣蛋鬼，有时候，我恨不得把他们……掐死算了。可是我真不明白，在这种环境下，他们怎么可能老实下来，变得和善、耐心、有礼貌、善良。如果他们真能变好的话，那可真是奇迹了。

我再给你举个例子，一件小事。的确，有些事情我理解不了，也把握不了。去年的某一天，8点1刻，我听到办公室门上有刮擦的声音，可是没见人走动，我过去一看，来人是一位阿拉伯妇女，用披巾裹得严严实实，凑合着用法语说：“我女儿在初中毕业班，今天早上来上学了，我不想让她来，因为她爸爸昨天晚上又打了她，她头上怎么样了，您看见了吗？”我并没有看见，因为她女儿躲着我走。“她爸爸抓着她的头往水池上撞，还往桌子角和水槽沿上撞。”她接着诉说了一些诸如此类的事……

我去课堂找那个女孩，看见了她，人真的已经走了形，浑身都……我带她出去，把母女都带进一间办公室，我把社会工作者喊来，因为这些事情妇女会彼此照顾。社工告诉我：“绝对有必要给母女都做一次体检。”可是没有校医，去年我们没有校医，经过我抗争，后来才争取到一位，每半个月到校值半天班。去年根本没有。我觉得是一位实习医生。他来后给她们做了检查，开了诊断证明。过后，他来找我说：“那次是160法郎。”我的预算里没有这项开支，没法支付160法郎，我就自掏腰包付了。为了不让我出这160法郎，医生同意写一张假证明，说他是来给我看病的！结果社会保障局给我报销了120法郎。还是花了我40法郎。这个我没有怨言。

开完诊断证明，我们招父亲到校。他来了，怎么形容呢？我坐在校长办公桌后面，有一层保护，那位父亲坐在您现在的座位上，社会工作者在这儿——那位社工是个漂亮姑娘，30岁上下，她已经跟那位父亲谈过，告诉他：“这种事情做不得，您不知道吗？您要是还要这么做，我们会阻止您，我们会提起申诉的，我们可是攥着诊断证明的呀。”那位父亲忽地站起身来。我对小姑娘说：“你听好，他不会再打你第二下，因为我会先把他放倒在地，可是第一下我没法制止，因为来不及从办公桌上跳过去……”——嘿，那位父亲只差半步就扑上来了。然后他往门口走，临出门丢给我几句话，像什么真主诅咒你，一直到……不知道一直到我家哪一辈。他那套东西……且不说，您倒是告诉我，换成您，您怎么回答他？他住的街区是城里最差的。真的，真是最糟糕的地方。他说，“我的邻居，那边的胡同里……孩子们逃学、吸毒、偷盗、犯罪，高兴干什么就干什么，没人吭声。可是我的孩子从来不逃学”，真的“成绩不赖”，真的“有礼貌”，真的“没犯过罪，干干净净”，等等。“那好，您要找我的麻烦吗？打算送我去警察局？您对别人为啥不这样……干吗单冲我来？”他走了，一个满脑袋糨糊的人。

——我认为，那位妻子和女儿当晚上就应该……

拉缪先生：不光是晚上，不光是那天晚上，他等了好几天。很可悲……我不知道，我来这里时并没有很大把握……现在就更少了，因为我不知道，我有一种感觉……

——至少在制止校内暴力行为方面，您做得很成功。

拉缪先生：肢体暴力没有了，打架消失了。言语暴力……这方面还有一个学校的电话的问题。没有接线员的时候，像现在这样，例如有人往学校打电话，电话不在这儿响，而是在我的公寓里响起来。既然没有接线员，就响在我的公寓里。有一天，我老婆在这儿，她来了，我正巧在我的助手的公寓里，我们俩去喝一杯，我老婆来了，从5点到8点半，我跟我的助手在社交中心开会，她当时在临时公寓里。8点半，她上来和我们一块儿喝一杯。她说：“我可受不了了，我在、你不在的时候，把电话线掐断吧。”因为每隔10分钟就有人打电话进来辱骂我。

——辱骂？

拉缪先生：骂脏话。她拿起话筒。“拉缪先生在吗？”“他不在。”“哦，你是他老婆吧，你个臭婊子，娼妇，我日你娘，日你娘……”一天二三十个电话。她说：“如果我不接，电话就一直响，一直响，一直响。”有一次她数铃声数到27下，直到铃声停止她都没有接听。

——是啊，所以生活中公与私没法截然分开……

拉缪先生：分不开，我也没有安装电话专线，因为我心想，如果安装了专线，他们从名字就能查到我的号码。我可不想上黑名单，不想做这种自投罗网的事……所以，当星期三下午，我把自己关在公寓里的时候——因为有工作要做，或者想读书或听音乐之类——如果我拔掉电话线，那就意味着我的孩子、母亲和老婆都没法跟我通电话了。还有，您跟我说了，我在制止暴力行为方面挺成功，这个不假。言语暴力呢，还没有。这是一件非常令人难过的事。您刚才要问我一个问题，那个问题的重点是什么来着？……

——……是关于打架斗殴的。

拉缪先生：哦，可是我是指学生之间打架斗殴，这个我在校园内已经成功地制止了。我不是说街头的那些……

——不是外边的那些……

拉缪先生：不是外边的那些。有时候我跟助手，就是这儿的那位门卫，我们给她增加了工作时间，学生们12点离校，她看守到12点1刻，如果学生们5点离校，她就看守到5点1刻。只要看到有人聚集，她就马上给我打电话，这时候我可能正在办公室里进行一场有趣的讨论，可是一有她的电话进来……我就得离开，马上离开，赶赴现场，他们一看见我来了——因为我是跑步去的，为的是大家都能看见，因为我要劝阻他们——他们就住手了。如果转入大街，也许有时候打架就停下来了，结束了。不过，有时候我感觉它还会……所以，有时候我们走得挺远，得过去两次，之后就不用去了（……）。

我跟警察谈这些事的时候……他们给我讲一大套理论，说有“三大选项：一个是弹压，那样我们就成了镇压者；一个是劝阻；第三个是预防”。可是我告诉他们“劝阻须在现场进行”。我很乐意看到学生离校时有警车驶过，用不着停下来。警察却说：“我们没法监视所有的中学，那不是我们的工作。”等等。（……）

——好学生如何？

拉缪先生：好学生处境尴尬，因为被说成马屁精。体育课老师在一份工会杂志上发表了一篇文章（……），讲到好学生受到困扰［他念了文章节选］。今年来了一位女教员，教授作为第二语言的西班牙语，她还年轻，住在R市，工作条件比较差，因为她没有汽车，她有个幼小的女儿，上下班得一个半小时路程，除非有别的老师让她搭顺风车。不过，她是一个出色的姑娘。但是，开头一段时间真够她累的。

我们很了解情况，也就是说，我们将全力支持她，帮助她坚持下来。她掉眼泪的时候，我还接待过她，好言好语地劝慰。有一天，这位女青年告诉我，我在一次全体教工大会上评论女人之间的争斗，说了一些歧视妇女的话。我当时说：“老天！我做梦都想有一所清一色男人的学校，这些麻烦我们在那儿一个小时就能解决，守着……在酒吧里一个小时就能全解决。”我那是开玩笑。过后，她当面讽刺我：“不管怎么说，虽然在这个学校吃了不少苦，但我仍会很珍惜，因为这里有人情的温暖，以至于……”我认为，亲近的关系没有了，这是……是令人难受的方面之一，我想，也是困扰我的原因之一。你没法不把情感投入这所学校，也就是说，顺利时什么都好，不顺利时就震惊不已，这是一个错误。还有，我看不出怎样避免这个错误。而且，教师之间的关系……

——不会保持一定距离……

拉缪先生：正是如此，教师之间不是亲热得要命，就是水火不容，因为……总之，这是情绪化的表现：非友即敌。我中午说过，有些人在全体教师大会上不能一块儿发言。我想说，如果打算解决政治、工会、教学等方面的冲突，我还有些机会，可是，这都是实实在在的内部分歧。可以说，有一些很有意思的侧面。

——您在职高的同事是怎么认为的，毕竟他有相同的学生（……）？

拉缪先生：学生不一样，不一样。他教的是好的那一半。

——哦，可以说有一个选择的过程（……）。

拉缪先生：学生不一样，年龄不一样，有不一样的约束。而他呢，例如他会直截了当地批评我是老母鸡的角色，手把手地指导学生，使得他们失去了独立性，学习成绩更差。有些孩子是在职业高中浪费光阴。

——纪律问题少了……

拉缪先生：哦！这可不是一回事。我老婆也在公立中学，她根本不知道什么叫纪律问题。不过，F高中也不是没有所有这些问题。去年，F高中出现过破坏汽车的事，老师的汽车彻底毁了。也是去年，B高中的一位女老师刚开完班会，一个本地的马格里布学生就对她动了粗。所以，都是这样。不过，毕竟跟这儿完全不一样……跟中学的日常景象不是一回事。什么样的学生我们都有。您是不是要问，如果是法国孩子，即原籍法国，然而家贫，那么问题会不会相同？如果您问这个，答案是肯定的。是的，这个我有充分的了解，麻烦出在问题家庭成了堆，不管什么社会出身，也无论哪个种族。我们在这一点上非常一致。

——我很怀疑，能否找到一个解决办法，特别是在社会方面……

拉缪先生：不过，例如，对于可能发生的事情，有一个改进的办法：请看维尼雪镇的曼盖特居民区^[1]。自1981年以来，那里的问题有所缓解，因为人口的密集程度降低了，他们清空了公寓和塔楼，推平了无人居住的塔楼。我就是从维尼雪来的，我全家都是。我父亲出生在那儿，我的叔伯、姑姑、堂兄弟都住在维尼雪。1981年是曼盖特的全盛时期，可怕极了。现在的居民多少还是同一类人，但是不那么拥挤。空间多了，可以呼吸了。所以说，社会阶层之分早就有了。可是，挤在一起的后果也得考虑。这是我的看法。

1991年4月

注释

[1]曼盖特（Minguettes）居民区在法国里昂市南郊，隶属维尼雪镇（Vénissieux）。曼盖特居民区建于1980年，居民多为非洲移民。1983年，法国首次全国性反种族歧视的游行示威发轫于此。——译者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