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

    这种关于自我分析的纲要，若不为与出身地位相关的配置之形成留有一席之地，就无法进行，我们知道，这些配置与它们在其中形成的社会空间相关，它们有助于决定实践。我不想详述我出身的家庭的属性。我父亲是佃农的儿子，他在大约三十岁时也就是我出生的时候成了邮递员，然后是邮局局长，他一辈子都在一个相当落后的贝亚恩小村庄（尽管它离波城很近，不到20公里，我的中学同学都不知道它，拿它开玩笑）干邮递员这一行。我认为，作为变节者之子对变节者的童年体验（我相信萨特在《阿拉伯的亚丁》的前言[1]中提到的尼赞身上认出了这种体验），无疑在我对社会世界的态度的形成中产生很大影响：我非常接近我的小学同学，小农、手工业者或商人之子，除了让我有点与众不同的成功，我与他们几乎一切都是共同的，但我与他们被一种看不见的屏障分开了，这种屏障有时表现在某些对“干轻活”的职员的常见辱骂上，有点像我父亲与这些农民和工人区隔，尽管在他们中间，他仍处在贫困小官员的状况中。他与家人住在一套缺乏最基本的舒适设备的公房里（我们很长时间里都要去公共水源取水），他受制于令人疲惫的时间表，从星期一早晨到星期六晚上，从早晨六点邮车经过和开启信箱的时刻到完成结算，经常工作到深夜，尤其是在月底总结算的时候。他自己打理花园，买木头和锯木头，买任何一点东西都是一件大事，大家要谈上许多天——他与我母亲让人在奈城（Nay）做了一套列维坦风格的卧室家具。还有我大概八九岁时，他们送我一辆20法郎的小自行车，我把它借给了一个女伴，我没骑之前，她就把车撞到教堂的墙上，弄坏了。他也跟他深爱的父亲和他的兄弟分开了，他们仍做佃农，他放假时就去帮他们干所有重活。他表现出对此感到很痛苦。我想，只有当他帮助最贫困的人的时候，他才显得那么高兴。他跟他们在一起感到自在，他们对他则完全信任，他倾注了无尽的善意和耐心帮助最贫困的人，在他们拿给他的成堆废纸、战争或伤亡抚恤金、债券、汇票等当中翻找（他们说：“Aquet papes！”[2]），我长大一些后有时会对他这么做有此不满，而且我记得自己曾哭过许多次，因为想到尽管他有那么多功劳，他的名字也不会出现在名人辞典里。我无法说出，我为什么总是觉察到他甚至对比他富裕的农民也有明显的负罪感，我自己也通过某些同学的辱骂和攻击性玩笑的伤害不由自主地分担了这种负罪感。他教育我不是通过言语而是通过他的整个态度——尊重他也跻身其中的“小人物”，还有他们的斗争，尽管他从未这么说过（他让我听西班牙战争的最后冲突的炮声，我经常看到他把贝亚恩语、西班牙语和法语含糊地混在一起，与人们所说的人民阵线的人讲话，他们战败后不得不越过边境线）。他极力投票给左派，参加工会，这在这个相当保守的农村世界中有点儿成问题，尤其在罢工的时候，他非常敬仰的几个政治人物是罗伯斯庇尔、饶勒斯，莱昂·布鲁姆（Léon Blum）、爱德华·艾里奥（Édouard Herriot），他们是学校教育和共和理想的体现，他想让我跟他一样。

    我母亲来自一个农民“大家庭”，她大概违背父母的意愿结了一门被视作相当不匹配的婚事（我父亲提到他对村子的小世界里表现出的社会差别的体验时，总是带着些愤怒，他对当地显贵——医生、警察队长、神父甚或小学教师——总是相当迟疑和不信任的，小学教师从来也不支持他竭力敦促我上中学）。她跟父母住在一所二层小房子里，这所房子与家族的大房子不在一处，她母亲作为次女得到了这所房子当嫁妆，我就出生在这里。我的外祖父连续或同时当过改料工或锯木工、布料零售商和小农——他一直有几头牛和几块牧草地，还有几亩盐滩林地，作为一个“大家庭”的穷亲戚，他还是很爱面子的。后来，当我帮助父母改造这所房子的时候（就这样，我们以一种有点令我外祖母伤心的狂喜，除掉了过去的所有痕迹：猪圈和鸡笼，上厕所用的小木屋，塞满旧物和到处捡来的不可思议的小物件的窝棚，等等），我发现，他花力气捡来和修补所有这些宝藏，为了让充其量不过是一间农民或佃农的小平房看起来像是一座二层楼，这间小平房主要由一个夯土地面上的大房间和一个专为大场面准备的华丽“客厅”组成，人们从前是靠二层楼这个象征符号来辨认大家庭的。 [我在高等师范学校的侍者中发现了一群贝亚恩移民，这些侍者负责伺候一些学生用餐，这些学生构成了共产党支部的坚定核心，阿尔都塞喜欢在这个支部中发挥他的政治战略家才能，尤其是在抵制非共产党学生下达的某些指示方面。这些贝亚恩移民来自拉纳帕拉（Lanneplaà），我外祖父和他父亲出生的村庄，巴黎公社时期，他父亲在巴黎圣巴布学院当侍者，因此无疑是一系列移民的源头，我们的朱斯坦（ justins）——他们当中一个人的名字充当了侍者的名字——就来自这些移民。]他把爱面子、守规矩和重体面传给了完全忠于他的我母亲。我父亲素性更好批判并相当蔑视秩序，母亲与父亲起了争执，因为她试图让我与当地习俗尤其是宗教习俗保持最低限度的外在一致，尽管她对此不以为然，而我拒绝这种一致（尤其因为我一想到星期天要穿过整个教堂到男孩子们的长凳上集合，委实感到恐惧），或者她让我装扮得很特殊，这次是白罩衫，那次是长裤（更不用说她执意在我头发上分的那条无可挑剔的缝儿，我一出门就弄乱了），这种特殊装扮让我反感，因为它把我跟其他人区别开来并使我受到他们的嘲笑。她对与关于她父亲的回忆相关的一切满怀崇敬，仍旧是这种崇敬促使她不顾危险急忙通知她父亲的一个朋友，因为她通过我父亲得知（我父亲的抵抗组织联系人给他发了警报），德国人要去抓一个抵抗组织的领导人，这个人藏在那个朋友的农庄里。（我在阿尔及利亚解放战争期间，经常看到类似的“政治行动”，这些行动也以其他动机为原则。）她不久前对我讲，她这样救过的抵抗组织成员想在解放后为她争取一枚纪念勋章，她说的时候不停地笑（“一枚勋章，给我，简直是开玩笑！”）。

    我逐渐地、也许尤其是通过别人的目光，发现自己的习性的特殊性，比如男人的某种傲慢和炫耀倾向，比如对争论的一种确实爱好，这种爱好往往有点偏执，还有“为了一点小事”而愤怒的倾向等。这些特殊性今天在我看来与我出生地区的文化特殊性相连，通过与我读到的文化或语言的少数民族如爱尔兰人的“性情”进行类比，我对这些特殊性的认识和理解更深刻了。实际上我是慢慢地才明白这一点的，即如果我的某些最平常的反应经常被错误理解，也许是因为我有时表达它们的方式——语调，声音，动作，手势，等等——掺杂了好斗的害羞和斥责的乃至狂怒的粗暴，这种方式可能被轻信了，也就是说被过分当真了，它与出身高贵的巴黎人的超脱自信形成了如此鲜明的对比，乃至它总是预示着某种危险，即致使对大学或知识陈规的俗套和陈词滥调的反应性的、有时纯粹习惯性的违犯，呈现一种失控的和吵闹的暴力姿态。

    我又看到了那张照片，在波城的一条街上，我走在父亲身边（那时摄影师为路人抓拍照片），这无疑是颁奖的那天。我又想起了他曾对我说过的话，当时我刚离开学校，对他讲我与校方管理的最近一次纠纷[全靠校长贝尔纳·拉米克的亲切关照，我才避免在中学毕业会考前几个月被开除，因为我与学监争吵了一次，贝尔纳·拉米克即使不是唯一的，也是罕见的贝亚恩高等师范学校毕业生，他无疑左右了我的“前途”：“我的孩子，你胆子真大！”（Maynat， qu'as cachaou！ cachaou就是槽牙，臼齿，延伸意义就是某种具有咬住不放、顶得住的能力的东西。）]他无疑想要这样赞赏整个地区传统加以美化的倔强品格，乃至在一种不易相处的待人态度上或进攻性的防御外表下看到一个好兆头，无论对一件事还是一个人：“不好伺候的人有出息。” [关于名牌大学的研究让我偶然发现，贝尔纳·拉米克与萨特和阿隆同时在高等师范学校，他与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皮埃尔·维拉尔（Pierre Vilar）一起，在高等师范学校学生刁难戏弄新生的一首仪式歌曲“高等师范学校文科预备班悲歌”的特别令人不快的一段中受到嘲弄，皮埃尔·维拉尔也来自朗格多克省的偏远地区。同一个皮埃尔·维拉尔，我在《继承人》出版后不久遇到了他，他就这本书公开质问我，他在这本书中看到了对“救世学校”的一种不可原谅的攻击，这正是系统力量的证明。]

    在寄宿学校的经历无疑在我的配置的形成中扮演了决定性的角色；尤其使我倾向于对社会关系采取一种（福楼拜式的）现实主义的和战斗的观念，这种观念在我童年的教育中就已存在，它与和平的、说教的和中立的观念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在我看来，资产阶级生活的被保护经历鼓励了后一种观念（尤其当这种生活掺杂了基督教和道德主义时）。发现一种社会差别以及两个世界之间的分隔尤其促成了这一点，这种社会差别，这次颠倒过来了，是与城市“资产阶级”之间产生的，这两个世界，一个是粗暴而残酷的寄宿学校世界——社会现实主义的可怕学校，在这里，一切都已通过为生存而斗争的必要性而出现：机会主义，奴性，告密，背叛，等等。另一个是上流世界，这里占主导的是与前者完全相反的价值和这样一些教师，这些教师，特别是妇女，呈现了一个知识发现空间和堪称奇妙的人际关系空间。

    一座17世纪的古老建筑，宏伟而面目可憎，有宽阔的走廊，墙壁高处是白色的，低处是暗绿色的，或还有中间磨坏了的巨大石阶，我们晚上排成两列经过这些台阶到宿舍去。这座建筑不提供任何与我们相称的东西，不为我们的孤独留任何隐蔽的角落、任何避难所、任何缓冲。在宿舍里，这种感受从未如此明显，三排床严整地排列着，床上配有统一的旧卧具，从门或从安置在宿舍中心的学监室看过来一览无遗。冬天，晚上我们把所有的衣服都堆到床上，好让自己暖和一些。盥洗室是某种长达数米的灰色石槽，早晨大家拥到那儿争一个位子，感冒的时候我偷偷在那儿洗撕破了的手帕。这只是这些日常的微小困扰、这些无时不在的忧虑之一，尽管这些困扰、忧虑无疑对所有人来说都是共同的，但仍是完全无法交流的，把生活的波折封闭在孤独和羞耻之中，而且还占据着儿童的头脑，他们无能为力地、倔强地充硬汉，总是争斗，但也经常绝望地流泪，找不到人抱怨或哪怕只是倾听。还有建在庭院正中的蹲式厕所，或无论如何不过是一个从四面都能看见的地方，厕所的木门从里面锁不上，理由是不让人躲在里面偷偷吸烟，所以木门根本无法让人防备喜欢恶作剧的人，他们不理睬放在门上当信号的围巾，总是猛地把门拉开。

    这个注定循规蹈矩和单调重复的空间，大致贯穿于我1941年到1947年的生活，除了它按照自身的逻辑产生的事件，比如人们喜欢说的“难忘的”起哄之外，它不包含任何标志性事件。它把我们的所有存在都包裹在乏味的规则中，这些规则没留下任何痕迹，也不是无关联的回忆碎片；亦包裹在日常的忧虑和斗争、所有算计、所有诡计的惯例中，为了获得应得的，保住自己的地位，捍卫自己的地盘（尤其是在八个人的大饭桌上），每时每刻都需要施展诡计，这就要及时到，让人尊重自己，总是准备动拳头，总之就是活下来。人们会认为我把情况描绘得太悲观了。实际上，写作的人不再知道（或不知道）如何说出一切该说的，从而对体会到这些经验的人，对他的绝望、他的愤怒、他的复仇欲望，做出公正的评价。为了让人有点概念，我可以援引戈夫曼的《收容所》[3]，并强调这一点，即寄宿学校在“全体化制度”系列中，与监狱或精神病医院这类机构，或更进一步，与让·热奈在《玫瑰奇迹》[4]中描述的教养院，只有程度上的区别。但是，我也许更令人信服，如果我只说出这一点，即我清楚地记得，曾跟高等师范学校文科预备班的一个同学讲了一些有知识抱负的人之间可能交流的有点造作的知心话，其中一句就是我永远也不要孩子，不想承担把他们投入类似我所经历的不幸中的责任。（我当时在路易大帝中学寄宿学校，比我在波城经历的寄宿学校自由得多，无疑由于我作为冷漠的寄宿生的倔强秉性，我还是自寻了许多烦恼——人们在外省的新来者当中，通过这种幻灭情绪，辨认出老寄宿生，这种幻灭情绪也可在军队中看破一切的“退伍军人”身上看到。）

    但对我而言，这种经验在我体会它的时刻也是无法交流的。我记得，我在（罕有的）周末回家时（我累积了“惩罚作业”和“留校受罚”——我觉得在整个上学期间得到过三百多次），我父亲常常告诉问个没完的母亲，让我安静，给我时间“休整”。其实自相矛盾地，我相当适应这个深受憎恶的世界，乃至我考虑出去的可能性时毫无兴致，我最终爱上了在差不多空无一人的学校里安安静静度过的星期天（尽管学监急于把我赶出我躲在里面读书的教室）。漫长的假期丝毫也不让我愉快，因为上中学把我置于社会疏离中，这种疏离给我带来了烦恼和孤独，因为生活中没有可与市镇学校的老同学分享的劳动和娱乐（除了星期天在邻村的几场足球赛）。我对纪律纠纷的叙述还是让我的父母很不理解，因为在他们看来我是幸运的（我父亲14岁离开了学校，我母亲在波城的一个姑姑家住了一段时间，中学一直上到16岁），他们不能不认为我应该为我的受罚也就是我的恶行负责，这种恶行会威胁我通过学校得到拯救这项至关重要的和出乎意料的事业的成功。

    我经常自问，我的困难是不是取决于我自身，取决于人们很早就称之为我的“坏脾气”的东西。我还记得那些让我无疑应该被永远记在刺儿头名单上的事件，纪律老师和学监传看这个名单，只要有起哄的迹象，就惩罚刺儿头。于是人们陷入一种循环中：个人的或集体的预防性惩罚引起反抗和报复，如提前多日准备起哄，想出反学监的花招，这些花招引起了化作镇压的新惩罚；还有一些人的怯懦让人失望，这些人往往在怂恿别人造反之后，在集体制裁的威胁面前临阵脱逃，并敦促兀自高傲的“发起者”自首。孤独在这些时刻从未如此强烈。（我在送我们去阿尔及利亚的船上重新体会了这种感觉，当我鼓动其他二等兵反抗我们被派去执行的荒谬 “平定”时，这些来自法国西部的文盲，与其说出于恶意，不如说出于恐惧和驯服，对我说：“你会让我们丧命”或“我们把你扔下去”。）我当时十一二岁，没人可以说知心话，单单是求得理解也不可能。我经常在夜里用一部分时间准备第二天的辩护。

    这个外省小中学的教导员习惯上依赖于集体制裁，为了制止一次起哄，他们捉拿“人质”，这些人质表面上是偶然指定的，但实际上他们是由于在学校的表现“记录”而被选中的；或者教导员预备最严厉的制裁，针对不“坦白”或不被他的同学“揭露”的干了出格坏事的人。对“坦白”之指令的厌恶由此而来，尤其当指令来自一个同谋时，他在威胁及其引起的恐惧面前，抛弃了所有忠诚。而且他善于煽动集体恐慌——如同在军队里宣布检阅时，某个人散布谣言说，应该把鞋带打蜡。那些最驯服和最胆小的人与他结成同谋，他们传播足以强迫刺儿头悔改的谣言和威胁，或者他们不厌其烦地描述用来产生恐惧的几近神秘的体验：比如，总学监来了，他无声无息地突然出现在宿舍门口，说了一句这类平淡的话，这句话尽人皆知并被无数次模仿（“看啊，看啊，真会玩儿！”）。他以一种温和的、仿佛有点吃惊的声音说出这句话，立刻让所有寄宿生都一下子回到了原处，他们刚才还大叫着分散在整间宿舍里，手里拿着长枕头。人们可以想象到这些一事无成的凶狠看守的虐待狂，在制度为他们提供的绝对权力的实施中，并在他们的地位带给他们的狂热奴性中，可能得到的满足。

    我既恐惧又倔强，既无能为力又不妥协，总是处在接近一种违法的反抗中，但这种反抗甚至缺乏可能性和机遇，而且我总是准备相信别人并放弃斗争，离开荣誉攸关的防御工事，以求最终得到安宁，这样，我在一种倔强的愤怒中过着寄宿生活。（无疑全凭这种经验，我才能不顾所有等级差别，而且丝毫不勉强地忘记我的年龄和身份，这无疑有点过了头，甚至如人们向我指出的，赞同某些通常被认为完全应受谴责的表现——与《世界的苦难》中的第二代阿拉伯移民及其同伴[5]进行交流，透过他们不妥协的封闭表象，他们立刻被人看出无防备能力，无疑他们会在另一个人面前维持这种表象。）我认为福楼拜这样想并不全错，如同他在《狂人回忆》中写的，“经历过寄宿生活的人，十二岁时几乎懂得了生活的全部”。

    寄宿学校世界与正常的、有时甚至令人兴奋的上流世界之间的强烈对比，大大推动了对小人物所施加的侮辱和迫害的反抗，而学校生活的规则本身则导致蔑视小人物。一边是学习，来自农村或周围小城市的住宿生——除了几个怪人，他们在这个高度男性化的空间里很容易被怀疑是同性恋——读《体育大观》、《南方奥林匹克》或《我要到你们墓上吐唾沫》，喜欢谈女孩儿或橄榄球，抄袭往届生或标准答案选集上的法语作文，为历史季度测验准备“假试卷”。另一边是显然由教师带来的高雅，他们最令人害怕的意见和督促——数学课上到黑板前面答题——尤其在女教师身上，带有一种住宿生甚至走读生都不曾感受过的亲切温柔。走读生是那种有点不真实的陌生人，原因在于他们不自然的衣服，有点过时的短裤或精心裁剪的长裤，与我们的灰罩衫形成鲜明对比；还在于他们的行为举止和他们关心的事，显示了一个不可能进入的世界的全部证据。我记得他们当中的一个人，一个 “尖声尖气”的“隐士”，他总是坐在第一排，完全不在意周围的一切，他在写诗。另一个小学教师的儿子招来迫害，人们不大清楚，他被这样对待是因为他被视为同性恋，还是因为他经常在课间休息时躲在一边拉小提琴。相互作用的暴力经常表现为一种依靠外表或姓名的阶级种族主义的形式。在毕业班成为我的主要对手的是一个波城郊区的女职员之子，但由于他加入童子军，他非常接近城里的小学教师或医生之子，他模仿他们的举止和校正的口音，他经常令我不快，因为他像当地农民那样叫我的名字，这个名字是非常落后的农村象征，拿我的村子的名字开玩笑。（很久以后，我在路易大帝中学的高等师范学校文科预备班再次发现了住宿生与巴黎走读生之间的相同分界线，住宿生是灰罩衫上系根绳子的长胡子的外省人，巴黎走读生则深深打动了某个来自外省、出身低微并渴望得到知识认可的法语教师，他们是通过其举止的资产阶级优雅性及其作业的文学抱负做到的，这些作业从那时起被视为作家的作品。回想的时候，我还是对外表和衣着在同学还有教师眼里扮演的角色感到震惊，因为外表和衣着成为知识和道德属性的假定标志，无论在日常生活中还是在考试时都是如此。）

    我最近理解了到，我对学校教育世界的非常矛盾的心绪也许植根于这种发现，即对学校明亮的和相当可敬的一面之赞颂，是以其阴暗的反面之卑下为代价的，这种卑下体现在走读生对住宿生和小村镇儿童的文化歧视上——我最好的朋友就是在打斗和起哄中培养的，手艺人之子，小商人之子，他们或早或晚地失学，我与他们的一个共同之处就是在我们的环境中某些未知的（所有意义上的）文化现象面前感到不安和恐慌。我被夹在两个空间及其不可调和的价值之间，对这种既下流又高调的大男子主义行为的反智主义有点厌恶，而这种大男子主义行为是我的住宿生同伴所津津乐道的。课间休息期间，我不玩回力球时，尤其在星期天留校受罚时，我经常读书。而且我认为，我开始与住宿生同学一起玩橄榄球，无疑是为了避免我的学业成功和它被假定的可疑的驯服，使得我被逐出运动队所谓的男子气概共同体，运动队是一种真正的团结一致的组织（与通过区分来划分等级的阶层不同，也与通过分裂来孤立的寄宿学校不同），这体现在为了取胜而共同斗争上，体现在斗殴时的互相支持上，或体现在对战绩的无保留的颂扬上，这种颂扬比学校教育空间的颂扬更可靠和更直接。

    这种双重经验只能促进高度的学校教育认可与低等的社会出身之间的一种极大差距的持久作用，也就是一种分裂的习性，这种习性被紧张与矛盾占据。这种“对立面的重合”无疑有助于持久地建立一种与学校教育制度的双重的、矛盾的关系，这种关系由反抗与服从、决裂与期待组成，也许是与本身也是双重的和矛盾的自我之间的一种关系的根源：好像与自感被认可这个事实相连的自信，从根本上也被对于认可机构的极为不信任所折磨，认可机构是那种自负的和骗人的恶毒母亲。一方面，是渴望知识和认可的好学生的驯顺、乃至殷勤与服从，这使我服从游戏规则，而不只是服从学院修辞的最狡猾的和最容易的技巧：比如在路易大帝中学，我在哲学自由竞赛中成绩优秀。在这类比赛中，艾蒂安·博尔纳，（我后来经常有理由批判的）基督教人格主义的公认代表之一，通常让我的作文排第一名；另一方面，是尤其对学校教育制度的一种倔强态度：暧昧的乳母也许受到过度的热爱，引起了一种强烈的和持续的反抗，这种反抗建立在恩情和失望的基础上，表现在一系列危机中，尤其是在竞赛或学院典礼的情境中。这些情境，比如颁奖演讲、开课仪式、论文评审会、候选人答辩，引发了由服从（斯宾诺莎称之为恭顺，对制度首先要求的制度形式的纯粹尊重，有人以责备的语气说起这种恭顺，“这又不费什么力”，但它让我无比费力）的标志之暗中强制的期待所引起的不满，让人产生了了分裂的想法，中断了游戏的诱惑。如何不把拒绝服从不可思议的论文答辩仪式纳入这个系列呢？这种拒绝可以通过卡夫卡的话得到证明：“难道你不是出现在你不承认其判决的一个法庭上？”

    一方面是谦卑，这种谦卑主要与靠努力获得成功的人的不安全感相连，这个人如人们在橄榄球世界里所说的，不是为了“非要干苦差事”而强迫自己投入到卑微的任务中，比如建立一个编码表或以建立一个理论模式那样的兴趣和注意力进行一次访谈（我本以为这是自然而然的，如果我没看到那么多有高贵的社会或学校出身的社会学家，想尽一切办法逃避我觉得必须要求一个研究者完成的任务，但这些任务往往被认为是低等的，我听到一个挂满国内和国际头衔的年轻入门者公开宣称，他不可能自己处理一份问卷，他坚定不移地拒绝降低身份，却一直不断地并不负众望地在一所最高学府讲授“方法论”）。另一方面是高傲，即“幸免于难的人”的自信，这个人倾向于把自己当成“神奇的”并喜欢在统治者的地盘上对他们发起挑战（我在海德格尔发起的挑战中看到了这方面的一个例子，海德格尔向康德主义者发起了挑战，因为他通过发现处于超验美学核心的存在有限性，拔除了他们的理性主义基石之一）：我应该承认，从高等师范学校时期，我的许多选择都被一种贵族主义的形式决定。这种贵族主义与其说是傲慢的，不如说是绝望的，因为它建立在回想自己曾被卷入竞赛游戏而感到羞耻的基础上，这种羞耻与对“好学生主义”的反感相连，我曾不得不一度迎合这种“好学生主义”；还因为它建立在这种对自身的憎恨形式上，这种憎恨对我而言是对我的某些同学的小资产阶级出人头地的厌恶，他们往往从此之后成了大学等级的杰出成员和完美的学术人。（我怎能不在尼采身上认出自己呢？他在《瞧！这个人》中差不多这样说，他只责备他彻底了解的东西，他亲身经历的东西，在某种程度上，他自己曾经是的东西。）

    但这种分裂的习性是一种“对立面的协调”的产物，这种协调倾向于“协调对立面”，这种习性从未如此明确地显示在我研究的风格、我感兴趣的对象类型、我接触它们的特有方式上。我想到了这种做法，即把宏大的理论抱负投入到往往最初看上去低微的经验对象（针对赤贫无产阶级与时间关系的时间意识的结构问题，针对摄影美学的主要问题尤其是康德美学的主要问题）中，或更普遍地，投入到既有雄心又“谦卑”地从事科学的方法中。也许在这种情况下，出身于某些人喜欢说的“低等阶级”这个事实，提供了方法论手册没教的品行：毫不轻视经验的琐碎，关注卑微的对象，拒绝轰动的决裂和惊人的喧闹，坚持谨慎的贵族主义，这种谨慎的贵族主义，导致蔑视受到学校教育机构以及今天的媒体奖赏的技艺和华彩。

    因此，我采取与哲学的高贵得以显示的傲慢修辞（我针对阿尔都塞主义者[6]的极端状况对这种修辞进行了活体分析，对一种社会学语用学而言，这种状况与海德格尔或哈贝马斯的状况没有多大区别）相反的战术，我设法把最重要的理论贡献放在插入句或注释中，或把我最抽象的思考纳入对社会方面次要、政治方面微不足道、知识方面受轻视的对象的超验分析中。后来的整个理论——超越客观主义与主观主义的取舍以及求助于中介的概念如配置概念——的第一个雏形展现在关于一个小题目（即一本摄影的集体著作）的一个简短序言中[7]；习性概念及其对结构主义的批判内容，出现在帕诺夫斯基的一本书的后记中，我把两篇文章集中在一起作了这篇后记，两篇文章分别用英文发表，习性这个词尚未使用；我对福柯的最完善的批判之一是在题为“被禁止的再生产”的文章尾注中提出的，任何一个名副其实的哲学家都没想过读它；对德里达的哲学风格的批判被归入《区分》的一篇附言或《帕斯卡尔式的沉思》的一个简短段落中[8]。只有副标题有时让人对书的理论重心有一个大致的概念。这样的谨慎立场无疑也与我对自己的智识筹划的双重的、分裂的（和矛盾的）观念有关：这种立场有时很高傲，甚至有点粗暴（按照这个逻辑：谁愿理解不理解）和苦行主义（真理值得追求，“美好的东西是困难的”），但也是谨慎的和谦虚的（我只在一种精确的和详尽的研究的保证下，才提出我的结论），如果它有时厌恶对数据乃至证据的实证主义炫耀（我对没完没了的实验记录不太宽容，因为这些记录压垮了那么多几乎没什么灵感的研究），它也拒绝“装腔作势的风格”，或更简单地说，拒绝理论的虚张声势，这种虚张声势驱使许多哲学家甚至社会学家（那些一上来就取悦于哲学家的社会学家）超出他们的哲学手段进行思考。

    同样，在高等社会科学研究院和接下来的法兰西学院讲课时，我一上来就采取这样的立场，要求对形形色色的机遇剧进行一种有意的和坚决的拒绝，这些机遇剧，按照某些人以为的政治模式和另一些人以为的文学模式，在学术世界的某些中心多次上演。我记得曾经有点欣慰地听说，两个德国青年从很远的地方来参加我刚刚开始在高等社会科学研究院举办的研究班，在这个研究班上，由于一个很大的误解，我吸引了一大部分知识分子后备军——尤其是1968年5月运动的某些未来领导者和思想家。两个人离开了，因为对我的对象——女社会福利员、学校教师或办公室职员的故事——以及我对他们评述的乏味的和有点平庸的特点彻底失望了，我的评述实际上丝毫没为傲慢的作者或概念如实践、诠释或“交往行动”留什么位置。有时，而且就在最近，我按照一种有意为之的苏格拉底模式，竭力让一群高等师范学校学生的自然属于“哲学的”期待落空，他们曾邀请我为一系列关于“政治”的讲座开讲。很能说明问题的是，他们没有认出这种模式，我想通过与过去的高等师范学校学生与政治的关系进行一种系统的对比，让他们思考他们的政治观念怎样得益于他们在知识场和政治场的一种特殊状态下的高等师范学校学生状况。

    自以为如此彻底地摆脱礼仪和习惯的知识世界，在我看来总是被极度的因循守旧占据着，这种因循守旧作为斥力作用于我。针对收编和因循守旧，也就是针对一些人（他们按照不同于我的习性趋向，随着某些变化的节奏而改变，这些变化导致这个不稳定的世界从虚假革命的魔力走向一种真正的保守主义革命的幻灭）的倔强态度，致使我差不多总是与场中占统治地位的模式和方法背道而驰或站在对立面，无论在我的研究中还是在我的政治立场上，比如，在必须当马克思主义者的时候，我有意强调自己是韦伯或涂尔干一派的。当大部分知识分子是共产党员的时候，我不是，但我从未沉湎于反共产主义，而他们不再是共产党员的时候，他们经常迎合反共产主义。这使得我经常被某些人当作“新斯大林分子”指出或揭发，这些人大部分加入过共产党或毛派，并由此继续发扬斯大林式的思想和表达方式，这些方式使我在那个时候与他们对立，我今天仍旧如此。

    对知识世界的矛盾情感植根于这些配置中，它是一种双重距离的根源，我可以举出无数这种双重距离的例子：与法国式知识分子及其上流社会的请愿、高雅的游行或为艺术家商品目录写的前言保持距离，但也与教师的重要角色保持距离，教师投身于论文和竞赛的评委会的循环流动中，投身于再生产之权力的游戏和赌注中；在政治和文化方面，既与精英主义又与民众主义保持距离。对立面之间的紧张，从未在一种和谐的综合中得到解决，这种紧张在与艺术的关系中特别明显，艺术是一种真正的激情与一种分析的冷静的结合，这种真正的激情对真正的先锋派而言（而不是对学院式反学院主义的违犯而言，因为这种违犯是由学校教育程序控制的）从未中断，而这种分析的冷静表现在《艺术的法则》[9]中呈现的阐释方法的确立上，并来自于这种信心，即马拉美所说的“对虚构的大逆不道的解析”，有可能破坏对文学和艺术神圣性的荷尔德林—海德格尔—布朗肖式崇拜，但它只能加强对艺术的爱的愉悦。

    这种紧张无疑从未在法兰西学院的开课仪式之际——也就是在进入一个角色的时刻——表现得如此富有戏剧性，我很难把这个角色合并到我对自己的看法中。我多次拒绝当候选人，而且我尤其对弗朗索瓦·雅各布，接下来，对我的朋友们，尤其是安德烈·米盖尔解释说，那个变成我竞争对手的人擅长辞令而又有预言家的气派，他会很好地，在某种意义上，他会比我更好地承担角色。米盖尔坚持我当候选人，我也试图说服他。这种迟疑（这个词太轻了，但“厌恶”又太重了），来自我的内心深处，导致我一系列自断退路的行为，比如签字赞同科吕什参加1981年的总统选举，或在《社会科学研究杂志》上发表一篇关于高级时装的文章[10]。在这篇文章中，我一箭双雕，引用了《伊人》（Elle）杂志上巴尔特关于香奈儿的文章，以及沙泰尔（Chastel）在《世界报》上的一篇短评，这是为一个香水品牌做的真正文学广告。准备这堂课使我感到自身凝聚了所有矛盾：我感到完全不配，在这个法庭面前说不出什么值得说的，无疑这个法庭是我认可其判决的唯一法庭。这种感情也夹杂着对我父亲的一种负罪感，他刚刚悲惨地死去，非常可怜，我在50年代初的绝望时刻的荒唐中，促使他留守他的房子，鼓励他并帮助他改造这座不合逻辑地处在一条国家公路边上的房子。尽管我知道他会非常骄傲且非常幸福，但我在他的死亡与由此变成违抗—背叛的这种成功之间建立了一种神秘的联系。我数夜无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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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社会承认这个事实本身把我置于一种矛盾之中，这个事实与我自身的形象有抵触，我曾以为最终看到了这种矛盾的一个解决办法：把开课、完成一项制度仪式并由此在承担角色的过程中建立与角色的距离这种做法，当作我的课程的对象。但是我低估了某种东西的暴力，这种东西在一次单纯的仪式性演讲中，变成了一种艺术家意义上的“直接参与”。在仪式举行的过程中描写仪式，就是格外犯下社会失礼的错误。社会失礼旨在中止信仰，或更糟地，在需要颂扬和加强信仰的时间和地点对信仰提出了质疑，并置它于危险之中。于是我在实施的时候，当场发现，对我来说是一种心理解决办法的东西，成了对象征秩序的一种挑战和对制度尊严的一种触犯，制度尊严要求对正在举行的制度仪式之裁决缄默不语。在这个场合之外写的这篇文章应该无改动地、按照原样，在聚在一起的克洛德·列维-斯特劳斯、乔治·迪梅齐、米歇尔·福柯等全体大师面前读，然而这篇文章的公开朗读是一场可怕的考验。有人后来告诉我，我的声音干巴巴的。我稍微做了个动作，停下来并离开。让-皮埃尔·韦尔南朝我瞪眼，或我以为他在瞪眼；我好歹念完了。然后，我感到一种可怕的不安，这种不安与其说来自违犯之感，不如说来自干蠢事之感。我独自与波城中学的两个老同学留下来，这两个人从前和以后都没见过：我在伴随着一种强烈的紧张而来的轻松之中胡乱说了几句话，感到自己总是为了无论什么都要付出很大代价。为什么为了痊愈，要被迫走向这种半控制的精神分裂症？在这种精神分裂症中，就像病人通过说出他的其他言行来评论他的言行，我通过另一种信息评论我的信息，即讲一堂课这种做法，而另一种信息基本上违背了我的信息，泄露了讲一堂课这种做法意味着的和假设的一切。我不止一次在生活中感到在一种最高的力量强迫下去做某件事，这件事让我付出了很大代价，但这件事的必要性只被我感觉到。

    注释

    [1]Jean-Paul Sartre， Préface à Paul Nizan， Aden Arabie， Paris， Maspero，1960.

    [2]贝亚思语，可能意为“翻找废纸”。——译者注

    [3]Evring Goffman， Asiles， Paris， Minuit， 1961.

    [4]Jean Genet， Le Miracle de la rose， Paris， Gallimard， 1943.

    [5]《L'ordre des choses》， in La Misère du monde， op.cit.， p.81-99.

    [6]《Lediscoursd'importance.Quelquesréflexionssociologiquessur“Quelques remarques critiques à propos de Lire Le Capital”》， in Ce que parler veut dire.Léconomie des échanges linguistiques， Paris， Fayard， 1982， p.207-226; réédition， in Langage et pouvoir symbolique， Paris， Seuil， 2001， p.379-398.

    [7]Un art moyen， essai sur les usages sociaux de la photographie， Paris， Minuit， 1965（avec Luc Boltanski， Robert Castel et Jean-Claude Chamboredon）.

    [8]Méditations pascaliennes， Paris， Seuil（coll.Liber）， 1997.

    [9]Les Règles de l'art.Genèse et structure du champ littéraire， Paris， Seuil，1992.

    [10]《Le couturier et sa griffe: contribution à une théorie de la magie》， Actes de la recherche en sciences sociales， 1， janvier 1975， p.7-36（avec Yvette Delsau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