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入地下

到了1955年，科学家对于放射性尘降物的危害已比以往要重视得多。1954年，在比基尼环礁（十字路口行动之后，有测试继续在此开展）引爆的一颗氢弹，在长逾七千英里的海洋带上空扩散出核辐射云，令科学家和公众都为之震惊。在一条距离爆炸点四十英里的船上，二十三名日本渔民因为患上急性放射病，不得不在医院里住了好几个月，而船上的电报员则去世了。曾检测过X光辐射对果蝇影响的遗传学家赫尔曼•穆勒，和其他遗传学家就辐射能够破坏遗传物质、引发癌症发出了警告。如果有人能更关注311号猪的话，或许可以从它身上发现一些关于辐射的长期危害的警示，它在1950年7月8日死于美国国家动物园，死去时的年龄才四岁半。然而，动物园管理者并没有记录它死亡的原因，而媒体也从未对它的早逝有任何报道。

生存研究者们承认，爆炸现场遗留的辐射会造成威胁，他们总结说，如果人们想在一场核冲突中生还，他们必须找到掩体保护自己，而且不仅在爆炸发生时，还要在爆炸后的数日甚至数周都躲在掩体里，直到最严重的放射性尘降物消散。因此在20世纪50年代的后期，研究的重心从地上研究转向了对地下掩体中的生命进行研究。这引发了全新的担忧。假设一个掩体抵挡住了最初的爆炸，里面的人能从心理上承受在受限空间里连续生活数周所带来的压力吗？

掩体实验早在1955年就开始了，但最初的实验都是宣传上的噱头，出资赞助的公司想借此卖掩体给紧张的大众。例如，1955年6月，休斯敦家宅建造公司将克里斯马斯一家（父亲、母亲、儿子和女儿）关在一个由钢板和钢筋混凝土制成的狭窄的掩体中三天。类似地，1959年7月，梅尔文和玛利亚•米宁森夫妇被锁在一个八乘十四英尺的后院掩体中度蜜月，以展现炸弹掩体公司产品的宜居性。

第一次由普林斯顿的心理学家杰克•弗农开展的，长时间的、受到科学式监控的掩体实验—“藏身处项目”。他的实验对象是一个普通的美国家庭—高中教师托马斯•保纳，妻子玛琪，还有其三个年幼的孩子。

研究开始于1959年7月31日，保纳一家住进了普林斯顿心理学大楼地下室的一间九乘八英尺的一个没有窗户的房间。他们在接下来的两周都居住在那里。条件也相当简陋，没有电，没有自来水，没有抽水马桶，也无法与外界接触。他们用蜡烛和手电提供照明，用保暖锅加热食物。靠着忍耐这种囚禁似的生活，保纳一家得到了五百美元的报酬。

保纳一家直到最终走出来时才发现，一个由研究者组成的团队通过隐藏的麦克风监控和记录了他们的一切行动。弗农没有提前告知他们这一点，因为害怕知晓此事会让他们有自我意识。他后来承认：“他们发现我们在窃听他们时非常生气，但没有我们想象的那么生气。”

保纳一家通过读书和玩拼字游戏等方式来消磨时间，而威士忌也起到了缓解压力的作用。玛琪忧虑的频率高到窃听的心理学家团队都经常担心，他们会提前结束实验。但只要托马斯给她一杯威士忌，她就会放松下来。三岁的二儿子托利，在这种环境里也变得情绪化、沉默寡言，而且又开始尿床了，但是一杯有镇定效果的威士忌很快能让他好转。

屋内最大的问题是气味。这家人上厕所用的是一个化学式马桶，被小心地藏在一个帘子后面。然而，马桶不能以任何方式分解或者破坏掉排泄物，因此很快就积聚了一股恶臭的气味。房间的门上安装着手摇式通风机，但就算用了它，气味也只是稍微有所缓解而已，根本无法消除。这两位家长很快就把通风机变成了一种奖励办法：如果孩子们表现得好，可以允许他们摇动手柄，呼吸一会儿新鲜空气。

保纳一家错误地把马桶里的排泄物倒入了装垃圾的箱子里。这不仅加剧了难闻的气味，而且还在垃圾箱中引发了化学反应，不断冒出的气泡发出的声音令人不舒服。甲烷气体从垃圾箱中泄漏出来充斥了整个房间，使两个成年人都犯起了头晕。

为了让自己打起精神，玛琪每天都擦口红。这让她感觉稍微正常一些，尽管周围环境是这样的肮脏和恶臭。但当她意识到他们的囚禁期比她预计的要多出一天时，她承认自己仿佛要“被击垮了”。然而，最后从房间走出来时，托马斯和玛琪都称赞这个实验“非常有益”。玛琪告诉媒体，全家人比任何时候都更了解彼此，她愿意再次进行这个实验。

掩体实验在接下来的十年里蓬勃发展。数千人曾在研究者的监视下，在狭窄的空间内度过数日或者数周。1963年8月，研究者们甚至将两个男人和三十五头奶牛一起关了两个星期，来调查家畜生活在掩体中的反应。毕竟，在核战争之后，人们应该还会想要喝牛奶、吃汉堡，所以奶牛也应该受到保护！

通常大多数人（和动物）在被关的过程中，不会经历什么严重的困境，最大的问题是无聊感、失眠和难闻的气味。不过有一个例外，1960年一名男士参加了匹兹堡开展的实验，他确信研究者在秘密地通过单向透视镜用放射线照射他。他的实验不得不提前结束了。

心理学家了解到保纳一家所展现出来的反应相当典型。实验对象在实验开始时通常会出于一种冒险和兴奋的心态而感觉精神振奋，但是到了第四天就会变得抑郁和沉默寡言。随着实验临近结束，人们变得暴躁和易怒，但是在离开掩体时，所有的紧张情绪都会消散。实验对象几乎都会称赞研究组的团结一致，并就其经历的有趣之处做出评价。

然而，有一个问题令研究者们困扰。不管他们将掩体造得多么逼真，他们都无法模拟真正的紧急情况下的危险感。参与者们知道这个经历最终会结束，他们会回到正常的生活中。研究者承认这限制了他们研究的适用性，因此一些人试图围绕这一问题，找到创造性的解决方法。比如，一位与民防办公室签约，研究掩体内压力来源的研究者唐纳德•T.汉尼芬于1963年提出：可以使用催眠来使实验对象确信真实的袭击已发生，或者即将发生。他让自己的想象力信马由缰，详述了催眠可能促成哪些有趣的结果：

比如说，一个女性实验对象可以在催眠时被告知：“警报已经响起，当你、丈夫和儿子向掩体跑去时，你丈夫和儿子被奔跑中的人流冲散，最后你一个人来到了掩体。”暗示她发现自己没办法接近儿子，又看到儿子被慌乱的人群踩踏，可以进一步增加她的压力。调控压力大小的方法数不胜数。如果催眠可以被应用，可以很轻易地设计出一系列能提供大量有用信息的实验。

汉尼芬承认这一方法有道德上的问题，同时也有实际操作的问题，他声称“这些暗示不大可能在七天的时间里，在所有实验对象身上都同样保持有效”。但他主张在危机的时代，相较对知识的需求，这类担忧可能要被放在其次。幸运的是，事情从未走到这一步。或者至少，从未有研究者公开承认按照汉尼芬的建议做了实验。

掩体实验在20世纪60年代早期发展到了流行的顶峰，然后逐渐不再广泛开展，尽管离它们完全消失还有一段时间。直到20世纪80年代，仍然能发现一些研究者将实验对象锁进地下房间里观察他们的反应。

一系列因素导致了这些实验的衰落。有资金的问题。各国政府清醒过来，意识到即使掩体有用，建造足够的掩体来保护哪怕是一小部分人口的开销也太过高昂。冷战紧张局面的缓解，也降低了为核生存做计划的紧迫性。生存计划所引发的问题又令人们变得恐惧起来。例如，在20世纪50年代早期，美国密尔沃基市学区针对学龄儿童是否应该被刺上文身，以帮助人们在战争冲突发生后，更容易地辨认死去和受伤的孩童进行了辩论，但结论是反对的，因为文身在躯体被烧时会被抹掉。在20世纪60年代早期，一场被称为“枪击你家邻居”的论战在媒体上吵得沸沸扬扬。在论战中，宗教领袖们相互争论在紧急情况下，邻居试图进入一个基督徒家后院的炸弹掩体时，这名基督徒对邻居开枪在道德上是否可以被允许。面对这些两难的局面，越来越多的人决定，他们宁可听天由命，也不为生存做任何计划。

但是掩体实验以及普遍意义上的生存研究不再流行，最令人信服的理由是，人们越来越确信想要活过一场核战争是无谓的尝试。即使有人在最初的爆炸中因为藏在深埋地下的掩体里而活了下来，在数周里一直吃罐头食品和饼干为生，但也不能永远待在下面。

最终他们需要爬出掩体，然后走上被辐射污染的土地。在那里他们会发现自己不过是延迟了死亡，而非避开了死亡。1982年，关注社会责任医师协会的会长海伦•考尔迪科特在被问及政府官员和民防研究者为何这么久以来一直相信，人们有可能在一场核冲突中生存下来时，她的回答很好地总结了生存研究留下的遗产。她直率地回答说：“因为他们都疯了。就我的经历来看，他们全都对一场核战争带来的医学、科学以及生态后果一无所知。”

尽管科学界最终放弃了建立防弹社会的努力，许多这类尝试的物理设施仍然遗留了下来。在内华达的荒漠里，生存城的残骸仍然立在那里，除了作为观赏的景点，招揽来访拉斯维加斯的游客之外，别无他用。在很多房屋后院的地下，或者山体深处，炸弹掩体仍然留在那里等待着保护谁。它们的所有者从那时起给这些掩体找到了其他用途。它们成了老旧自行车、工具以及器具的储藏间。最近几年，尤其流行将它们改造成酒窖。也许这正是它们能有的最好的用途吧。人类或许没有能力在一场核屠杀中生存下来，但是如果这不可想象的事有一天真的发生了，至少最后活下来的人手头会有特定年份的醇酿酒，拿来为世界末日而干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