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精神病学运动

时间到了1970年，对精神病学专业的不信任已经流行并累积了一段时间。20世纪60年代的反主流文化捍卫个人的自由—表达的自由，不扮演约束性社会角色的自由，以及只要你没有伤害其他任何人，就可以按自己喜欢的方式思考和行动的自由。但是整个社会运动似乎与精神病学擦肩而过。躲在四周围满了高墙和铁丝网，建筑渐渐腐坏的精神病院里的精神病学家，开始越来越像某个已逝年代—诸如15世纪的特兰西瓦尼亚 —的古旧事物一样。很多反主流文化运动的人带着怀疑的眼光看他们，认为他们不过是现状的守卫者而已，是“正常”行为的执行者。解放你的思想？这些“思想警察”—作家肯•凯西这样称呼他们—要是有话说可就没指望了。

凯西所写的1962年的畅销书《飞越疯人院》将这一反精神病学的感受传递给了广泛的受众。他的小说讲述了一个生性自由的罪犯兰道尔•帕特里克•麦克墨菲的故事，他由于相信精神病院的生活会更好过，为了从监狱的劳改农场转移到精神病院而装作精神失常，但是一到了精神病院，麦克墨菲就发现患者的神志看起来比工作人员和医生要清醒得多。小说以悲剧式的调子结尾。医生给麦克墨菲做了额叶切除手术，摧毁了他的反抗天性。

20世纪60年代，在专业学者中同样出现了一场“反精神病学运动”。这项运动的一名领导者罗纳德•莱恩本人也是一名精神病学家。他谴责传统的精神病学使人丧失人性。他声称精神病成了一种标签，当权者用来排斥持不同政见者和自由思想者。他暗示，精神病学上的诊断，不过是社会用来归类并无视那些它所不能理解事物的手段。把那些疯子锁起来，然后忘了他们！

罗森汉是斯坦福大学的一位心理学和法学教授，他曾经听过一回莱恩的讲座。他坐在听众席中间，仔细地聆听，虽然他并不是对他听到的一切都感到赞同，但莱恩的主张的确引起了他的思考。精神病学诊断能有多准确？那些被锁进精神病院的人不应该受此待遇吗？在他思考这些问题时，他想到了开展一个实验的点子。他想象自己作为一个精神完全正常的人，却被关进了一家精神病院的场景。如果某个图表中的标签显示他精神不正常，他有精神疾病会怎样？医生会弄清诊断是错误的吗？他们能看出他和一名真正的患者之间的区别吗？如果他们不能—如果几天或者几周的观察之后，仍然坚持错误诊断的话—这不就能说明莱恩是对的，精神病学诊断过程中确实存在着严重瑕疵吗？

这一念头烦扰着罗森汉。他没法把它抛诸脑后。也许他也遇到中年危机了。他已婚，有两个孩子，过着稳定的市郊生活。也许他是在寻求冒险。不管理由是什么，他决定把想法付诸行动。他连续几天不洗澡、不刷牙，让自己看起来很粗犷，衣服的边边角角都有些破损。1969年2月，他走进了医院大门，告诉那里值班的工作人员他的名字是大卫•卢里，他有幻听。那个声音说：“都是空的，里面什么也没有。是中空的，它在制造空洞的噪音。”他当场就被收治入院了。诊断结果：精神分裂症。

一进了医院，罗森汉就成了神志清醒的典范。

他表现得很礼貌。按时洗漱，也很合作。每次大夫问他关于幻听的事，他就会向大夫保证他不再有幻听了。他等待他的精神正常被识别出来，但是这并没有发生。时间一周周地过去，终于，罗森汉被安排出院了。然而，精神分裂症的标签就这样留在了他的身上。医生们仅仅是在标签后面附加了“缓解期”的字眼。

罗森汉感觉他的怀疑得到了证实。精神病学专家确实不能透过精神分裂症的标签看出他精神正常。对他来说，这意味着精神病诊断过程有严重的瑕疵，但是他知道这一测试并不能令批评家确信这一点。他们会认为这是一场意外。而且，不管怎样，他都稍微破坏了一点实验的完整性，他事前通知了这所医院的首席精神病学家—作为万一有什么差错他还可以逃离的路子。于是罗森汉开始炮制一个更为宏大的计划，一个没人能忽视的测试。他想象一群“伪患者”在北美各个医院出现，不提前通知任何内部人员。这将是一场全面的对精神病学界的正面攻击。就在这时，他开始给他的朋友们打电话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