满屋都是“托儿”

1951年—宾夕法尼亚州，斯沃斯莫尔学院。

杰森一路沿走廊冲向教室。他正好停在教室门前，停下来平复了一下呼吸，然后在打开的门上敲了敲。“这里是视觉研究的教室吗？”

教室里六名年轻人围坐在一张方桌四周。一个清瘦、秃顶的男人身穿灰色夹克衫，系着领带，站在教室的前方。“你来对地方了。”男人微笑着回答。他的声音很轻柔，带着一点东欧口音。“请进。”他向一把空椅子做了个手势。

“对不起我迟到了，”杰森一边坐下一边说，“公交车开得真慢。”

“没关系。谢谢你能来。我正在对其他志愿者做自我介绍。我是阿施教授。我在斯沃斯莫尔学院的心理系工作。你们来到这里因为你们回复了我在你们学院报纸上刊登的广告。”

阿施停顿了一下，从身边课桌上的一堆卡片中拿起了两张，把它们放在一个支架上，这样志愿者能看到卡片的内容。一张卡片上画了三根长度不一的竖线，标号分别为1、2和3。另一张卡片上只画了一根竖线。

阿施继续道：“正如广告所说，这是一个视觉判断方面的心理学实验。程序很简单。我想也就占用你们不到半个小时的时间。我将给你们看一系列成对的卡片。左边的卡片，”他指向那张卡片，“总是会展现单独一根竖线。右边的卡片总是会展现三根不同长度的竖线。我想让你们选出右边卡片与左边卡片上的竖线长度相同的那根线。”

他停顿了一下，等这些内容被消化。杰森看了一眼卡片。他即刻看出2号线和左边卡片上的那根线的长度相同。

“你们每个人都按照座位顺序依次说出自己的选择。明白了吗？”每个人都点点头。“好，那么我们开始吧。”阿施对紧挨他左侧的第一位志愿者做了个手势，这名志愿者身穿熨得很平整的衬衫，外表十分整洁，“请开始。”

“2号线，”这名志愿者说。下一位志愿者重复了这一选项，再下一位也是，再下一位仍然答案相同。杰森坐在倒数第二个。轮到他的时候，他也说：“2号线。”这会很简单的，他想道。

第二轮以相似的方式进行了下去。七名志愿者全都选择了1号线。多没意义的实验，杰森想。

随后第三轮开始了。阿施将新的卡片放在架子上，向第一名志愿者点头示意。

“1号线。”年轻人说。

杰森眨了眨眼。1号线？他更仔细地看了看卡片。3号线看起来才是正确答案。事实上，这点还挺明显的。杰森认定是这名志愿者犯了错误，等待着下一个人纠正他。然而相反，第二名志愿者也说1号线。下一名也是，再下一名也是。

杰森感觉很困惑。他听错了说明吗？为什么每个人给出的都是错误的答案？“1号线。”他旁边的学生说，随后轮到他了。他没时间考虑情况。“不可能其他所有人都错了，”他想，“我肯定是误解了研究者的意思。”

“1号线。”他脱口而出。

他旁边的人在椅子里换了个姿势。阿施的视线向下瞥了一秒。杰森的胃稍微收紧了一些。他仅仅模糊地听到他左侧的志愿者同样说出了1号线。接着他们就继续进行第四轮了。

同样神秘的现象又一次发生了。当阿施将新卡片放上架子时，杰森看出来答案是2号线，但是第一名志愿者说3号线，其他人也做出了同样的回答。当轮到杰森时，他心想：“我不知道到底发生了什么，但我不想毁了这个人的实验。”他也选了3号线。

接着又经过了三轮。正如前几轮一样，其他志愿者选择的线很明显是错误答案，但每一次杰森都重复了他们的答案，尽管每次这样做都会加深他的不安感。他奇怪自己怎么会对实验说明有这么大的误解。在刚听到说明时，他觉得它们特别简单。他们是在比较线条的宽度吗？或者涉及什么视错觉了？但是这两个解释都说不太通。杰森想，如果其他志愿者在给出答案时听起来没那么自信，可能也不会这么糟。

现在到了第八轮了。阿施在架子上放上了新的卡片。杰森看出答案应该是2号线，但是当第一名志愿者说出1号线时，杰森也不是那么惊讶了。第二名到第六名都做出同样的选择也没令他感到震惊。又轮到他了。一种不舒服的、沮丧的感觉蔓延到了杰森全身。他真希望实验能结束。他也希望自己能明白到底发生了什么。

每个人都在等他说话。他可以感到他们的双眼盯着他，打量着他。他看向卡片。2号线显然是正确答案。

“1号线。”他说。

到20世纪50年代，美国的居民已经强烈地意识到“从众”的危险了。这一词汇会在人们心中唤起极权主义控制的画面—比如纳粹的宣传。但在美国人看向他们自己的国家时，他们担心类似的令人不安的群体思维迹象，正在潜入他们的社会，美国的自我形象中最基本的组成部分—坚定的个人主义—正在悄然而逝。年轻人都如此竭力地想要看起来相似，说话也相似，每个人都穿相似的运动衫，戴相似的戒指、相似的学校徽章……这难道不会令人不安吗？那些通勤的商务人士，看起来是不是有点儿像一支身穿统一的灰色法兰绒套装的克隆大军？1958年，在《纽约时报》的采访中，数量上占绝对优势的美国大学生表示，他们预计自己人生中感受最深切的个人问题将是：他们对成功的渴望和抵抗“社会从众压力”之间的矛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