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项针对从众的实验

所罗门•阿施对从众的压力和危险尤其清楚。他出生在波兰的一个小型犹太社区中，但于1920年，也就是他十三岁时搬到了美国。作为在纽约下东区生活的一名青春期少年，他拼命想融入美国社会，最后也成功了。到20世纪50年代，他成了布鲁克林学院的心理学教授。之后他看到战争肆虐他的故乡和人民，而他的回应是研究纳粹宣传和教化的方法，希望了解纳粹是如何成功地掌握政权和控制德国公众的。然而和很多同事不同，阿施拒绝相信个人在面对群体压力时无计可施的心理—即使压力是国家施加的。他感到个人显然有内在的力量去抵抗压力。1951年，在搬家到宾夕法尼亚州的斯沃斯莫尔学院之后，他决定对个人的信念加以测试。

犹太习俗是阿施的灵感来源。一天，他回想起自己七岁时在波兰吃过的一顿逾越节 晚餐。作为传统，额外的一杯酒被放在桌子上，敬献给先知以利亚。“看着，”一位叔叔俯身对他说，“以利亚会喝上一口的。”年幼的阿施在享用晚餐的过程中，都热切地盯着杯子，希望目睹以利亚喝酒的样子。最终他说服自己相信这杯酒的液体高度降下去了一点点。以利亚来过了！

现如今，阿施再以成年人的眼光回想当时的经历时，意识到了是暗示的力量使他看到了从未发生的事。因此他想到，群体压力会不会也有相似的能力，以改变成年人眼中看到的东西，或者至少改变他自称亲眼看到的东西？例如，如果一群人声称两条线长度相同，即使它们显然并不相同，那么他们一致的观点会不会足以令一名不知情的实验对象表示同意呢？所以，哪一个更有力：是他们自己的感觉，还是依从群体的压力？阿施决定弄清此事。

正如蜘蛛吸引猎物飞进自己编织的网一样，阿施在附近的哈弗福德学院的学生报纸上刊登了广告，并向志愿者承诺，如果他们参与了一个“视觉判断方面的心理学实验”，就会得到一小笔报酬。于是，受试者一个接一个掉进了他的陷阱。

实验的进展与引文场景中所描述得很像。一名哈弗福德的学生，在约定的时间来到现场，发现一批志愿者已经等在房间中了。他没有对此作任何感想，径直坐了下来。随后阿施走了进来，解释道志愿者的任务是比较线条的长度。这肯定听起来很容易，容易得近乎荒唐，但是很快，实验在哈弗福德的志愿者眼里开始变得超现实起来，所有其他受试者都开始给出错误答案—这本来不算太糟，但他们给出的都是一样的错误答案。心理学家罗杰•布朗在事后描述，这种安排如同“认识论的噩梦”，因为它给了受试者一个严酷的选择：是我疯了，还是其他所有人都疯了？

当然，困惑的哈弗福德学生不曾知晓，他其实是房间里唯一真正的受试者。其他围坐在桌边的年轻人都是“托儿”—与阿施串通好的斯沃斯莫尔的学生。阿施指导他们在十八轮实验中的十二轮给出错误的回答。如果哈弗福德的学生有一种妄想式的怀疑，感觉房间里所有人都在看他的话，那是因为他们确实都在看他。

阿施的研究助理亨利•格莱特曼偶尔协助开展这项实验，很多年后他讲述了这项测试是怎样令人深感痛苦的。当志愿者们开始重复明显错误的答案，整个过程就像在观看慢放的火车事故一样，让人很难不感觉尴尬难忍。“你会为他感到羞愧，”格莱特曼说，“我会有一种和看到演员念砸了台词一样的尴尬感。我想和他一起钻到地底下去。”

格莱特曼回忆起其中一些从众实验的受试者，在最终被告知真相之后，崩溃流泪—也许他们流下的是解脱的泪水，庆幸自己并没有疯掉。

阿施预想多数人会抗拒群体压力。但是结果却辜负了这样的期望。阿施测试了一百二十三个人。其中足足有70%的人至少在某些时间里屈从了群体压力，25%的人在超过50%的时间里表现出从众，另外的5%是核心从众者，他们总是与大多数人意见相同，不管其观点错得多么明显。

但即使是不从众的人—那些持续抗拒群体压力者，也常常表现得不自信。他们支支吾吾，在椅子中身体前倾，眯着眼睛看向卡片，一再道歉。“对不起，伙计们，”他们会说，“我总是有不同的意见。”当被问及他们是否认为其他人错了时（在真相被揭开前），他们不愿意直接承认，相反，他们倾向于对抗性不那么强的字眼，说他们“看法不太一样”。

阿施开展了数个变体实验。他发现，存在一个支持的伙伴—另外一个愿意反对群体的人—极大地增加了受试者不从众的可能性。同时，从众效应只有在个体面对三人或三人以上的群体时才真正奏效。但总体来说，实验结果令阿施感到不安。他沮丧地指出：“我们发现从众的倾向在我们的社会中如此强大，以至于相当聪慧和善意的年轻人情愿把白的说成黑的，这是一个值得关注的问题。它对我们的教育方式和指导我们行为的价值观提出了质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