躲在床下的心理学家

    1938年—宾夕法尼亚州,布林茅尔学院。

    “我觉得我们不该待在这儿。”

    “嘘!安静!”

    “但他们看见我们怎么办?”

    “他们不会的!记住,我们是在做科学研究。”

    “但……”左边的女人用一只手捂住了她紧张的同伴的嘴。就在那一刻一扇门旋开了,两个女人赶紧在她们藏身的床底下又往里挪了一点。

    她们听到有脚步声接近。几个女人的腿进入了视线,随后传来了她们的说话声。

    “贝蒂,我真的很期待这次派对。”

    “我也是。我只希望食物够每个人吃的。”

    “我想应该够。咱们看看,饼干、薯片、派……”

    在床底下,两个研究者开始记笔记,但是因为她们趴在地上试着不制造任何噪音,所以很难找到舒服的写字姿势。她们笨拙地将重心从一只胳膊肘转移到另一只胳膊肘上。她们听到上方有往桌子上摆放物品的声音。随后是更多的对话。

    “你听说萨拉在和谁约会吗?”

    “没有,跟我说说!”

    “布拉德!”

    “我的天!我不信。”

    “他太可爱了。”

    一个研究者在笔记本上翻页,翻的时候失手把铅笔弄掉了。铅笔掉在硬木地板上发出了很响的敲击声。转瞬间,说话声停了下来。研究者在原地僵住了,屏息祈祷着不会被发现。几秒钟的沉默感觉像是过了几分钟一样久。两个女人心脏突突跳动着。终于,在她们头顶响起:

    “贝蒂,你听到什么了吗?”

    “听到了,还有谁在这里吗?”

    长长的停顿。“我想可能是老鼠。你知道,在这些老建筑里有很多老鼠。”

    “哎。多恶心!我会告诉宿管备些鼠夹的。”

    隐蔽式观察作为一种科学调查手段,开始时相当地单纯无害。1922年春季,每晚七点三十分左右,亨利•T.摩尔教授会离开他在纽约市的家,沿着百老汇大街著名的“白光大道”散步,这条街因被闪耀的店面招牌和广告牌灯光照亮而得名。他走在吵架的情侣身后,站在公交站闲聊的商务人士身边,等在剧场外面倾听那些看完表演出来的人交谈。他总是在笔记本中记下他听到的谈话,尽管他经常不得不在过往交通的轰隆声中竭力分辨,才能听清人们说了什么。

    摩尔这样系统性地偷听的目的,是研究男人和女人在日常对话中是否会强调不同的主题。他发现在交谈的各类话题中,女人聊男人较男人聊女人要频繁得多。这种暗中监听的方法是带有欺骗性的,但是程度还很轻微。毕竟,他的实验对象都处在公共场所。其他人可能会听到他们的话,对这一点他们肯定是有心理准备的。摩尔仅仅是为了他的科学研究,利用了这一点而已。

    两年后,卡尼•兰迪斯和哈罗德•伯特扩展了摩尔的研究,在更多不同类型的场所窃听人们的对话。他们穿着橡胶跟的鞋,以一种“不引人注目的形象”,在俄亥俄州哥伦布市的火车站、百货商店、酒店大厅闲逛,记下他们偷听到的所有对话。就像摩尔一样,他们得出结论:“关于人的话题在男人的思想中占的比重较小,而在女人的思想中占的比重较大。”

    1938年,在宾夕法尼亚州的一所女子文理学院—布林茅尔学院,隐蔽式监听的技巧发展到了下一个合理阶段。玛丽•亨勒为了她的心理学博士学位在那里展开了研究。她受到儿童心理学家让•皮亚赫特曾经提出的一条假说的吸引。皮亚赫特观察发现,儿童在交谈时,大量地提及他们自己。皮亚赫特将这种自我沉浸的原因归结为儿童时期的“自我中心”,并从理论上说明,随着儿童年岁的增长和社会化程度的提高,他们将不再这样关注自身,致使他们话语中提及自己的次数减少。亨勒决定对这一理论加以测试,方法是暗中听取成年人的对话,并记录他们提及自己的次数。幸运的是,她手头就有大量的成年人可供她偷听—她在布林茅尔的同学。

    为了开展研究,亨勒请她的朋友玛丽安•哈贝尔帮忙,她们俩一起启动了一场全面的间谍行动。

    但是和以往的研究者不同的是,她们并没有限制自己只在公共场所收集数据。相反,她们将调查的范围延伸到了最私密的场所。正如她们所说:“不知情的实验对象在街道上、百货商店里和家中被追踪。”她们蹲在女生宿舍的洗手间隔间里,偷听洗手间八卦;她们拿起电话接收器监听私下的讨论;她们溜进同学的房间,藏在她们床底下。

    在宿舍暗中监视年轻女性不是好色者幻想中才会出现的情形吗?人们禁不住好奇两名研究者到底看到或者听到了什么。她们是否暗中听到了室友间悄声坦白性方面的秘密呢?她们偷听到什么与犯罪相关的内容了吗?另外,亨勒和哈贝尔会在床下藏多久?她们被抓到过吗?不幸的是,我们对这些问题的好奇没法得到满足,因为研究者没有分享太多细节。她们仅仅提到数据收集过程“很艰辛”,没有再说其他的。

    至于她们的实验结果,证明了皮亚赫特是错的。成年人,至少那些被亨勒和哈贝尔偷听的成年人,谈论她们自己就像儿童一样频繁。两组人提及自己的谈话次数占比都在40%左右。但是谁在乎呢?(除了一些心理学家)亨勒和哈贝尔的研究,绝对是调查方法比研究内容有趣得多的一例。事实上,要不是研究手法是非正统的,这项研究很可能会沉寂下去,从人们的视线中消失。然而,这项研究在探讨研究伦理学的教科书中,获得了较次要、却被反复提及的位置,同时伴随着这样的警告:开展实地考察不推荐采取藏在床下的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