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斯德研究院的腺体刺激和杂交实验

威特默和弗内斯的实验对公众的观念有着强有力的影响，它促使人们更加相信了猿猴可以轻易被训练得像人一样行动，而促使这一转变发生的目的，人们普遍以为，是随后使猿猴可以做人的工作。1916年，《华盛顿邮报》中刊载的分上下两部分的系列文章明确地表达了这一野心。文章作者问：“训练这些游荡在非洲和亚洲森林中毫无用处的动物，去做人类最令人厌烦的工作，我们还能想出什么比这更迷人的项目呢？”在总结了最近关于灵长类动物智能的科学研究之后，记者热情地畅想了这样一个未来：猿猴们耕种玉米，给花园除草，挖矿，给轮船的火炉填充燃料，清扫街道，而人类在家中放松，有时间追寻那些更需才智的目标。

《华盛顿邮报》文章的作者尤其受到了当时在《纽约时报》中刊登的一篇建议书的吸引，建议书的作者是法国巴斯德研究院的朱尔斯•戈尔德施密特博士。戈尔德施密特向美国寻求资金支持，帮助他在非洲海岸边的一座岛上建造一间实验室，用来开展黑猩猩和大猩猩的实验。他向敏感的读者保证，活体解剖并非他计划的一部分。相反，他想象也许有可能通过人工刺激猿猴的腺体，来“调节猿猴的大脑”并由此“扩大其幼稚的颅腔，同时刺激大脑成长，使它获得极高的智能”。戈尔德施密特提出，最终可能将一只猿猴的大脑调节到一定程度，使猿猴的大脑接近发育水平较低的人的大脑。戈尔德施密特承诺他随后会将他在猿猴研究中学到的东西应用在人的身上，使他能够培育出一些天才，他们的才智将会有利于所有人类。

到了1923年，戈尔德施密特的腺体刺激项目没有多少进展，但他在巴斯德研究院的同事成功地在法属几内亚的金迪亚建立了一个猿猴栖息地。关于栖息地的新闻重新点燃了人们的希望—黑猩猩管家实现的那一天或许不远了。一篇由国际形象服务公司广为传播的文章报道说，这个栖息地将成为一家成熟的改造学院，“将黑猩猩改造成人类”。黑猩猩学生—一幅图画描绘了它们穿着燕尾服和条纹裤的样子—将会学习如何说话、阅读和书写。它们将会住在一个四层楼高的宿舍楼里，睡在床上，吃烹饪过的食物，在白天参加课程学习，在课后参与娱乐活动，如收听留声机或者在健身房锻炼身体等。读者们得到了保证，“一定会看到最惊人的天性所能展现的结果”。

然而，金迪亚研究站的真实情况相较之下就乏味多了。那里并没有能给笼中的猿猴上的“如何成为人类”的课程。相反，栖息地主要用来进行丛林疾病研究—只有一个明显的例外。1927年，研究站为俄罗斯生物学家伊利亚•伊万诺夫打开了大门，他对培育一种人类和猿猴杂交的生物感兴趣。

培育人类和猿猴杂交的生物并不是什么新概念。欧洲的研究者已经把玩这个概念许多年了。早在1905年，巴斯德研究院就支持过胚胎学家赫尔曼•马里•博涅罗•莫恩斯，他曾尝试组织一次去非洲的探险，开展杂交实验。但是莫恩斯的计划在公众的谴责之下分崩离析。而此时，二十二年之后，巴斯德研究院再一次试图通过支持伊万诺夫尝试令“猩猩人”降生于世。而伊万诺夫从苏联政府那里很顺利地取得了这次研究的经费。

伊万诺夫和他之前的莫恩斯都主张，培育猿—人杂交种会证明进化论。或者至少，它能证明人类和猿猴之间的进化上的联系。但是还有一个更实际的原因，潜伏在这一研究方向的背后。正如1932年伊万诺夫的一名美国支持者豪厄尔•S.英格兰告诉美国科学促进会的，杂交可以培育出“比现在任何人肌肉都更加强健有力的劳动者”。

与此类似，德国古生物学家古斯塔夫•施泰因曼思考了一种培育最低等的野蛮人和大猩猩之间的杂交物种的可能性，目的是创造出一种生物，可以做那些艰苦、繁重的工作。1924年，据《匹兹堡邮报》报道：“（施泰因曼）相信以这种方式，他可以创造一种生物，有大猩猩的力量和某种低等人类的智力。有一个规律，野蛮人种不乐意做繁重的劳动，但是由科学创造出来的动物将会完全按照其创造者训练它的方式来行动。”

制造超级工人的想法或许正是苏联在没多少钱可花时，仍然愿意资助伊万诺夫开展研究的原因。这些苏联领导人想象以一种真正革新性的方式，不仅从社会层面，而且从人类本身入手，人为地制造一次转变。他们不断地创造着“新苏联人”，最后将以得到一个“猿—人”杂交物种—这样古怪但却符合逻辑的终点—而结束。当猿—人杂交物种在矿井和田地中做苦工时，人类将享受到“工人天堂”无忧无虑的生活。

在金迪亚研究站安顿下来之后，伊万诺夫尝试给几只研究站中的母黑猩猩人工授精，精子来自当地一个不知名的捐献人。好在基因和他对着干，并没有黑猩猩受孕。伊万诺夫沮丧地返回家乡，希望找到一个愿意怀上“泰山”的苏联姑娘。因为他带回来了雄性红毛猩猩的精子。最后伊万诺夫还真的找到了几名志愿者，但这一回是政治与他对着干了。被怀疑内心有反革命情绪的伊万诺夫被运送到一座集中营待了五年。他被释放后很快就去世了。有传言说斯大林命令其他苏联医生继续伊万诺夫的研究，但是没有可靠的证据支持这样的怀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