伪患者研究

罗森汉集合了八名志愿者：五个男人、三个女人，其中包括一位儿科医生、一位画家、一位家庭主妇，以及他自己。罗森汉仔细地训练他们该做什么以及该如何表现。当他们第一次出现在医院时，抱怨了一种特定的问题—幻听。具体表现是：一个没有实体的声音说“砰”“空无”或“空洞”。他说，他选择这些词是为了引导观察者怀疑对方有一种有趣的存在主义方面的问题。

一旦志愿者入院，这一症状就会消失，他们将表现出神志完全清醒的样子，不会吃任何药。罗森汉还给他们示范了如何通过把药片压在舌头下面，装出已经咽下药片的样子。他让志愿者们都给自己取了假名字，然后就放他们出门了。1969年到1972年间，他们一个接一个地出现在美国东海岸和西海岸的医院里。

这些伪患者事后回忆起他们走向医院大门时，感受到一种复杂的情绪。他们因为该计划的大胆而感到激动，但同时又感到紧张，担心自己没法通过入院的面谈，担心值班的医生会即刻看透这一计策。他们还担心一旦成功入院，等待他们的会是什么。尽管其中有几个人曾经在精神病院的护士站工作过，但他们中除了罗森汉以外，没有一个人曾经有过做患者的经验。他们只听过故事，讲述这类地方夜里或者周末会发生什么。这些故事没有一个能减缓他们的不安。

其实他们根本不必担心入院的问题。他们全都轻易地过了入院面谈的一关。他们都一样被诊断为患有精神分裂症，除了一个人，同样的症状他被给予了“躁狂抑郁症”的标签。一经入院，他们就被带领到一个房间，医生给他们做了身体检查：伸出舌头，弯下腰，把裤子向下拉，咳几声。护士和护士助手在整个检查的过程中不断进进出出，看起来未曾察觉患者的裤子已经褪到脚踝处的事实。这是罗森汉的团队学到的医院生活的第一课：他们现在是没有隐私权的患者了。

精神病院病房的日常生活看起来没有像他们所担心的那么吓人。事实上，最大的问题是无聊。他们没事可做。患者大部分时间都在休息室闲逛、看电视，而工作人员坐在一个玻璃墙围住的空间里，它有一个别名叫“笼子”。两组人极少互动，工作人员给患者送药时除外。他们走出来，看似全无差别地给每个人大量的药片：阿米替林、三氟拉嗪、康帕嗪、氯丙嗪等等。伪患者将药藏进洗手间里，结果发现已经有其他患者把药丢在马桶底部了。

为了给自己找点事做，伪患者在走廊里来回走动，试图和身边其他患者攀谈，或者在笔记本中写下他们的观察发现。写东西的行为很快引起了其他患者的怀疑。有一次，在罗森汉坐下来写笔记时，一名患者拖沓着步子走过来，身体前倾靠近他，偷偷地说：“你没疯，你是一名记者，或者教授，你在查这家医院。”

“我来之前病了，”罗森汉坚称，“但现在我感觉好多了。”

所有其他伪患者都有类似的经历。有些时候，他们还注意到其他患者开始模仿他们，勤勉地在自己的笔记本上写下神秘的词句。

然而，伪患者的行为似乎没有在医生和工作人员中引起任何怀疑。而且事实恰恰相反：做笔记经常被解读成了精神不安定的迹象。“患者从事书写行为。”一名护士在一名伪患者的记录中这样写道，仿佛这会引发什么问题一样。

伪患者曾希望一两天内就出院，但是日子一天天过去，他们一直没有被安排出院，随着时间流逝，一种无力感在他们心中升起。罗森汉开始怀疑，医生和工作人员并没有把患者完全当成人类来看。相反，他们把患者看作动物，患者的观点无足轻重。例如，他注意到医生们避免和患者对视，并忽略他们的问题。工作人员经常公开谈论某个病例，无视他们正在谈论的患者就在现场或坐在休息室里，听得到所有内容。罗森汉描述了一个印在他脑中的特别场景：“一名护士解开制服的扣子，当着整病房男人的面调整她的胸衣。你不会有她在诱惑谁的感觉，反倒是觉得她并没有注意到我们。”

伪患者也经历了精神病院生活残酷的一面。工作人员经常尖叫、辱骂患者。一名伪患者每天早晨都被这样的喊声吵醒：“快点，你们这些混蛋，起床！”

护理员因为患者轻微的不端行为就狠狠地出手打他们。在罗森汉看来，这些惩罚“太过分，即使对精神病学准则最激进的解读也无法证明其正当性”。他看到一个病人仅仅因为走向一名护理员并说“我喜欢你”就被打了一顿。伪患者从未受到惩罚，但那时他们表现出了模范患者的样子，堪称“合作者中的典范”。然而，那种易受伤害的感觉令他们身心俱疲。施加身体暴力的威胁蓄势待发，完全靠着工作人员随性的决定才暂且消停。在整个实验过程中罗森汉安排了一位律师随时待命，以防出于任何原因，需要迅速将伪患者撤出医院的情形发生。

随后有一天，突然间，一名医生把他们叫进房间，告诉他们可以出院了。其决定没有明显的逻辑。为什么是现在，而不是早些时候？他们的行为怎么改变了？出院的通知没有给出任何说明，也没有暗示对他们是否为真正的患者有任何的怀疑。正如罗森汉曾经经历过的，伪患者之前的诊断上简单地加上了“缓解期”的字眼。他们住院的总时长从七天到五十二天不等，平均时长为十九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