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斗还在继续

尽管真人实验没有给法庭带来多少变化，但对课堂却影响不小。法学与心理学的许多教授都酷爱这个实验。

现在终于有办法避免学生们在讲座中昏昏欲睡了。那就是把他们吓醒！突然间课堂和学术会议都无一幸免，面临着随时闯入持枪或持刀陌生人的风险。在接下来的几年里，实验安排中加入了很多的转折，但是基本的情节仍保持不变。

1906年，在哥廷根一家科学协会举行的会议中，一名小丑突然间闯入会议厅，身后紧跟着一个系着亮红色领带，身穿白色裤子，挥舞着手枪的黑人。两个人都大嚷着不连贯的词语。小丑摔倒在地上，黑人跳到他身上。枪响了一声，随后两个人突然间跑出了房间。协会的会长走上前来，只有他知道这个场景是预先安排好的，但他还不想就此摊牌，他要求受到惊吓的参会人员写下他们的所见，万一此事被搬上法庭，将供法庭参考。人们一共提交了四十份报告。这些受人尊敬的科学家都近距离见证了闯入事件，但是他们的描述在一些最基本的内容上也大相径庭，如两人身穿什么衣服，或者缠斗持续了多久。会长估计只有六份报告中没有包含绝对错误的说法。

1914年，在维也纳一个法律学会的会议上，弗朗茨•科布勒律师在一名同事的演讲过程中站了起来，开始对他恶语相向。“你这个白痴！”“你这个傻瓜！”他们相互威胁。科布勒的同伴以为他疯了。被侮辱的同事随后对科布勒提起了刑事指控，特别法庭为了做出裁决询问了目击证人。直到那之后，科布勒才向所有人坦言，整个事件—争执和特别法庭—都是一场真人实验。对证词的分析显示，目击者对争执发生前平静时刻的描述比较准确，但是随着房间中紧张气氛逐渐升级，他们对事件的记忆变得越来越混乱。

1924年，在华盛顿市，心理学家威廉•马斯顿正在美利坚大学上课时，一个陌生人敲门走了进来。这个人走向马斯顿，递给他一个信封，然后从口袋中取出了一把绿色手柄的长刀。随后转身面向学生，威胁地在他戴着手套的拇指上擦拭刀子。在这神秘的示威之后，他离开了房间。马斯顿要求他的学生写下刚才发生的事。神奇且有些令人难以置信的是，他声称没有一个目击者注意到那把刀。

1952年，在伦敦经济学院的一场讲座中，两名听众，一名英格兰人和一名威尔士人，争吵了起来。英格兰人站起身，抽出一把手枪，击中了威尔士人。听众震惊地坐在那里，随后劳伦斯•高尔教授说明这一切都是预先的安排，并要求每个人描述他们所看到的情况。这一次同样，对现场细节的各份报告之间存在着显著的差异。

到了1975年，心理学家罗伯特•巴克霍特、达里尔•菲格罗亚和伊桑•霍夫在《心理规律科学公报》上撰文，带有一丝疲倦地评论道：“数十年来，假冒的‘罪犯’经常会跑进心理学课堂，犯下一些‘罪行’，并制造出目击者，而这些目击者的证词在之后会被证明不可靠、不准确。”然而，他们继续写道，“虽然对回忆不可靠的演示如此令人信服，但目击证词却仍在法庭中被高估，仍然是给许多无辜者定罪的依据。”于是他们安排了另一场真人实验，安排一名加州大学的学生海沃德在一百四十一名旁观者面前“攻击”一位教授。同样，目击证词被证明是易于出错的。

在这几十年的模拟教室罪案中，似乎从来没人想过这一实验是有潜在危险的。如果有人手里有枪，把它用在假冒的攻击者身上该怎么办？如果虚假的打斗引发了实际的冲突该怎么办？那些被迫目击冲突的学生们的感受又有谁管？今天，我们必须要问这些问题，因为校园暴力—真正的而非模拟的暴力—已经如此常见，如此令人悲伤，使真人实验看起来如同更单纯年代里的一项奇怪遗俗。事实上，一名教师会有意安排暴力冲突作为课堂练习，这在21世纪简直不可想象。

然而，让人回想起真人实验的各种场景，不断地在新闻中出现，常见得令人吃惊。2004年，在田纳西州的卡特县，武装者闯进了政府官员的会议中大喊着：“不会再有新税了！这里所有人必须投否决票！”这是由地方紧急事务管理局长策划的一场未经公布的恐怖主义“演习”。2007年，田纳西州斯凯尔斯小学的学生们收到警告，有一持枪男子在周边活动，当一名身着连帽衫的男子试图闯入教室时，学生们纷纷四下躲藏。他们的老师在事后坦言，他们觉得让学生们了解置身人质事件是什么感受会是个好主意。2010年3月，在伍斯特市的布莱克明斯特中学，一个不知从哪儿冒出来的男人在惊恐的学生面前，开枪“击中”了一位科学课的老师。结果他只是在参与教职工设计的角色扮演练习而已，他们设计这个练习，目的是教孩子们学会如何“调查，收集事实，分析证据”。

对学生们来说，这些冒牌攻击者轮番上场的影响很明显：在课堂上睡觉还是行不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