让猿猴打架的人

1967年—西非，几内亚。

一群黑猩猩迅速安静地穿过非洲大草原，沿着一条被压实的小道前行，小道在柿树和金合欢树丛间迂回着向前延伸。

它们四脚着地前进，经常停下来直立身体，扫视前方。这群黑猩猩包括十只雌性，身上紧贴着幼崽。几只年纪大些的幼崽用自己的步子紧跟在后面。一只大个儿的雄性在领路，它肌肉发达的背上有几道灰毛。

黑猩猩们抵达了一块由树围起来的空地，停了下来。随后，它们左看右看，小心地一个接着一个鱼贯而出。突然间，周围出现了躁动的声音—草丛间发出窸窣的响声。它们都看向声音发出的方向，受惊地僵在原地。不知怎的，虽然它们如此警觉，却仍然没有注意到眼前的危险。在空地另一边，一只大个儿的金钱豹四肢伸展着趴在地面上，晒着下午炎热的太阳。在它的两只前爪间，捧着一只已经死去的黑猩猩幼崽。

猩猩群受惊的状态只持续了一秒，大草原上的安静就突然间被打破，猩猩群瞬间一片混乱，所有的黑猩猩同时尖叫着向后跳。下一刻，它们疯狂地四下疾走，寻找武器。有些抓起了地上的树枝。其他黑猩猩从附近的树上掰下像棍棒一样长的六英尺的树枝，在头顶挥舞着。它们仍然尖叫着，经常停下来用双手和双脚敲击地面，形成了一个半圆，离豹子二十英尺远。

面对这场骚乱，豹子似乎奇怪地不为所动。它左右摇晃着脑袋，除了来回甩动着的尾巴，身体的其他部位都纹丝不动，好像不情愿离开它将要享用的美食一样。

黑猩猩群现在开始攻击了。它们狂野地号叫着，轮流冲向豹子。它们凑近到离豹子几码远的地方，然后退回到安全的猩猩群中，反复地互相碰手以使彼此安心。一只黑猩猩将一棵小树连根拔起，像挥鞭子一样挥舞着小树。其他黑猩猩向豹子丢树枝和石头。这些武器砸中目标时发出啪啪的声音，听起来还挺疼的。

奇怪的是，尽管树枝现在已经在豹子背上堆了起来，它仍然继续安静地趴在那里，没有发出任何声音。唯一可以证明豹子注意到黑猩猩迹象的，是它不断晃动的脑袋和甩来甩去的尾巴。

看到豹子没什么反应，黑猩猩群感到困惑，它们靠豹子更近了。攻击变得更频繁。投掷的树枝和石头也更多。

最后，一只大个头的雄性黑猩猩爬到了离豹子只有几英尺的地方。它小心地观察着豹子有没有任何移动的迹象，然后冲向前，抓住了这只“大猫”的尾巴，穿过空地拖着豹子一路向后退。豹子就这样没有抵抗地被拖走了。拖了三十英尺之后，它的头掉了下来，但黑猩猩仍然继续拖拽，直到把它拽进了树木下方的草丛里。

其他黑猩猩围在头颅周围，低头恐惧地盯着豹子看。头颅上根本没有血迹。它看起来好像还活着一样，用大睁的、一眨不眨的眼睛瞅着它们。一只黑猩猩凶猛地号叫着，举起一根大树杈，狠狠地打在这只罪犯的头上。它的同伙也加入了攻击。时间一分钟接一分钟地过去，它们一直抽打着豹子的头颅，尖叫着，怒吼着，不断把它们的愤怒发泄在它头上，甚至直到它的眼睛已经掉下来，接缝处已经被撕开也没有停歇，这时地上除了一堆填料散落在那里之外，已经什么也不剩了。

在20世纪30年代，荷兰鹿特丹市有一名十几岁的少年阿德里安•科特朗茨经常会骑上自己的自行车，前往莱克凯尔克郊区的自然公园。他会在那里花上数个小时，观察并拍摄那里的一群鸬鹚—一种长得略像鹈鹕的鸟类。他看它们筑巢，潜入水中捉鱼，尤其喜欢观察雏鸟在第一次飞行时笨拙地拍打翅膀的样子，或者通过寻找水上的物体（木头、稻草、线绳、纸张）学习如何捕猎食物。鸟类观察非常适合他喜欢独处的脾气，因为当他在动物周围时，他感到心平气和。相反，人却常常令他生气。

高中毕业后，科特朗茨去乌得勒支大学学习心理学和地质学，但他继续观察鸟类。1939年春季，他回到那片栖息地，在那里建了一个十二米高的塔，他可以不被发觉地坐在靠近鸟类的地方，距离近到他能够听到鸟类交配时雌鸟轻柔的叫声。科特朗茨一个人在塔上度过了五个月。他在那里吃、睡，日志上密密麻麻地记录着鸬鹚的活动。还安排人通过一根缆绳把食物送上来。

科特朗茨对鸟类观察的热情，以及他注意细节的敏锐的双眼，引起了尼古拉斯•廷伯根的注意，廷伯根是一位颇具魅力的荷兰生物学家、鸟类学者，也是动物行为学的先驱。动物行为学是一门对动物行为模式进行科学研究的学科。两个人建立起了通信联系，廷伯根试图将这位情绪化但却极为聪明的年轻人拉到他身边的学生和同事中间。一开始，科特朗茨回应了廷伯根的提议。他拜访了廷伯根几次，但是很快，他喜欢独处的个性占了上风。他觉得廷伯根的研究团队关系太亲密了，抱怨那里像是足球俱乐部一样。他也讨厌听从这位年长者的领导。那时，科特朗茨已经决定把动物行为学当成自己的职业了，只是他决心按照自己的想法去做。

两个人之间的关系渐渐恶化，事实上，两人的关系变成了严酷的竞争—一种个性上的冲突。时至今日，这仍是荷兰科学家圈子里的传奇。科特朗茨和廷伯根争论所有的事，从最小的事（研究海鸥更好还是研究鸬鹚更好）到深刻的问题（人类心理学和动物行为学研究之间适当的交叉程度）。说实话，大多数的芥蒂都源自科特朗茨的行为，因为他在报刊上对廷伯根发表刻薄的评论，似乎是有意挑战这位资深科学家的权威，廷伯根以日益无视这名年轻傲慢的研究者作为回应。

1941年，这种对抗达到了顶点，廷伯根和他的一名研究生杰勒德•巴伦茨宣布他们发现了动物行为的一个重要的组织原则。他们主张，动物的本能形成了一种金字塔式的结构，由很多的低级本能组成的基础，支持着少数高级本能。当科特朗茨读到这个，他满心愤怒。那是他的理论！或者至少他是这样坚称的。他们的结论其实是基于一项针对掘土蜂的研究得出的，并不是科特朗茨研究的鸟类。但是他坚称他在几年前已经得出了类似的发现，还质问为什么廷伯根和巴伦茨没有感谢他的工作。

科特朗茨向廷伯根和巴伦茨抱怨此事，却没收到任何回应。其实这是有原因的。由于廷伯根口头上支持犹太同行，纳粹把他送进了一所集中营。所以，科特朗茨暂且把这个问题搁置了，但是他并没有忘记此事。相反，他一直怀恨在心。战后，他在一个会议中找到廷伯根，要求他做出回答。廷伯根没有理睬他，说他实在没力气讨论这个话题。

如果科特朗茨能放过这个问题，他的人生或许会大不一样。廷伯根在荷兰特别受欢迎，由于勇敢地反对纳粹，他被看作是整个国家的英雄。选他当敌人实在不明智，但是这并没有阻挡科特朗茨。他继续抱怨此事，而廷伯根继续无视他。

学术界都站在廷伯根一边。科特朗茨对抗的做法令他的科学家同行感到不适。当他参加会议时，他们在他背后窃窃私语：这个人一肚子火气！当心他点儿！科特朗茨发现由于自己不能表现友善，他在自己的职业领域被渐渐边缘化了。

随后，在20世纪50年代中期的某一天，科特朗茨在阿姆斯特丹动物园里闲逛时，他的目光落在了一群黑猩猩身上，他被迷住了。看着黑猩猩们在围场里乱转，这种感觉就如同他在通过一台时光机注视着人类早期的祖先。他心中想象着一群黑猩猩自由地穿过寂静多雾的非洲丛林的样子。这个环境几乎是他能想到的距离荷兰学术界政治最远的地方了，科特朗茨当即就意识到，那就是他想去的地方。

从鸬鹚转到黑猩猩，这意味着他的职业生涯的一个重大转变，但科特朗茨无法摆脱这个念头。他开始研读灵长类动物的行为，询问别人在野生环境中观察猿猴的最佳地点。最终，他下了决心，离开荷兰封闭的环境，前往广阔的非洲丛林研究黑猩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