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为生物学界见不得光的秘密

将科特朗茨的职业生涯和珍•古道尔的相比较会很有意思，后者在大约同样的时期开展了类似的研究，但很快从科学界得到了更多的称赞和尊敬。1960年，就在科特朗茨于刚果的工作进行了三个月后，古道尔抵达坦桑尼亚，在贡贝国家公园启动了一项对野生黑猩猩的研究。尽管古道尔和科特朗茨都以研究野生黑猩猩为目标，他们的研究方式却有着巨大差异。科特朗茨躲藏起来，不让黑猩猩看到自己，用可怕的物品惊吓它们，还引诱它们进行战斗。而相比之下，古道尔试图获取黑猩猩的信任和接受。她没有躲开这些猿猴，而是大方地接近它们。首先她一段距离之外坐下，被动地观察它们，使它们习惯她在场。渐渐地，她逐渐靠近野生黑猩猩。几周以后，她就坐在它们身边了，可以近距离地自然观察灵长类动物的行为。

如果给出这样的选项—一个是有魅力的年轻女性平静地与猿猴互动的诗意场面，另一个是科特朗茨制造的黑猩猩与豹子战斗的超现实画面，公众更偏爱前者也无足为奇。古道尔成了一名国际科学名人，她因为一系列讲述她工作的《国家地理》纪录片而名声大噪。

科特朗茨仍然籍籍无名，一被拿来和古道尔比较，就火冒三丈，对所有愿意聆听的人抱怨说她的工作缺乏科学上的严谨性。

在他余下的职业生涯中，他一味地任自己的不满加剧。最终，2004年，在他八十六岁时，科特朗茨组织了一场新闻发布会来发泄自己的愤怒。他吸引记者聚集到自己在阿姆斯特丹的小公寓里，承诺会揭示“一个科学谜题的结局”。记者们发现，这个谜题指的是他为什么从来没有得到他认为应当归他所有的名誉和奖项。

有两个原因促使他找到了媒体。首先，那一年他曾提出请求，在格罗宁根市举行的行为生物学欧洲大会上发言，但大会主席拒绝了他，显然是害怕他会利用这次机会指责廷伯根，而且廷伯根当时已经去世，已无法为自己辩护。科特朗茨想要对这个不公平的拒绝提出抗议。他坚称自己只不过想要对科学界做一段告别的演讲。其次，他预计的三册自传系列已经写完了第一册，但他找不到出版社。这件事同样让他觉得，这是针对他的阴谋的又一个证据。

记者们耐心地坐在他的客厅里，聆听着他罗列他遭到冒犯和侮辱的流水账。《人民报》的记者写到，外面在下暴雨，但轰鸣的雷声也没法与这位老人内心的怒火相比。“我是行为生物学界见不得光的秘密。”某一刻科特朗茨大喊道。

科特朗茨五年后去世，享年九十一岁。他直到最后都忙于写自己的回忆录，相信这终会澄清真相。也许他想象着每一行文字都像长满棘刺的金合欢树枝一样，对他所有的敌人予以狠狠的报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