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科学献身

1936年11月25日—内布拉斯加州，奥马哈。

埃德温•卡特斯基坐在自己的办公室里。他是一个三十岁出头的年轻人，五官很精致，有着深色卷曲的头发。他茫然地盯着墙上挂的镶框的学位证书，还有书架上一排排医学书籍。

几分钟后，他低头看向他面前桌上放的注射器和小瓶药水，叹了口气。

他拿起电话，拨通了这栋大楼晚间服务员的号码。当服务员拿起电话，他说：“你好，约翰。我是卡特斯基医生。我想感谢你之前上来协助我做我的项目。”他暂停等对方回答，然后继续说了下去。

“我还想让你知道我会在办公室多待一会儿。我在做一些研究。哦，我还可能会在墙上写一些笔记。我走了以后请别让任何人擦掉它们，它们相当重要。”

服务员细声细气的声音传进了他的耳朵，向他保证会照他说的做。

“我想说的就这么多……希望你明天也过个愉快的感恩节，约翰。问候你的妻子和全家……不，我大概不会有任何活动。我工作挺忙的……是的，就这些。再次谢谢你，约翰。”

卡特斯基将话筒放回话机上。几分钟里，他没有移动，专注于思考。最后他点了点头，仿佛确认自己做好的决定，然后看了一眼手表。他拿起一支笔，走到办公室的墙边，然后开始在空白的墙面上写了起来。他的笔迹粗重而稳定。

“晚上十点。我做这件事是为了更好地了解，在普鲁卡因无效时，用可卡因外敷或注射时，我们在直肠癌患者身上看到的不良反应，”

他退后了几步考虑了一下他写下的东西，然后向前倾身又补充了一行。

“这只是我为临床研究的医学和科学档案做出贡献的方式。”最后他署上了自己的名字，“卡特斯基。”

他对此感到满意，走回到桌前，拿起注射器，吸取小瓶药水中的药液。随后他卷起衬衫袖口，把针头扎进了胳膊。感觉到药液进入身体时，他咬紧了牙关。药水一注射完，他就把注射器放在桌上，拿起他的笔，回到墙边，又一次开始写。

“视线清晰—轻微耳鸣—心跳加快—有说话的冲动。”

他退后撞上了桌子。紧张地左顾右盼，什么也没看到，然后又开始在地毯上前后踱步，一边踱步一边喃喃自语：“思想很集中……轻微麻木……”

他将手臂前后摆动，就像一个人在做伸展运动一样。更多神秘的语句从他口中说出：“他们最好注意……拿到了呼吸机的使用说明……确保他们看到……”

突然，卡特斯基冲回墙边写下更多笔记：“耳鸣声加剧……爱说话……不寻常……通常一个人在乙醚的影响下会很安静……”

他突然停了下来，面部因为痛苦而扭曲，双腿弯曲着跪了下来。

“哦，上帝，”他低语着，“我得打电话给约翰。”

他继续动着嘴，试图说话，但是并没有吐出任何词语。他用左手握住自己的脖子，右手哆嗦着。颤抖沿他的胳膊蔓延到他的肩膀。他抽搐了一次，倒在地上。他的身体僵硬，面部通红，嘴巴张开着，拼命地呼吸。双眼飞快地前后扫视，寻找救援。一阵长长的、不匀的喘息声从他的喉咙中发出。随后他的整个身体开始颤动，因为剧烈、无法控制的痉挛而不停抽搐。

科学家有时是危险的职业。致命的细菌、放射性物质、危险的动物，还有有毒的化学品不过是会让研究者惹上麻烦的其中几样东西而已。一次犯错，一次不小心的事故，其结果可能是灾难性—甚至致命的。为了科学研究而死去的男人和女人的案例可以轻易地写满一本书。

大多数研究者试图将风险控制在最低程度。他们使用所有可行的预防措施。他们戴上面具和手套，通过过滤器呼吸，躲在生物防护罩后面，或者部署遥控设备。当然，在有些例子中，研究者没有用这些安全措施，而甘冒巨大甚至是愚蠢的风险。为了证明某个理论，研究者喝下危险的细菌，或者将自己暴露在放射中。

他们通常很幸运，但偶尔也会错误地估计风险，从而付出终极的代价。但即使是在这样的案例中，研究者也并非主动赴死，他们并不是在试图自杀。然而，在有些例子里，研究者恰恰想这样做。如果死亡的经历—生命渐渐逝去是什么感觉—成了一位科学家好奇的焦点，他（似乎有此追求的总是男性）满足自己兴趣的唯一办法就是自杀，或者至少是非常接近于自杀的举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