尼葛洛庞蒂来了

这个时候，幸运女神又一次来敲张朝阳的门。海南出版社出版了《数字化生存》的中译本，因此，他们想邀请这本书的作者，也就是张朝阳的天使投资人尼葛洛庞蒂访华，他们七绕八绕，找到了张朝阳。

其中的原委是这样的。1996年7月，胡泳受海南出版社委托挑选外版书。在版权公司密密麻麻的巨大书架前，胡泳不经意间抽出了一本黑白封面的书。这本书是美国未来学家、麻省理工学院数字媒体室的主任尼葛洛庞蒂写的《数字化生存》，在美国《纽约时报》的图书排行榜上连续几周都是第一。一翻之下，胡泳立即建议海南出版社出版此书，之后胡泳和妻子范海燕只花了20天的时间就完成了翻译工作，并交给了海南出版社进行出版。

胡泳祖籍湖南，生于北大荒，先后在上海、北京、瑞士接受教育。拥有互不相同的反差很大的政治学博士、新闻学硕士、管理学硕士、文学学士身份，最新的头衔是北京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的副教授。1995年，30岁的《三联生活周刊》经济部记者胡泳在清华大学朋友的办公室第一次上网，上的是水木清华论坛，中国高校中的第一个BBS。当时胡泳印象最深的一个帖子内容是一个学生放假回家看到了农村的种种不公正现象，跟来很多回帖。胡泳为此大感震惊：这么一个空间里，南到台湾、北到哈尔滨的人们，一天24小时一起讨论严肃或不严肃的问题。胡泳在一篇文章中提到当时的顿悟：“网络消除了工业化时代的两个标志，铁路与钟表”—也就是空间与时间。

胡泳后来说服《三联生活周刊》主编朱伟在1996年2月做了一期长达一万字的互联网报道，这是可靠的中国媒体关于互联网最早最深入的一组报道。后来胡泳在此基础上搜集资料，写了一本关于互联网的书，这本书于1997年出版，名为《网络为王》，卖得很好。

数字论坛的一位成员姜奇平将《数字化生存》在某种意义上比为严复所译的《天演论》，《天演论》作者赫胥黎，在西方并不是一个进化论的顶级人物，而只是一个阐释者。但因为严复的引进，《天演论》在中国产生了远比在西方大得多的影响。《数字化生存》也是这样，一本在美国的畅销书在中国却起了引爆数字革命的启蒙作用。

胡泳在翻译《数字化生存》时，直觉地感觉这将是中国人又一次企图追赶外国洋枪洋炮的焦虑之旅。《数字化生存》原来的英文书名直译是《走向数字化》或《生存在数字化之中》，在台湾被译为《数位革命》，而胡泳坚持译为《数字化生存》，其中暗含与中国人的危机感接轨，没有数字化，甚至不能生存的意思。

为了这本书，胡泳和海南出版社做了很多工作，比如书的装帧是黑白两色，非常简洁、醒目，书的封面上印有这本书最著名的一句话：计算不再与计算机有关，它决定我们的生存。 这些日后都成为出版业界的规范，不过是在这本书流行之后。

尽管做了很多的努力，尽管尼葛洛庞蒂有很好的声望，尽管这本书在美国卖得很好，尽管胡泳的翻译很到位，尽管海南出版社是当时中国最具创新意识的出版社，尽管封面在很明显的位置标注着《纽约时报》图书排行榜畅销书的字样，但《数字化生存》这本书一开始的市场表现并不好，这与当时中国的互联网还只停留在大学和技术爱好者圈子内有关，这个圈子的购买力虽然很强，但数量还是偏小。这本书要卖好，必须造势，必须让读者意识到这本书和大众的距离其实不远。

海南出版社当时负责《数字化生存》一书的项目策划叫蓝峰，这是个头脑灵活、思维敏捷的图书策划人，他想来想去，想到去找国务院信息办的高红冰。因为这本书是讲数字化的，蓝峰认为数字化是信息化的内容，于是想把这本书通过政府机构进行推广。蓝峰没有想到的是，他的这一折腾，不仅成就了《数字化生存》这样一本畅销书，更推动了一个产业在中国的落地生根。

高红冰是云南人，在北京上的大学，1988年大学毕业后先是分配到北京电子工业部下属的工厂工作，1991年，高红冰幸运地调到了电子工业部办公厅做战略研究。1995年信息化领导小组和办公室成立，高红冰义无反顾地申请要到信息办工作，信息办的最高负责人是时任国务院副总理的邹家华，高红冰是这个办公室的第三个员工。

高红冰看完《数字化生存》后觉得很有价值，值得推荐，于是就去找美国信息产业办驻华办事处的苏维洲，问有没有途径找得到尼葛洛庞蒂；苏维洲告诉高红冰，“有办法啊，尼葛洛庞蒂有一个学生张朝阳就在北京，你们可以找张朝阳”。

事情就是这样以它奇妙的方式进行着。偶然的机会，一个30多岁的女人在北京街头书摊上看到了海南出版社已经快要放弃了的《数字化生存》，她就是后来被互联网业界看做是中国互联网先驱之一的张树新，在前面的章节里，我们已经多次讲述了与张树新有关的策划故事，这次与过去两年不同的是，张树新刚在1996年10月拿到了中兴发投入的5 000万元人民币，有了钱的张树新正想折腾出更大的东西，于是提出由瀛海威出钱出人来操办邀请尼葛洛庞蒂访华的事情，她希望自己和尼葛洛庞蒂建立联系，这对瀛海威的品牌提升很有帮助。

张朝阳得知邀请尼葛洛庞蒂访华的计划后也很兴奋，他在1996年融的22.5万美元用的差不多了（这其中有尼葛洛庞蒂还没到账的2.5万美元），他正想再去找尼葛洛庞蒂和另外一个天使罗伯特。正巧，尼葛洛庞蒂本身也想趁到马来西亚的机会顺便前往中国来看看，看看是否根据情况给张朝阳的公司追加一点钱。

虽然尼葛洛庞蒂访华多少有看自己学生的意思在里面，但活动的承办者是张树新，演讲会场又安排在张树新公司旁边。张树新为这次活动倾注了大量的精力，瀛海威的总裁办和市场部投入了30个人忙活了3个月。张树新想通过自己的努力，把这个活动也做成自己的个人品牌秀。

1997年2月28日下午，尼葛洛庞蒂正式访华，出席为他专门组织的一场信息革命的报告会，尼葛洛庞蒂做演讲嘉宾。

这次报告会的规格很高，一是翻译是请张朝阳做的，当时请了一个专业翻译，但翻译得不好，不得不请张朝阳直接翻译，因为张朝阳能直接理解尼葛洛庞蒂讲话的意思和内容。二是这次报告会请了8位部长级的官员，官员总数也来了上百名。1997年的中国上下对西方还是有些顶礼膜拜的，为迎接尼葛洛庞蒂的访问，从政府到各方都很紧张，尼葛洛庞蒂的演讲报告现场会专门开过两次演练会，信息产业的几个巨头都在，连谁提问题、提什么问题都得事先安排好。那架势，不像是迎接一个国际友人，多少有些如临大敌。

尼葛洛庞蒂顶着未来学家的帽子，又是个西方人，加上政府的高度重视，另外还有各方的推动，这次活动最终大获成功，尼葛洛庞蒂也一夜之间成为中国的数字化教父。《数字化生存》也卖得不错，人们终于知道了未来世界是数字世界。两年后的1999年春天，尼葛洛庞蒂再度访华，演讲所在的中国大饭店无数人都想进去，但就是进不去。

回到1997年尼葛洛庞蒂的第一次访华，这次活动上最出风头的是张树新，她神采奕奕、精神抖擞地被其他互联网从业人员簇拥着迎接尼葛洛庞蒂的场面被很多在场的人铭记，并广泛传播。谁也不曾想到，一年后，她就远离了这个舞台的正中央。而张朝阳则是尼葛洛庞蒂访华的最直接受益者，他不仅给尼葛洛庞蒂做翻译，而且全程陪同，不断地向采访的媒体介绍自己是尼葛洛庞蒂的学生，有一张著名的照片能记录下张朝阳当时的急切心情，在那张照片中，张朝阳拼命地往张树新和尼葛洛庞蒂中间挤。在这次访华事件中，张朝阳基本没花什么钱，却尝到了市场推广和媒体炒作的甜头，之后，其无师自通，成为一名个人品牌秀大师。直到今日，张朝阳也一直牢牢地占据着媒体焦点的正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