结识徐世昌

从1876年袁世凯第一次公务员考试失败，到1879年第二次公务员考试失败，这三年中，在袁世凯身上发生了三件大事：一件是袁世凯正式独立门户，成家立业，娶妻生子，有了袁克定这个让他去世前憋气又窝火的大儿子；第二件是堂叔袁保恒去世，袁世凯靠山山倒，靠人人跑，靠水水流；第三件是结识了他一辈子的伙伴、对他以后驰骋政坛影响极大的徐世昌。

1876年底，袁世凯在老家成亲。

1878年12月，长子袁克定出生。

这是袁世凯32个子女中唯一嫡出，也是让袁世凯最不省心的主。就是他，后来为当总统的老袁办了份假报纸，伪造民意，目的是为了让老袁当皇帝，自己好当太子。

其实，袁克定这么做，有其隐秘的原因。不知道袁世凯当初给儿子取名“克定”是何意，但袁克定在父亲当大总统时，心里有一个大秘密，就是他信了自己的名字起源，与《推背图》中的话相合。《推背图》是中国古代著名政治预言书，后世之人托说是唐朝李淳风和袁天罡所著，《推背图》中第四十三象说：“始艰危，终克定。”

老袁给儿子取这个名字，大概也是给自己的安慰：开始时有些不顺，艰危，但最终事情比较圆满。

但袁克定却迷了心窍，沿着自己的名字，把老爹送上了不归路。袁克定没注意，在“始艰危，终克定”前面，还有六个字：“君非君，臣非臣。”他老爹这个“君”确实当不成了，终结在“克定”之手。《推背图》到底是很神奇的。

1877年春，新婚燕尔的袁世凯辞别妻子，回到北京袁保恒处，这个时候，袁保恒是刑部左侍郎。袁保恒有意让侄子参与官场交际以使其得到塑造和锻炼，由此，袁世凯视野大开。

1877年冬，河南大旱，袁保恒被派往河南开封赈灾，为了让袁世凯了解民间疾苦，袁保恒把他带在了身边，让他帮助处理一些事情，借以提高他的能力。

可是，就在袁世凯刚刚从丧养父和生父的悲痛与失落中缓过神来，在叔叔袁保恒这里重新找回生活优裕的感觉时，生活的不幸再一次光顾袁家。

1878年5月，本想对袁世凯继续好好调教的叔叔袁保恒，也在河南赈灾治疫时染上了流行病去世了。而此时袁保龄是李鸿章帐下的一个幕宾，后来又驻守旅顺海防，根本就靠不上。袁世凯心中最微弱的希望，就如同风中之烛般地破灭了。

袁保恒的去世，让袁家男人们的心拔凉拔凉的。因为在袁家祖孙几代中，男人没有活过60岁的。曾祖父袁耀东不足40岁而亡，袁甲三死时57岁，袁保中51岁，袁保庆48岁，袁保恒52岁。这仿佛是一个魔咒套在了袁家男人们的头上（1916年，谜底揭晓，袁世凯的寿命是57岁）。

算命先生说，袁家的风水是掌禄不掌寿，必须分家，才可能打破这一魔咒。

于是，袁世凯在继承了养父袁保庆的一笔丰厚家产后，开始自立门户。

一个人内心缺少什么，他就会炫耀什么。因此，中国人的习惯是文人爱谈兵，武将爱论诗，没钱的人爱装自己有钱。读书人论兵的时候，会争得面红耳赤，气吞山河。而武将却处处想显示自己有文化，讲话时也总爱引经据典、附庸风雅。你要是看到哪个暴发户有意无意地在大家面前显摆，那肯定是他小时候穷怕了！

所以，袁世凯的考场失意，并不妨碍他内心的文学爱好。

虽然让他念书时，他不好好念，但是当他自己独立成为一家之主时，他潜藏在体内的文学细胞又突然间激活了。

于是，他在家乡组织成立了丽泽山房和勿欺山房文社，邀请当地文人加入。袁世凯这个人天生喜好结交、仗义疏财，文社的各种费用，基本上他都包了，这样，他就成了负责人。

大家不要笑这种尚文的举动啊，曾子他老人家说过，“君子以文会友，以友辅仁”。君子以谈论文艺来与朋友相聚，再以这样的朋友来让自己走上人生的正途。这样多好啊！

而且，从袁世凯后来的从政生涯看，他对于教育的重视程度，还是相当高的。中国近代的女子学堂教育就是由他开启的，赫赫有名的山东大学、天津大学以及享有威名的保定军官学校，都与老袁有着直接的关联。

不知道袁世凯组织文社有没有“以文会友、以友辅仁”的初衷，但他确是在这里遇到了他一生的肝胆至交、后来成为民国总统的徐世昌。

徐世昌，1855年生，比袁世凯大四岁，字卜五，号菊人，出生于河南卫辉，家境贫寒。在民国政坛上，他是个学者型官员。此人阅历非常丰富，进士出身，翰林院庶吉士（这是皇权时代入阁拜相的学历资格），清末出国考察的五大臣之一，历任袁世凯新建陆军的参谋营务处总办、巡警部尚书、东三省总督、邮传部尚书、军谘大臣、国务卿、总统等职务。徐世昌足智多谋，文武全才，处世谨慎，八面玲珑，人称“水晶狐狸”，有“翰林总统”之誉，身后留下了丰富的著述（不是秘书写完后由自己署名的那种）。

关于他小时候的事，现在记录不多，但有一件事流传着，就是徐母教子的故事。徐母对儿子管教甚严，虽家境贫困，但即使典当家中物品，也要让徐世昌进私塾读书。这让乡人欷歔不已，都觉得老徐家有这样的母亲，孩子将来肯定有出息。徐世昌和他兄弟小时候，曾因一张饼而发生争抢。徐母这老太太好厉害，上前把饼夺过，扔在地上，踹个稀烂，怒骂两个儿子：不知谦让，不配吃饼。这也潜移默化地养成了徐世昌人穷志不穷的性格与追求。

徐世昌认识袁世凯之前，在当地乡里当家庭教师，养家糊口。徐世昌既当教师，又在县里当刀笔吏，但其处境仍然非常艰难和贫寒。

袁世凯遇到徐世昌的时候，大概是在1879年3月，正值徐秀才穷困落魄之际。

一天，他听说有一个叫袁世凯的人组织了文社，喜爱结交文人墨客，给学生教完课后，便也来凑凑热闹。

如果不是后来袁某人在历史上把自己名声搞臭了，袁、徐二人见面，那真可以说是引领民国开国的两大人物的会面，是“划时代”的大事件。这么说虽有些夸张，但后来他们两人都当过民国的大总统，这两巨头的第一次会面，说得大一点，也不太为过吧。而且，他们二人的联手，的确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甚至改变了风云激荡的民国史进程。

如果替老袁从心里说一句评价徐世昌的话，那就是“人生得一知己足矣”。因为他二人在后来的政坛上相互援助、性格上相互补充、生活上相互照顾，纵使达不到管仲和鲍叔牙的情谊，但也是其他人望尘莫及的。

不过此时，袁与徐之间毫无关系。很久以后，他们才知道，原来一切早有定数。一种神秘的力量在冥冥之中已做了巧妙安排。

袁、徐二人见面寒暄过后，交谈之际，二人都甚觉惊异。袁世凯看徐世昌虽然落魄，但胸藏锦绣，满腹经纶，必不能久居人下；徐世昌看袁世凯虽是富家子弟，但胸怀大志，“金鳞岂是池中物，一遇风云便化龙”，早晚是个人物。

十室之邑，必有忠士；十步之内，必有芳草。两个人是越谈越投机，越谈越对脾气，据说达到“秉烛夜谈，抵足而眠”的程度，互相敬服，成了发誓“永不相负”的换帖兄弟。

二人结为兄弟，不知有没有另外一重因素在内：袁世凯在自家兄弟中排行老四，他有个早夭的大哥叫世昌，这时他遇到徐世昌，估计心理上，首先就有了一种亲近感，所以才能脾气相投。仿佛前尘往世中的偶然相视一笑，就注定了在今世相遇的那一刻非你莫属。

二人同心，其利断金；同心之言，其臭如兰。《易经》中的话说得对极了。

都说文人相轻，自古而然，一般读书人都互相看不上眼。但能让后来的两榜进士、翰林徐世昌如此折服，袁世凯文化功底可想而知，肯定不是许多书上所描述的不学无术的纨绔子弟。

而袁世凯是怎样看待徐世昌的呢？袁在后来发达时说过：“天下翰林真能通的，我眼里只有三个半，张幼樵、徐菊人、杨莲府，算三个全人，张季直算半个。”

张幼樵，即张佩纶，李鸿章的女婿，张爱玲的爷爷。徐菊人，即徐世昌。杨莲府，即杨士骧，此人于今天的人们心目中并没有太多印象，但他曾紧随李鸿章、袁世凯之后任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李鸿章对他的才华极为欣赏，称“文字机变能应卒莫如杨君者”。张季直，即南通状元张謇，考上状元后又下海经商，近代著名的实业家，当过袁世凯的老师。

此时，徐世昌穷困潦倒到连北上应试的钱都没有，袁世凯听说后，出手就是一百两银子。

袁世凯这个人，不仅做事是大手笔，花钱也是大手笔，以后你还会多次看到他怎样花钱，确实有“千金散尽还复来”的气概，看他花钱、送礼，简直就是一个爽。

徐世昌，好风凭借力，送他上青云，先中举人，又在1886年中进士。

而袁世凯呢，两次考公务员的失败，促成了他彻底放弃从科举考试进入仕途的想法。盛怒之下，他烧毁了全部诗文，决心走出项城，寻找适合自己的出路。

说白了，就是背起行李，出去找工作。

相逢邂逅意相投，义结金兰乐得俦。此日纵然贫富别，他年功业并同优。

几年的慷慨好施，袁世凯丰厚的家产已经所剩无几。以传统的社会观念，袁世凯这种行为定被视为败家，其实不然。有的人，能花钱也能赚钱，“开源”要比“节流”厉害得多；更有的人，他要是有一百块钱，他敢一下子就花出九十九块钱铺路，这样的人，多半是个狠角儿！

袁世凯从此走上一条异常艰苦的道路,开始了他南北奔波、颠沛流离的日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