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性的悲哀

自从设立陆海军大元帅统率办事处以后，袁世凯直接把军权控制在自己手里，轻松一挪窝，就把以前陆军部的实权给收了，这样段祺瑞的大权就给置换掉了。大家可不要小看这个名称改革，每次改名，里面都有重大玄机，内行者自然能窥见里面的奥妙。

一般来说，一个国家建立初期，有功之人和自认为有功之人特别多，这样就会出现职务安排上的难题。

领导干部的工作不好安排，怎么办？

一方面可以设立更多职位，人人都给个官做，弼马温也行，管领导干部公车的，也是公务员呢；一方面可以像汉武帝“推恩令”一样，在既有的范围内，多划分一些行政区划，使各诸侯的地盘变小，这样与中央对抗的能力就减弱了。

袁世凯采取的正是后招。

袁世凯没有采取刘邦、朱元璋式的诛杀功臣，也没有像斯大林式的一波又一波肃反，避免让部下对自己恐惧，这是袁世凯的心慈之处。这样虽然暂时和睦了，但是恩主庇护式的脆弱链条一旦断开，带来的灾难将是毁灭性的。这也为袁世凯死后，各路诸侯相互纷争埋下了的伏笔。

这就像自然界的食物链一样，狮子既不能不吃狼，又不能把狼全吃光，就是要把狼控制在一定比例之内。而且，狮子在的时候，会镇得住这个局面，维持这个秩序，但狮子一旦死亡，狼立刻会泛滥成灾。

有人会问，按这个逻辑推下来，杀功臣就是对的吗？非也，非也，杀人肯定不对，但是元首确实是要通过各种理由想方设法剥夺一部分人的既得权力或既得利益，并对一把手的位置，做出明确的资格准入规定。就像美国总统选举，从理论上说，每个人都有机会，但事实上最后就那么两个人，如果几万个人在这里竞选总统，那这个国家也该完蛋了。

这个问题非常复杂，绝非几句话或几篇文章解决得了的。但总体上，从制度和人性角度来说，制度如果处理好了，可能会弘扬人性善良的一面；可是如果制度的不善与人性的另一面两个弊端相结合，那么，本源（制度）问题无法发挥应有作用的情况下，在皇权时代诛杀功臣和骄兵悍将，将可能是两害相权择其轻的一个不得已的办法。只有这样，才能以牺牲少数人来换取亿万人民的安宁和乐。

所以打天下的功臣们经常会喊：狡兔死，走狗烹。

这是制度的悲哀，也是人性的悲哀。

其实，人们一般看到的是领导的刻薄、寡恩，很少看到此举会给国家带来的稳定。

韩寒曾经指出：“无论你是什么阶级，无论你是哪个思想家，哪个政治家，哪个军事家，研究出如何获得权力的都不伟大，研究出如何限制权力的才是伟人。”

从这个角度上来说，能称得上伟人的，还真是凤毛麟角。

领导必定是有私心的，没有私心的话，自己也生存不下来；领导必定是不信任别人的，他们宁可用层层牵制、钳制和监督的办法，也绝不轻易相信任何一个人。

然而，袁世凯的失误在于，既不相信任何人，也没有及时剥夺一些可能尾大不掉的功臣的权力，更没有对其进行肉体消灭，这些人逐渐坐大，形成自己的势力范围。

本来应该忠于自己的人离心了，本来应该换掉这批人，提拔不摆老资格的新人，确保部下像狗一样忠诚自己，袁世凯却没有提拔。

从袁世凯不杀功臣的角度来说，他没忘一起打天下的兄弟；但如果从国家元首所应完成的任务来说，袁世凯的政治谋略，在此处是不及格的。不管是赵匡胤对功臣的和平解决，还是朱元璋对功臣的肉体消灭，其手段不同，其目标是一样的。从私里说，是为自己的子孙坐稳江山着想；从公处说，是为国家和人民不至于重遭动乱考虑。

像古代的刘邦、朱元璋这样心狠手辣的君主，部下对之是胆战心惊，说句错话都会吓个半死，生怕麻烦找上前来，所以在这样的恐怖中实现了江山的稳定。

而到了民国，大家有了一定的法制观念，肉体诛杀式的策略已经弱化，袁世凯没有来得及研究出一套洗脑和征心的手段，也没有用赵匡胤式的胡萝卜加大棒方式收权，只是想办法给所有功臣封个官。

如果君主凶巴巴地吃人，那部下有贼心也没贼胆；可是如果部下有贼心又有贼胆，拥兵自重，这不能不说是袁世凯作为国家元首角色的失误，他没有发挥开国之君应起的作用。

其实，一项决策不可能让所有人都感到满意。马基雅维里在《君主论》中明确指出：“一个人如果在一切事情上都想发誓以善良自持，那么，他厕身于许多不善良的人当中定会遭到毁灭。所以，一个君主如要保持自己的地位，就必须知道怎样做不良好的事情，并且必须知道视情况的需要与否使用这一手或者不使用这一手。”说白了，就是君主既要懂得行善，又要懂得作恶。

有道是，仆人眼里无伟人，说的是大家对领袖的优点缺点太熟悉了，领袖也不是事事都英明，如果有些事没做好，这些部将是看在眼里、记在心上的。

这些有功之臣，看见袁世凯起了私心，只想自己江山稳定，伤害了功臣们的利益，自然就会心存不满。

在这里，既不能鼓励袁世凯杀人，又不能鼓励功臣实现自己利益最大化，这是历史评价的两难之处。

总之一句话，袁世凯没有把不稳定的苗头给扼杀在萌芽状态，而是任其如野草般疯长。

一个农民，在自己的一亩三分地耕耘，需要把多余的苗给拔掉，以利于获得更有序、更丰满的成果。如果种了地，只除草，不间苗，那这个慈悲心肠，换来的结果，只能是一片荒芜。

芝兰当道，也是不得不除，谁让它生的不是地方。

北洋这个天下，注定是乱的。这一亩三分地，注定是没有好收成的。

如此看来，袁世凯的好心，也是办了坏事。

顺便再提一句，前文说道，袁世凯把中国传统的“郡县”制，弄成了“省道县”制，这其实是袁世凯在把权力向自己集中的同时，糅合了汉武帝的“推恩令”，把下面人的权力尽量分散，使其力量越来越弱小。

对统治者来说，这么做的初衷无可厚非，可是，政治制度构架中多了一个“道”，虽然解决了功臣的安置问题，却从此带来了国家官僚机构的骤然膨胀，增加了一大批官员。这是袁世凯所想不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