黎元洪的如意算盘

一个普通人要变坏，多半是因为他有钱了；一个政治人物变得让大家认不出来，多半是因为他有权了。

不管是金钱还是权力，都有一股极大的魔力，那就是巨大的“排他性”。

所谓“排他性”，就是人人都有最大限度地往自己手里搂钱、揽权的强烈愿望，却没有把钱和权分给他人的共享意识。

权力和利益的最大化也是，两利相权，择其重是也，只可与之共患难，不可与之共富贵是也。

所以商品经济发达的地方，民风不可能淳朴；而权力集中的地方，人与人之间钩心斗角最严重。

马克思说这是“异化”，这不仅仅是权力或金钱的异化，更是人的异化。

政治人物一旦有了权力，就要发生异化，这与他道德不道德无关，这与他是不是革命者也无关，都是权力惹的祸。

你可能对政治毫无兴趣，但政治却可能对你兴趣甚浓。这个甚浓的原因，就是掌权者要时时提防你去跟他抢权力。

所以，一旦涉足权力场，你就自然而然地成为护权者攻击的目标。你说不争权，鬼都不相信。尤其当你成为某一职位最有潜力的竞争者时，明枪暗箭就向你投掷过来了。

掌权了，排斥异己，谋取利益，这是必然发生的现象，就像小孩儿出生后找奶吃一样自然。

袁世凯和孙中山斗法，黎元洪也没闲着。

北京、南京、武汉三方，鼎足而居，心照不宣。

袁世凯是1912年3月10日当上大总统，而孙中山是4月1日正式离任。但不管是谁当一把手，黎元洪都稳稳地坐在第二把交椅上，且屁股牢牢地坐在湖北，把湖北作为他苦心经营的根据地、大本营。

那个时代，许多人还是有自知之明的，大家知道谁也对抗不了袁世凯，但守着自己的地盘自保，还是能做到的。不直接对抗老大，但你要想吃了我，也不容易，弄不好噎得你上不来气。比如阎锡山，把山西建成独立王国，连火车的铁轨都与外界的铁轨不一样宽，直到中国共产党的军队统一了大陆，阎老西才离开山西，要不然，座位上像抹了502胶一样，谁也撬不动。

当孙中山正式从临时大总统职位上退下来后，袁世凯开始采取措施建设他自己执掌的国家。和历代王朝初立时差不多，先是裁军，再是理顺体制。

在马上打天下，总不能在马上治天下吧，这就是裁军的理由。因此，不管是南京的黄兴，还是武汉的黎元洪，其军队都进行了大幅度的精减，有三分之二的革命士兵都被裁撤回乡。

既然是和平时期，大家不能动用军队，那就开始了在政府、国会中斗智斗法，大家的智商都不低。首义之区不是浪得虚名，不光是枪杆子来得快，玩政治也不慢。治天下靠的不是军队，而是要把握在政府中的发言权。黎元洪先出招了。

黎元洪打的第一张牌，瞄准了政党政治。

民国成立之后，孙中山设计了美国式的民主共和政体，民主共和政体需要的是党派竞争，这一点，孙中山自己在理论上的准备，并不是很充足，但黎元洪看出了其中的端倪。他在政治运作的过程中，渐渐悟出，在民国政坛上，政党政治将是下一步发展的方向，正是可以利用的一大工具。

孙中山离职后，各地纷纷电请孙中山莅临视察，黎元洪也不失时机地邀请孙中山到武汉访问指导，孙中山欣然前往，三足鼎立中的两个“足”开始往一块靠拢。

即使你孙中山没有这个意思，那把你的金字招牌借过来，无意中就壮大了黎元洪的声威和力量。

孙中山一行浩浩荡荡，带着儿子孙科、女儿孙琬，外加胡汉民、汪精卫、廖仲恺夫妇、章士钊夫妇，以及刚从美国学成归来、自己多年老友宋耀如的掌上千金、年轻貌美的英文秘书宋蔼龄女士（孙中山后来的大姨姐）。到达武汉后，武汉三镇张灯结彩，万人空巷，欢迎共和伟人。黎元洪盛赞孙中山的功成身退是尧舜之风，孙中山也推崇黎元洪是民国第一伟人。

政治上的访问，可不是观光旅游，也绝不是没有目的，这代表着南方革命阵营的积极靠近。黎元洪没有浪费这次会见，他的周围开始聚拢一批小党派、小团体。人群的汇聚，必然意味着要发生一些事情。

5月9日，立宪派的统一党、民国公会、国民协进会、民社等组织在上海合并，成立了共和党。共和党推举黎元洪为理事长，张謇、章炳麟等人为理事。

小的党派与团体的聚合，为下一步在政坛上争取发言权奠定基础。

黎元洪打出的第二张牌，是军民分治。

共和党的成立，引起了袁世凯的高度关注，他非常清楚黎元洪的目的，并开始研究自己的应对之道。

紧接着，黎元洪发出关于“军民分治”的电文，锋芒直指民国建立之后枪杆子把持政权、军政合一、拥兵自重等不正常现象。黎元洪痛陈军人干政的十大危害，嚣张自雄、横征暴敛、蹂躏地方、形同藩镇等，主张必须实行军民分治，并表示将以湖北首先实行军民分治为天下之表率。

黎元洪指出的这些现象，都非常切合时弊，解决之道也比较中肯。对于一个国家来说，这些问题都确实是必须解决的大问题。无论在任何国家，每当有一项制度出台，你只要反向回溯一下，就会发现，创立制度的人，都有着他自身隐秘的考虑。

任何一个朝代开辟，或者国家初立之时，统治者基本上都是军人出身的干部占大多数，如果想把军人悄悄排挤出政治格局，一般都是采用以文制武的方法，这个思路一转换，其实就是“军民分治”。

黎元洪想出的这个办法，其实质，是针对文学社和共进会干部在湖北军政府的权力分配而言的。起义之后的革命党人，肯定是集中在军事部门的居多，如果想避免军人干政，实行“军民分治”是最好的办法，这可以在制度上，一刀就把文学社、共进会、同盟会的革命党人的权力割去一半，甚至一大半。

黎元洪虽然在军政府上层中把文学社和共进会的人排挤了不少，但中下层职位仍然由革命党人占着不少位置，实行“军民分治”，就可以从制度上给自己人留出更多的职位和机会。改“军政府”为“民政府”，是以政治经验为用人的首要原则，革命时期的功劳可以排在其次的位置，因为这是国家需要。

革命是国家需要，建设同样是国家需要；用你是国家需要，不用你还是国家需要。

袁世凯的眼睛突然发现了黎元洪的精妙招法。此招绝对不俗，一招看似质朴无华的招式，却蕴藏着72般变化。

袁世凯暗自拍案叫绝。此法一用，将会解决自己一直思考的大难题。

1912年6月中旬，袁世凯派特使到武汉，支持黎元洪在湖北发起实行的“军民分治”，并对他提出了进一步的政治要求，那就是倡议全国实行。

７月１日，黎元洪正式通电各省，倡议实行“军民分治”，即都督专管军事，另由“中央”派民政长治理民政。

这个双首长制，既解决了一批封疆大吏的“省部级”领导职务问题，又分化了地方的权力，强化了中央的控制，一举三得。

不过，黎元洪对袁世凯的支持虽然带动了多数省份实行军民分治，还是引起了一些人对袁世凯的警觉。当袁世凯派民政长到江西的时候，江西都督李烈钧所部坚决拒绝，江西全省不仅态度坚决，还做好了动武的必要准备，中央所派的民政长最终也没能到江西上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