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路运动

就在形势乱成花果山一样的时候，亲爱的摄政王同志又在这个不恰当的时候使出了一记“绝杀”的怪招：铁路国有！民众的情绪终于如火山爆发一般喷涌而出了。

这件事的严重性，通俗地说，就是载沣设咨议局把权力分给了各省，然后本着公平竞争的精神，放着裁判员不当，非要以运动员的身份穿着短裤背心赤膊上阵，和各省抢利益。老百姓很不耐烦地一脚把这位运动员踹得嗷嗷直叫。

近代中国人对西洋的玩意一直采取拒斥态度。1880年，李鸿章费了九牛二虎之力，终于争取到修建从唐山到胥各庄(唐山丰南的一个镇)铁路的权利。但是，中国第一条铁路修成后，却被人说机车直驶，会震动东陵的龙脉，只得改用驴和马来拉着沉重的铁皮，蹒跚地行走在铁“马”路上。

1894年甲午战争和1900年庚子事变后，铁路开始逐渐被人重视起来。

清末的铁路政策大体上经历了合股官办（国家筹集资金）、商办与路权国有这三个阶段。

但是，晚清因为巨额的赔款，国家财政早已亏空，即使是国家筹集资金，也不足以应付铁路的修建。没办法，只得向外国借款。可这样一来，就产生了中国铁路权利严重流失、受外控制等问题。在这种情况下，清政府便鼓励民间投资和有实力的商人集资来修建铁路。

要实现商办铁路，就必须收回由外国公司发行的铁路股票，于是，这就出现了“收回路权”运动。始料未及的是，在洋人的宰割下，这种收回路权付出的代价是相当大的。

然而，轰轰烈烈的收回路权运动，多数是出于激进的民族主义情绪，而要想真正修建铁路，民间筹集的资金数额是远远不够的，人才和技术也非常缺乏，加上各商办的铁路都各自为政，根本无法有效协调。更要命的是，商人永远是以利为先，他们忽悠民众的目的是为了让铁路给自己带来巨大利益。人民是没有能力控制铁路的，只有有钱人才能控制。

这种局面到了1908年的时候，已经非常严重。互相扯皮式的铁路修建，使中国的铁路建设大大滞后，“半拉子工程”“豆腐渣工程”也时有出现，这与清末新政改革的初衷相背离。

清政府认为，如果这样下去，国家的铁路和交通建设就会越来越落后。于是，朝廷开始考虑铁路应该收归国有的策略，由国家出面，从整体上规划，从全局上考虑，修建适合国家和民众需要的铁路网。但是，因为政府没钱，必须要向西方借钱，还要聘请西方技术人员，这样又怕铁路权利受西方控制，朝廷是进退两难。

从当时世界各国的实际情况来看，铁路国有也是各国通例，单纯从政策角度来看，这应该是一项不错的措施。

几经考虑之后，清政府决定实行铁路国有政策。

但是做任何事、出台任何政策，都要讲求时机和火候。清政府忽略了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就是铁路国有政策的提出，发生在人民对政府的信任产生严重危机之时；而摄政王上台以来的一连串用人之道，使人们宁可相信铁路国有是摄政王“与朝争权”“与民争利”的私心作怪，绝对联想不到他还有什么好心；没有妥善地协调好各种关系，没有用钱来弥补商办铁路的损失，直接动用权力大大咧咧地宣布“国有”，实在是一招臭棋；这个时候，各省都设立了维护各地方利益的机构咨议局，从法理上，地方已经具备了足够抗衡中央的舆论工具和权力工具。

今天，当我们回头看这段历史时，我们发现，摄政王载沣的各项新政措施，简直就是把所有的有利条件全交到对方手里，自己再从容地挖个坑，乐颠颠地抱着自己的皇帝儿子往里跳。真不知道应该用“坑爹”来形容呢？还是用“坑儿子”来形容？

1909年6月6日，张之洞代表清朝政府与美、英、德、法四国银行签订了借款合同，总计借款550万英镑，利息五厘，准备修建湖广境内的粤汉和川汉铁路。

张之洞担任过多年的湖广总督，在任期间留下了不错的政绩，颇得湖广官民的信任，在朝廷中也是元老级的人物。因此，由张之洞出面，对粤汉和川汉铁路进行国有化改造与修建，在正常情况下本应该是顺理成章的事，但没有想到的是，这一举措引起了相关咨议局和民间铁路会的激烈反弹。就在铁路国有事宜搁置下来、大家互相协商的时候，1909年10月，在民间有着较高威望的张之洞却病逝了。

朝廷内部再也没有能让士绅、百姓依赖和信服之人。剩下的全是少年权贵，只会争权夺利、只会当官、不会做好事。

借给清政府巨额钱款的各国银行，生怕这笔买卖做不成，联合起来向清政府施压，要求政府履行承诺，否则就是违约。

就在清政府在铁路政策上犹豫不决、既怕民间的强烈反抗又怕列强的讹诈干涉的时候，1910年7月，一位叫盛宣怀的坚定主张铁路国有的官员接任了邮传部尚书。他从非常专业的角度，向摄政王阐述了铁路由民间商办带来的一系列弊端，诸如互相推诿、争权夺利、空喊爱国实则误国等，让本来对此一窍不通的摄政王都听得明明白白。他终于下定决心，一改自己以前优柔寡断的形象，决定铁路必须国有，责成邮传部、度支部和外务部一起把这件事办好。

与此同时，一个叫石长信的人又想出了一个聪明的办法，让摄政王加速了铁路国有的步伐。石长信提出，应该把全国铁路划分为“干线”和“支线”两种类型，主干线由政府兴办，各支线由各地绅商集股兴办。

这个“抓大放小”的主意太好了，纠缠在摄政王头脑中快两年的事，一下子茅塞顿开。

蝎子教徒弟——就这么着（蜇）了！杀猪砍屁股——定（腚）下来啦！

很快，清政府宣布，按照干、支分开的办法，干线实行铁路国有政策，支线由商民量力酌行。

紧接着，由盛宣怀出面，与英、法、美、德的银行团缔结了借款合同。

而对四川的铁路，让民众最不能接受的要命一招是：四川川汉铁路公司的资金一律由政府换发国家铁路股票，不退还现款！这不是用空头支票、用国家的废纸来换百姓的血汗钱吗？

1911年5月，本来是商办的川汉铁路被宣布为国有的上谕到达了成都，立即引起一番激烈的争论。争论的结果是，以青年学生和下层士绅为主的激进派战胜了温和派，他们把向洋人借款修路视为丧权辱国的卖国契约，各家报纸纷纷加以评论，普通民众的反抗情绪被迅速点燃。群众提出“杀盛宣怀以谢天下”“路存与存，路亡与亡”的口号，形势到了剑拔弩张、一触即发的程度。

四川护理总督王人文深切地感受到民众的激烈对抗情绪，两次上书朝廷，请求暂缓实行铁路国有，两次被驳回。

摄政王终于硬气了一回。

被史学界称为“屠夫”的赵尔丰就任四川总督后，也发现形势的严峻，他也上书请求再考虑一下铁路国有的政策，能不能别这么急，老百姓的情绪有点儿不对头。

摄政王严厉地责问了赵尔丰，朝廷派你去是干什么的，连群体性事件都处理不了，要你有何用？责令赵尔丰立即解散群众，切实镇压。

摄政王又硬气了一把。

赵尔丰，载沣，“丰”上加“沣”，这把火想不烧旺都难！

一品大员被逼无奈，只能忠实地执行清廷的旨意。赵尔丰召集各营军官训话，部署弹压保路风潮。9月6日，他以到督署看邮传部电报为由，将应约而来的咨议局议长蒲殿俊、罗纶等9人诱捕。

消息传出，群情激愤，保路同志会组织大批民众到督署前请愿，要求释放蒲殿俊等人，遭到卫兵排枪的射击，造成震惊全国的“成都血案”。

四川各地群众揭竿而起，围攻成都，局面已经完全失控。

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惧之。

如果没有咨议局煽动情绪，群体性事件不会如此成气候。

这个时候，保路运动“风起云涌”！

20日，朝廷令端方率湖北新军第八镇第十六协第三十一标及三十二标一部，即率领两个团的新军，经宜昌进四川前来镇压。

这正是，天下已治而蜀未治，天下未乱而蜀先乱。

有“九省通衢”之称的武汉兵力骤然空虚，就像高手较量时，一方的软肋露出来、等着对方来捅一样，就像少年郭靖用小刀扎进“铜尸”陈玄风的肚脐眼儿那样简单……

恰恰就是在这个时间、这个地点出了大事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