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所先后，则近道矣

有人问：摄政王变革之前，调动人民的积极性，不是很好吗？

这是一个非常复杂的问题。

简单说来，可以这样理解：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有什么样的经济和社会状况，就会有什么样的民众意识。

在经济基础没有任何发展、政治制度没有做好任何准备的时候，立宪思潮不加控制地传播流行，只能使多数人认识“立宪”这两个字，却对于实行立宪的步骤完全不知道，对于立宪的好处也只停留在理想状态下，或者说是一个观念中设想出来的那么个立宪形象。

立宪好啊，立宪好啊，我们立宪吧，我们立宪吧。在多数人心中，不管是统治者还是民众，都认为立宪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真理，是别人成功后我们拿过来就能用的宝贵经验。

可是，谁也不知道立宪需要具备哪些因素，怎么进行，达到什么目标。尤其严重的是，统治者不明白自己国家的国情，不明白立宪需要什么样的社会支撑条件。只看人家楼盖得高，没看到人家的地基有多深。

立宪，是法治；法治，是协商对话式而不是暴力权力式的处理问题，是按规则办事；协商、规则，必须要在商品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人们之间的交易和交往有了约定俗成的规则时才可有效实现。然而，整个清朝闭关锁国，资本主义发展刚露出那么一点点嫩芽，就被掐死了。没有商品经济和市场交换的长期运行，却想用资本主义世界的成型制度来引领中国，这就是当时清政府立宪必然失败的原因。包括后来辛亥革命成功后，革命派在中国理想地设计的一套美国式的民主共和制，与此理同出一辙。

所以，人们的立宪热情是盲目的热情，人们的政治参与是盲目的参与，统治者的新政改革是盲目的改革。整个大清上上下下就像一群无头苍蝇一样，左冲右撞。

从政治学上来说，政治体制改革是要有顺序的，一般来说，特别是后发展的国家在追求现代化的改革目标时，必须要按照这个顺序来进行：

要用强有力的权威、实现制度化，再在法律框架下有序地组织大家实现政治参与，然后才能稳步地向改革目标前进。与此同时，大力发展商品经济和市场经济，逐渐影响社会和人们的生活、心理。

后发展国家和地区能够成功实现现代化，多是走此路径。

德国俾斯麦，采用铁血政策，进行德国的体制设计，把德国强力拉进现代化阵营。

日本的明治天皇，也是采取和德国一样的路数，在德川庆喜还政天皇、天皇大权独揽的情况下，强力推进维新。

俄国彼得大帝，通过专制手段，强拽着整个国家进入现代化。马克思说“彼得大帝用野蛮制服了俄国的野蛮”。

韩国朴正熙，发动军事政变后，当了十七年总统，运用自己的权威和掌握的军事力量，进行国家的各项设计，用刺刀架着、鞭子抽着，把韩国驱上现代化的轨道。

在中国台湾，蒋经国有一句广被传诵的名言：“我知道我是专制者，但我会是最后一位——我以专制来结束专制。”也是先专制，再稳步进行法律的制度构架，最后再实行选举，开放党禁、报禁。

然而，在清王朝风雨飘摇之际，慈禧太后为了一己之私，选了一个最不该选的人当皇帝，把权力交给了最不该给的载沣。这就像是一个重病患者被推入急诊室，在最需要一个医术极为高超的医生的时候，却被交给一个在医校还没毕业的实习生来处理。萧功秦教授称其为“急诊室效应”。

这个实习医生虽然医术不高，但胆子还挺大，上手就在病人的肚子上刷刷划了两刀。二把刀的功夫一施展，最终的结果就是济公活佛出现也救不了这个人了。

《大学》中说：“物有本末，事有终始。知所先后，则近道矣！”

没有任何权威的载沣采取了与政治学上的顺序正好相反的步骤：先把立宪情绪忽悠起来了，再进行自己头脑中的制度设计，然后想在出成绩时确立自己的权威。而对于经济和社会发展，他头脑中根本就没有任何概念。

政治学大师亨廷顿曾给出一个公式：政治参与÷政治制度化=政治动乱。意思就是说，政治参与越高（被改革口号忽悠起来的人越多），政治制度化程度越低，政治动乱和暴乱的机会就更大（在这个公式中，只有分母越大，得出的商值、动乱的机会才会越小）。因为新政改革的政策像炸坝一样轰开了“井喷”式的、“蜂拥”而上的、乌合之众的参与热情，长期甚至是帝制千年以来下层群众被压抑的情绪一下子释放出来，这些人会提出大量不同的政治诉求。然而，政府是根本不可能在短时期内满足与应对这些诉求的，于是，民众的“挫折感”会越来越深。民众在这股热情得不到回应的情况下，就会走上对政府强烈不满的道路。就像是一股来势凶猛的洪水，没有合适的渠道，一下子涌上田地、涌上村庄，冲走了千千万万在岸边的人。

实行改革之后，还有一个逻辑链条，如果控制不好，就会酿成灾难，那就是：改革初期，新体制尚未确立，腐败出现的概率就会增大；腐败增多，人们就会不满，为了平息人们的不满，统治者就会寄希望于加速改革，希望使国家快点步入正轨，以为这样就会免于腐败；而不管政府如何加速，体制的变化总是落后于人们日益提高的期望，人们的不满就会更加强烈。

这就是摄政王的新政改革会越来越快的原因，因为他引起了上层、中层与下层对立宪的期望。

立宪派人士自从甲午战争以来就极力鼓吹立宪，希望早日立宪，早点使国家走出困境，达到像日本一样强大的目标。这些社会精英观念中的立宪，其完美程度要远远超过现实的立宪，因此他们认为国家步伐太慢，快啊，快啊，要不然就被开除球籍了。

有一部分地方督抚是习惯于迎合上面政策的，你说新政，我绝不喊旧政，紧跟！另一部分人是真的想立宪，因为他们是站在社会的第一线，深切地感受到国家所处的危险环境。

普通民众被立宪风潮鼓动起来之后，眼见着帝国主义国家瓜分中国的程度日益加深，日本渗透东北，俄国渗透蒙古，英国进入西藏，法国进入越南，各种危机使普通人倍感焦虑。既然你们都考察了，立宪能强国，那还等什么呀。你们改革这么慢，是不是仍然想权力握在一个人手里呀？

从我们今天的视角回头来看那段历史，我们还可以得出一个结论：清末社会各阶层的人对新政改革的预期，是根据国家面临的危机程度决定的。人们的危机感越强，越想加速改革。

然而，不论是从改革的理论还是从改革的实践来看，当社会矛盾尖锐的时候，政治改革的速度越快，就越会导致政治参与的大爆炸，国家面临的危险便会成倍增加。载沣自己按照书本的配方，以为制造了黑芝麻糊，却不知那黑乎乎的一团是上万吨TNT。

小牛犊扑麻雀——心灵、身子笨。

因此局势的发展，远远超过了摄政王载沣所能驾驭的范畴。

此前，在政治强人慈禧的威权控制下，局面尚说得过去。可是，在慈禧太后归天之后，大清朝就像失去控制的马车，已经停不下来了，快马拉破车，跌跌撞撞地全速向前冲去，遇到悬崖或山涧才能真正停下来。

清王朝就是这样废在了载沣的手里的。

庸医害死人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