帝制的舆论准备

中国人非常重视“名”，也就是《论语》中说的“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 以此为滥觞，重“名”之风气延伸到中国社会的方方面面、角角落落。

涉及国家层面的改制之大事，怎么能不重名？怎么能不重舆论铺垫呢？

筹安会便是在袁世凯欲改共和为君宪之前，为制造舆论而成立的政治团体。他们打着“学术团体”的招牌，宣称其宗旨是“筹一国之治安”，“研究君主、民主国体何者适于中国”。

1915年下半年，袁世凯加快了君宪制的步伐，8月授意其亲信杨度出面，拉拢孙毓筠、严复、刘师培、李燮和、胡瑛等所谓“六君子”在北京石驸马大街发起组成筹安会。8月23日发表成立宣言，并决定以杨度、孙毓筠任正副理事长，其余4人为理事。

筹安会宣言指出：

我国辛亥革命时，中国人民激于情感。但除种族之障碍，未计政治之进行，仓卒之中，制定共和国体，于国情之适否？不及三思，一议既倡，莫敢非难；深识之士虽明知隐患方长，而不得不委曲附从，以免一时危亡之祸。故自清室逊位，民国创始绝续之际，以至临时政府、正式政府递嬗之交，国家所历之危险，人民所感之痛苦，举国上下皆能言之，长此不图，祸将无已。

如果抛开意识形态色彩，且不管是否为袁世凯称帝做舆论准备，单单从理论上看，这几句的分析，还算是中肯。辛亥革命成立时，确实是仓促之间定的国体，对于共和是不是适合中国国情，确实没有仔细研究过。不过这里不是讨论谁对谁错的事，只是简略描述一下这段历史。

筹安会“六君子”，都是赫赫有名的人物。

杨度，湖南湘潭人，科举考试时的榜眼，民国立宪理论专家，此时忠心追随袁世凯。杨度的才能和梁启超相仿，二人都是文采飞扬，理论深厚。梁启超写《少年中国说》，杨度就写《少年湖南说》，里面有句“若道中华国果亡，除非湖南人尽死”。只是梁启超倾向共和，杨度推崇君宪。杨度虽然思想复杂，但一生追求救国救民真理，后来在周恩来介绍下秘密加入中国共产党。

孙毓筠，安徽寿州人，大学士孙家鼐的侄孙，本是同盟会的会员，二次革命后与国民党断绝了关系，倒向袁世凯。

胡瑛，湖南桃源人，宋教仁的同乡，杨度的好朋友。曾参与刺杀清末出洋五大臣，入过同盟会。同孙毓筠一样，也追随了袁世凯。

刘师培，江苏仪征人，与章太炎一起创立过光复会，著名的国学大师，著有《国学发微》《清末学术史》等。为了袁世凯的君宪制，他曾发表《国情论》等文章，为鼓吹君宪开路。

李燮和，湖南安化人，先后加入过光复会和同盟会，他一生中最辉煌的业绩，就是推动辛亥革命中上海和南京的光复，在此前后曾五任总司令，为辛亥革命在江南的胜利建立了殊勋。宋教仁案件发生后，李南北调和，后被杨度收罗。

严复，福建侯官人，以福州船政学堂第一名身份被送往英国学习海军，与日本首相伊藤博文是同学。他在英国钻研西方政治学理论，学贯中西，致力把西洋文化翻译介绍到中国。民国成立后，他任京师大学堂的监督。杨度为袁世凯研究君主立宪问题，严复稀里糊涂地进入了这个政体研究会。

另外，还有两个外国人，美国的古德诺和日本的有贺长雄，是袁世凯的政治顾问，也是坚定支持君宪制的人物。

古德诺，享誉世界的国体、政体问题研究专家，曾任约翰·霍普金斯大学校长，先后教授行政法、历史和政治学，是美国政治学会的主要创建人。其成名作是《比较行政法》，该书被译成世界各国语言，使古德诺称誉全世界。这本书直到今天还在网上热卖。1900年的《政治与行政》是古德诺的另一部代表作，本书被称为美国行政学的第一本专著，与伍德罗·威尔逊的《行政学之研究》一文并称为美国行政学的开山之作。他在代表作《政治与行政》中，率先系统阐述了政治与行政分离理论，认为政治是表示国家意志的领域，行政是实现国家意志的方法和技术，行政不应受政治权宜措施及政党因素的影响。

有贺长雄，东京帝国大学文学部毕业，法学博士、文学博士；先后任日本陆军大学校、海军大学校、东京帝国大学、庆应义塾大学、早稻田大学等校教授，主讲宪法及国际法，是当时世界一流的国际法专家。在中国清末留学日本热潮中，他是很多中国青年的老师。1913年3月起出任中华民国政府法律顾问，经历袁世凯、黎元洪、冯国璋、徐世昌四任大总统。

筹安会的成立，是舆论工作的组织准备；筹安会六君子，是人才准备。接下来，便是这些知识分子拿出实际研究成果的时候了。这里面最出名的，是古德诺的《共和与君主论》，杨度的《君宪救国论》。

远方的和尚会念经，先介绍洋才子古德诺的主要观点。

第一，不论是君主还是共和政体，都应出于本国历史和习惯，与社会经济状况一致，社会才能安定下来。“盖无论其为君主或为共和，往往非由于人力，其于本国之历史习惯，与夫社会经济之情状，必有其相宜者，而国体乃定。假其不宜，则虽定于一时，而不久必复以其他之相宜之国体代之。此必然之理也。”

第二，考察世界历史，尤其是法国从专制改为共和的历程，纷繁扰攘，打得不可开交。但法国毕竟百年中厉行教育，民智已开，共和之体尚且如此困难。

第三，中国数千年来一直是君主独裁，国民教育缺失，中国无政治研究的能力，且专制向共和转得过快。“四年以前，由专制一变而为共和，此诚太骤之举动，难望有良好之结果者也。向使满清非异族之君主，为人民所久欲推翻者，则当日最善之策，莫如保存君位，而渐引之于立宪政治。”

这些思想，当然是最符合袁世凯改共和为君宪的心思了。

袁世凯很是高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