换位思考

思考之二：内阁制与总统制的冲突

把原来美国式的总统负责制改为法国式的责任内阁制，这是要新上任的袁世凯总统做“虚君”，架空国家元首的权力。

临时参议院设计的这套混合内阁制，比总统制还不适合中国，实权集中在“二把手”的手里，“一把手”没有权力，成了橡皮图章，对于习惯了皇权一言九鼎、领导权威重于一切的两千年专制帝国来说，这个设计势必引起一把手最强烈反弹和最激烈反击。因为，大权旁落和架空这两个词，对于中国的领导者来说，简直就是傀儡无能的同义语。

中国两千多年里产生的四百多个皇帝中，除了亡国之君、天生就有智力的缺陷及继位时是儿童，有几个是虚君呢？而开国之君都是雄才大略，让他们当虚君可能吗？别说是一个国家，就是一个小小的单位，如果出现这种情况，都会打它个头破血流。

政治学大师亨廷顿在《变革社会中的政治秩序》中有过这样的论述：

不能想象，一个厉行现代化的君主——他曾竭力集中权力，不顾顽固派的强烈反对强行改革——会放弃自己的权力，自愿去充当摆设而没有实权。他会很自然地认为，他对于国家的秩序、统一和进步是必不可少的，没有他，似乎其臣民就会迷失方向。

任何一个厉行现代化的君主都可能具有同样强烈的父亲般的情感。

所以说，这里既不是怀疑孙中山救国理想的赤诚，也丝毫不怀疑政治实践的残酷。出现这种情况，既是人性的必然，也是政治发展的必然。

换个角度来说，在皇权时代（包括皇权向民治转型的时代），只有皇帝有绝对的权力，才能镇住下面的封疆大吏使其不敢为所欲为，否则这些人就鱼肉人民。这就是马基雅维里说的，君主既要是狐狸，又要是狮子，有绝对的权威。下面的官员腐败时，谁来镇住他们？只有中央的权力直接插手才可以！中国历史上的汉武大帝、唐太宗李世民、康熙大帝、雍正皇帝、乾隆皇帝等，哪个不是有绝对权力？你冷不丁地让他们不掌权，就像兔子向老虎讲不要专横、要让兔子们也分点权力一样。

“朕即国家”，延伸下去，“老子的话就是法”，“这个地方就我说了算”，再延伸下去，“此山是我开，此树是我栽，要想从此过，留下买路财”，再通俗点说，与“这个家就我说了算，我揍你个小兔崽子，让你顶嘴”等的逻辑结构是一样的。

乌鸦落在猪身上，谁也别笑谁黑。

袁世凯要是三岁小儿溥仪也就算了，可他偏偏是一代枭雄，甚至可以说是那个时代的龙头老大。他不冲破这套制度是不可能的。

在当时的权力场上，谁要是给领导身边硬性地安排个秘书，那都是犯了官场之大忌，坏了道上的规矩。

更何况，孙中山当临时大总统时，没有实行内阁制；孙中山从临时总统位置上退下来了，临时调整为内阁制，这内外有别的两种做法，明显是给袁世凯穿小鞋。

如果把你换作袁世凯，你会乖乖地接受吗？

在政治斗争中，既要把对手做绝，又不能做绝，这分别对应着两种不同的情况。在不能做绝的时候，就如《菜根谭》中说，径路窄处，留一步与人行；滋味浓时，减三分让人尝。咸鱼也能翻身，煮熟的鸭子都可能飞了，你不知道对手的底牌多大，对手的靠山是谁，在没有把握和机会置对手于死地的时候，一定在表面上要和气。把对手做绝，是政治斗争的关键时刻，你握有了绝对的把握，以狮子搏兔、君临天下的态度，让对手再也不能有翻身的机会。否则，打蛇不死，反被蛇咬。

袁世凯在车、马、炮、象、士、兵全在的情况下，你想一招将死他，要么是老天爷帮你，要么就是你痴人说梦。然而，一旦没有可能将死对手，反让自己的王牌亮出来，你就再也没有牌可打了，只能武力解决。

而且，从《临时约法》的规定来看，对于总统权力的限制，远远超过了英、法国家的内阁制。《临时约法》规定各部长名单事先都得提交参议院，征得其同意后方可任命，参议院永不被解散等。

在老虎还没有被驯服，甚至没有被驯的时候，人们就充满无限期望地说：老虎啊，你来笼子里吧，你看，我给你设计的笼子有多漂亮！还是从美国进口来的呢!

老虎摇摇头，我不进去，你慢慢享用吧。

人们于是乎大骂：你这个禽兽，你这个没人性的东西……

真的不知道，是应该为人的天真感到悲哀呢？还是为老虎的不驯服而感到悲哀？

在政治较量时，手中的武器始终是柄双刃剑，在进攻的时候，要把各种可能条件全部考虑清楚，你认为自己出的是绝杀，但在你的对手面前，却可能会被轻松化解，这个时候，就要有足够的防护力。如果没有免疫力和防护力，却拼尽全身之力上手就要一招制敌，你极可能被反弹回来的刀剑所伤，你的优势也就成了你最大的劣势！

思考之三：美国法律和制度是“O型血”吗？是万能输血者吗？放之四海而皆准吗？

如果结合具体国情再来思考，一部本应非常先进、领先时代意识潮流的约法，到底适不适合中国的土壤？要回答这个问题可能比较难，我们毕竟远离了当时的历史现场，子非鱼，焉知鱼之乐？我们不是民国中人，怎么知道约法到底适不适合民国？因此，后来许多史家一直在思考、反复追问另一个问题：美国的民主共和制适合今天的中国吗？

退一步思考，即使美国宪法是万能血型，而临时政府又加进了“内阁制”这个法国式的体制构架，这又多了一种血型输入了中国。我们虽然不知道中国应该是什么血型，测不出来，但是，大致会知道应该与美国、法国的不太一样吧？

1789年的法国革命受到1776年美国革命的直接影响，因此革命者想一步到位，“咔嚓”一下把国王推向断头台，实行民主共和。从此以后，大家大打出手，拿破仑很快称帝。1848年法国革命再起，建立第二共和国，拿破仑的侄子再称帝。1870年法国又革命，建立第三共和国。法国81年间就是这么打过来的。

如此看来，制度如何安排，对于国家和社会稳定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古希腊历史学家、苏格拉底的弟子色诺芬在《苏格拉底回忆录》中说过一句话：“一切事物，对它们所适合的东西来说，都是既美而又好的，而对于它们所不适合的东西，则是既丑而又不好。”奥古斯丁更是指出：美在适宜，如鞋子适合于双足。

适不适合呢？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但答案只会有一个。

思考之四：到底是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还是用上层建筑来扭转经济基础？

唐德刚先生非常直接地指出了宪法运行的社会基础问题：两千年帝王专制的政治传统，决然不能转变于旦夕之间。因此，袁世凯难以做个真正的民主大总统，因为他本人无此智慧条件，他所处的国家也没有实行民治的社会基础。

唐德刚先生指出的社会基础问题，就像在新中国刚成立的时候，实现不了共产主义一样。在中华民国刚成立的时候，不可能运行得了美国式的民主共和制。其实这也就是马克思早就提出的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而不是用上层建筑来扭转经济基础。

马克思说“一定的现象必然由当时存在的关系所引起”，当这种关系和条件不具备时，“即使需要它，它也不能产生”。确为经典至论。

此二者的关系，大家从小就烂熟于胸，在此就不多费笔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