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世凯和老太太一起变革

《易经》告诉我们，君子有智不如乘势。

袁世凯能够在直督任上干得有声有色，风生水起，也恰好是国家的大形势所致。这一时期，正是所谓的“清末新政”时期。

经过八国联军这一场仗，慈禧老太太终于清醒了过来。经过八国联军进北京这番祸害，加上自己在民间的所见所闻，她终于有所触动，认为不改革的确是不行了，不主动变革就极有可能被变革。江山一旦垮了，自己就真的会像一个普通民妇一样东奔西窜了。

看来啊，小至一人，大至一国，只有从自身经历的挫折和错误中，才能真正吸取经验教训。古人说的“吃一堑，长一智”，的确是至理名言。而在其他时候，只要不是亲身经历过，就根本引不起共鸣和兴趣，你告诉他多少东西都是耳旁风，还嫌你唠叨。

以写《历史研究》闻名于世的汤因比大师的话非常精辟：人类从历史中学到的唯一教训，就是人类没有从历史中学到任何教训。再继续解释一下就是：人们只有自己撞墙，才能明白别人的好话。

在皇帝下“罪己诏”，公开承认有愧于祖宗和黎民众托之后，太后宣布实行新政。一把手敢于承认错误，人家态度还是相当不错的。

清末新政所采取的措施，基本上就是把被扼杀的戊戌变法措施重新恢复一下，开国会、畅言论、废科举、行立宪，由此又重新启动了政体改革的航程。

经常有人说清末是假新政、假立宪，实质是为巩固统治，这种说法其实是没有道理的，是带着偏见来看问题的。

新政是不错的，立宪是搞的，加强统治也是必然的，没有谁的改革目的是为了使政治混乱。从当权者来说，一致而百虑，同归而殊途，形式为内容服务，不论如何变换管理方式，最终目的肯定是为了更好地统治和治理，这不是必然的吗？

而且，新政的实施，已经一改传统死气沉沉的样子了；清末人们的自由程度，远远超过我们在书本中所见到的情景。

更重要的是，就慈禧太后本人来说，中国自秦始皇以来，作为最高统治者，敢于突破祖宗成法，主张改革，尤其是改变国体，从君主专制初步实行君主立宪的，她是第一人。况且慈禧也没有像吕后那样，在刘邦死后于朝中大量安置家人当官，没有形成以往历代形成的外戚干政。清末新政举措所迈出的步子，也是非常大的。

再举个例子，就更明白老太太的思想转变和突破祖宗成法的力度和勇气了。顺治五年（1648），清军入关的第五个年头，清廷发布了三大禁令：第一，生员不得言事；第二，不得立盟结社；第三，不得刊刻文字。违犯三令者，杀无赦。

因此，慈禧新政的开国会、畅言论等条令的颁布，对于一个行将就木、思维保守的老人来说，已是实属不易了，我们也不能指望她的小脚一步就超过英国吧！

清末君主立宪学说在中国流行起来，主要是日俄战争的意外结果。

八国联军侵华正热闹时，老毛子忙里偷闲，两不耽误，派了数十万大军，霸占东北，同样的烧杀淫掠，比其他国家有过之而无不及。

这样，俄国与日本在中国东北问题上的利益纠纷就撞到了一起。日本对中国东北这片黑土地垂涎已久，特别是对旅顺大连地区，更是朝思暮想。旅顺这个天然不冻港，鬼子们称其为远东第一要塞。后来日本侵华期间，大连地区被日本人视为他们海外的国土来经营，被称为“关东州”，当年的行人车辆过了瓦房店，是要亮“护照”的。

1904年，日本和俄国发生战争，日本居然打败了强大的帝俄，中国人认为这是君主立宪制对君主专制的胜利，这坚定了中国知识分子的立宪情结。朝野一片立宪之声。

在大臣和主流意识的推动下，慈禧太后也发现，当时世界上比较先进的国家，如英国、德国、日本等，都是实行君主立宪制，看来实行君主立宪制不错啊。

国内大臣也写了大量文章，不厌其烦地告诉老太太，实行君主立宪，一可使皇位永固，二可使外患渐轻，三可使内乱消弭。他们不就是有这个要求吗？咱们先在名义上实行着，具体的运作是什么样的，还不是太后您老人家说了算嘛。

执政地位永远是爱新觉罗氏家族的（或者实际上的叶赫那拉氏的），但执政方法要有所改进。

当时社会的中产阶级——贵族乡绅阶层也广泛宣扬并主张君主立宪。

老太太心眼活动了，她决定派五大臣出洋考察，看看立宪到底是个什么玩意，到底好在哪里。如果真好，我们也实行。

1905年，清政府派徐世昌、端方等五大臣出国考察政体。

这个时候，对清朝统治彻底失去信心的革命派已经活跃起来了。革命党人一心想通过革命推翻帝制，为了阻止政府立宪，就派人在车站准备炸死这五大臣。

革命党人吴樾抱炸弹登上五大臣的专车，也找到了五大臣的高级包厢，只是，在受到一个卫兵的盘问时，吴樾慌乱中点燃引信，正要将炸弹掷出，却因为人多拥挤，车身剧烈震动，炸弹被震落在他的脚下，并且立刻爆炸。吴樾当场牺牲，五大臣各受了点儿轻伤。

革命党人的炸弹，虽然没炸死大臣，但却给袁世凯提供了两个好机会。

袁世凯最善于把坏事变成好事，从危险中发现机会，尤其会从一般人不太注意的普通事件中发现机会。当年小站练兵之前，他编写兵书，研究理论，尝到了甜头，这次君主立宪制的改革，袁世凯又一次敏锐地发现了这个机会。于是，他又开始琢磨起了国家的政体，即当时国际流行的君主立宪制。他开始招揽这方面的人才，旷代逸才杨度就是因为是宪政专家而入了袁世凯的视线的。同时袁世凯也关注国外实行君宪制的国家，这比一般只会当官、不明时势的官僚确实要强多了。

其实，在官员中，袁世凯应该算是懂宪政的了，属于专家型官员、实干型官员。在康有为维新变法前，袁世凯就已经在积极关注君主立宪制。此次慈禧推行新政并准备实行立宪，他也非常赞同。而再到后来，与革命派进行南北议和的时候，袁世凯的主张仍然是君主立宪制。

袁世凯发现的第二个机会，是有利于他掌握权力的大好事。

革命党人的炸弹，让许多官员非常惊恐。趁此机会，他见缝插针，上奏朝廷，提出要在北京建警察局，以保卫皇家和大臣们的生命财产安全，提议顺利通过。这样，清政府在政府机构中专门设置了巡警部，第一任巡警部尚书，就是袁世凯的结拜大哥、为小站练兵出了大力的徐世昌，副手（侍郎）是袁的部下赵秉钧。

春风得意的袁世凯，比张好古的运气还好，不用刻意追求，各种好事直往怀里撞。形势的发展自动为袁世凯掌权铺平道路，京津地区的治安大权，不费吹灰之力就掌握在了自己人手中。

不过，袁世凯还没到头脑发蒙的程度，他清楚地知道，随着自己权力日盛，统治者对他的防范和猜忌也日益加深，慈禧太后这个老太太可不是吃素的，只要让这个老女人起一点点疑心，自己就休想有好日子过。为此，袁世凯也小心采取了妥善的应对之策。

袁世凯在山东巡抚任上时，就奏请朝廷让满族人荫昌佐赞军务，以表明自己不怕人监督之意。而荫昌这个人呢，是个地道的公子哥，吃喝嫖赌无一不通，真正才能还真没有，不过他的聪明之处就是，只要给他挂个名，他便乐得其成，并不随意干涉具体事务。这个人用今天的话叫，上上下下混得开，人缘儿还不错。

袁世凯署理直隶总督时，为了防止有人总是打小报告说他有私心、培植私人武装，特意从满族八旗子弟中选了3000人，参加新军训练，并请满人铁良为京旗练兵翼长。

袁世凯实授总督后，主动建议成立京畿督练新军处，作为中央级的军训机构，推举庆亲王奕劻为督练大臣，自己“甘为副手”。

——袁世凯在政治上，确实比小站练兵时候成熟多了。

奕劻这个人，必须得隆重介绍一下，后面他出场的机会还多着呢，说晚清败在他手里也不为过。此人没什么能耐，绝对是个庸人，就是因为写得一手好字，深得慈禧好感。因为恭亲王奕訢的才能突出，慈禧接受不了这个比她能耐大得多的小叔子，就将其罢免，转而让听话而不中用的奕劻接任了总理衙门大臣，并让其与醇亲王一起管海军。

奕劻最大的特点就是贪财，历史上说他贪财与和珅不相上下，仅在汇丰银行一处的存款，就达到200万两之巨，被称为“晚清第一贪”。

袁世凯整天拿银子四处结交，他的眼睛可不空啊，当他看到才能平庸却位高权重的庆亲王奕劻时，他意识到，上天给他送来了一个大宝贝。

只要能够哄住这个糊涂王爷，让他随心所欲地玩乐，满足他的需求，就可以得到自己想要的东西！

“知予之谓取，政之宝也。”知道给予就是获取，这才是为政之宝，管仲先生说得对极了。

袁世凯利用他的弱点，大把大把地砸钱，用金子撬开他的嘴，终于把他拉过来。他成了袁世凯的护身符和形象代言人。

大清虽然是日薄西山，但慈禧太后的清末新政给国家带来的新气象，却是不能一笔抹杀掉的。1906年，有日本人来中国考察，看见北京发展的日新月异，大加惊叹，说如果以此速度发展，超过东京也是指日可待的。

只是，慈禧太后错就错在，为了牢牢控制既有权力，在本该变革的维新变法时期没有实行变法；在朝廷最有权威控制改革进程的时候没有实行变法。而在整个国家陷入深重的民族危机、人心涣散离心离德的时候，她实行了变法，自己却又很快走到了人生的尽头，再也无人能控制得了变革的局势，革命派一股脑地就把大清推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