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动还是被动

袁世凯有钱了，北洋军人也力挺这位带头大哥，他的腰杆子陡然就直了起来。

会议开完之后，五月初，袁世凯连发了几道强硬命令：

第一，对于宋案，禁止传播谣言。法律的事，自有法律解决，你们不要在这里捕风捉影。

第二，对于政府借款，禁止散布浮言。国家之事，自有国家考量。

第三，发布“严防二次革命”的总统令，发布大总统除暴安良令。

……

民国初立之时，事情真的是乱成一锅粥了。绝对是一波未平，一波又起。

就在局势渐趋紧张的时候，就在大家为了那似有似无的“血光团”案争吵的时候，革命党人却又真的在武汉搞了一些不必要的地下活动，被黎元洪破获，这下子国民党就陷入了被动局面。

人们一定还记得宋教仁在去上海火车站前，别人让他提防暗杀，宋教仁说：“只有革命党人会暗杀人，哪里还怕他们来暗杀我们呢？”再联想一下俞樾炸五大臣、汪精卫刺摄政王、彭家珍炸良弼等事件，这些都说明革命党人对暗杀手段的运用还是得心应手的。

宋案久争不下的时候，孙中山主张发动战争，通过二次革命把袁世凯赶下台；而有些国民党人主张采取“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的较小规模的暗杀行动为宋教仁报仇。

与此同时，武汉方面的一些革命党人组织“改进团”，准备推翻副总统兼湖北都督黎元洪的统治（大概是看一场辛亥革命，肉和果子分别被袁世凯和黎元洪等人吃了，心里不平），孙中山和黄兴也派人到湖北进行秘密联络。

然而，天不遂人愿，改进团的一些秘密机关很快被黎元洪侦知并破获，上报中央，请求大开杀戒。“黎菩萨”下起手来，也真是狠呢。黎元洪还致电袁世凯要求支援：“鄂省不靖，请饬李纯派步兵一团到汉，以资镇慑。”

4月8日，黎元洪通电中央，指责前任湖北第八师师长季雨霖和旅长熊秉坤等人参与组织改进团，请中央免去他们职官。就在这一天，报纸上赫然登出《黄兴造反》的文章，各种证据都显示，“此次武汉谋变，皆由黄兴主持”，并列出详细证据，说是武汉举事成功后，拥立黄兴为总统，与北方开战，还说季雨霖、熊秉坤逃到了上海，正与黄兴等人商议举事。

紧接着，报纸上又登载文章，不仅把黄兴与武汉举事联系在一起，还把黄兴与谋杀宋教仁的疑犯应桂馨联系在一起。

据张耀杰《谁谋杀了宋教仁：政坛悬案背后的党派之争》中考证，宋案发生后，在应桂馨家里搜查出来的一系列密信和电文等证据中，其中有谈到黄兴“将私存公债六十万（外有各种股票，时值四十余万）”，由应桂馨经手转到义丰银行五十万元，供宋教仁充当竞选政党内阁总理的经费；另外十万元转到应桂馨名下，“昨被拨去二万，专任苏、浙两部暨运动徐皖军马之需”，作为联络江苏、浙江、安徽等地驻军的活动经费。

而黄兴对自己的这一涉案嫌疑一直没有提供相关的解释。

局面如此被动，革命党人处处被抓个现形，但是仍然没有收手。仓促之中准备冒险起义，却根本无济于事，很快就被击溃。

联想到“血光团”奔北京，“改进团”奔武汉，袁世凯真的恼火了。你们想干什么？

唐代兵法家李靖有言：“兵法千章万句，不出乎致人而不致于人而已”。也就是说要争取主动权。

为了从政治上孤立国民党，把握宣传舆论上的主动，为自己动武制造铺垫，袁世凯利用人民在饱经战乱之后的厌乱思治心理，开动舆论机器连篇累牍地发文章。

“本大总统受国民付托之重，不肯张皇武力”，“并非无力安良除暴”，而是“冀其毁悟”，因为“财力枯竭，民不聊生”，国家实在是经受不起过多的扰乱了。不到万不得已，自己绝不想动用武力，展开内战。可是，上海地区发生了某些人为了“运动二次革命”，“谆劝商家助捐筹饷”之事，因此，电令各地文武官吏必须“保卫商民”，“如有匪徒借端扰乱，损害商人，惟该都督、民政长是问。本大总统誓将牺牲一切，以捍卫我无罪之良民也”。

5月下旬，袁世凯特意约见上海的记者，以答记者问的形式表明自己对时局的态度，以争取舆论的理解。通过媒体的嘴，向外传达自己的信号：

余既为民国办事，必当尽余之能力，以求民国之成功！倘有破坏之危险，决非自余而生，必由于一般暴徒以破坏国家为主义者也。

当记者让总统谈谈对有关二次革命传言的看法。袁世凯说：

此种人已有革命习惯，无建设思想，无实地经验，不识中国大势之真相。然人民必不助其所为。大概此种人可分两种，第一种已得政府酬报或官职而不满意者；第二种尚未得政府酬报或官职者。

袁世凯的这句话，说得已经很明白了，有明确的指向性。“有革命习惯，无建设思想，无实地经验，不识中国大势之真相”，这不就是说孙中山吗？因为当时许多人，包括外国人，就认为孙中山只是半个中国人，多年生活在美国，也有美国绿卡。

舆论这个东西，向来是先入为主，后来者是越描越黑。所以袁世凯在舆论上抢占了先机，他说国民党人想闹革命的原因，要么是“已得政府酬报或官职而不满意者”，要么是“尚未得政府酬报或官职者”。在舆论上把国民党和孙中山描成争权夺利的样子。

国民党又一次陷于被动。

到五月底，黎元洪破获多起“改进团”在武汉的秘密机关和小打小闹的意图暗杀的事件，这些事件恰好成了袁世凯以国家元首身份动用武力对付国民党的事实证据和佐证材料，袁世凯已经在舆论上做好了准备。

国民党不该在这个时候，拿个马甲来配合袁世凯。

袁世凯开始对国民党人发出了严厉警告，“我现在看透孙、黄二人，除捣乱之外，别无他能。左也是捣乱，右也是捣乱，我受四万万人之托付之重，不能以四万万人财产生命听人捣乱”。

袁世凯说，你们要敢另行组织政府，你看我敢不敢出兵讨伐？就你那小身板还想给我玩相扑？

袁世凯占尽舆论主动之后，在谴责的同时，还没忘分化瓦解的手腕：诚然，国民党人并非都不好，但对于这些不好的捣乱分子，我是坚决清除，给人民提供一个安居乐业的环境。

这样做的目的是分化国民党中的不坚定分子。国会议员中还是国民党人居多数，袁世凯自己到目前为止还是临时大总统，还没转正哪！以国民党人为主的国会，还有进一步的利用价值！

奸雄每走一步棋，考虑的问题多着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