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世凯告密与变法失败

局势微妙的时候，兵权在握的袁世凯突然获得皇帝召见，并且破格提拔为侍郎候补，又许诺与荣禄并驾齐驱，年轻皇帝看似高明的一招棋，则无异于是向太后宣战了！

光绪的一举一动，慈禧太后都了然于胸。老太太鼻子轻哼：你还在娘胎里的时候我就知道你，从你穿开裆裤的时候我就看着你长大，你的一举一动，怎么可能逃得出我的手掌心？

为确保万无一失，她命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荣禄直接坐镇天津看着小站的7千人，又在京津之间的道路上，调集董福祥和聂士成的军队，各路人马加在一起共14万人！

也就是说，在小站到京城之间，摆下了超过小站陆军20倍的兵力，撒开大网，等着君来。

双方就要到了决斗的摊牌时刻！

你别看清朝统治者对外作战水平不怎么样，但对内部汉人的防范，那真是做到了滴水不漏。当年曾国藩与弟弟曾国荃攻下太平天国的都城天京时，在湘军的周围，已经布下了天罗地网，这些周围的邻居们，个个磨刀霍霍，有左宗棠的楚军，李鸿章的淮军，以及绿营、八旗各路人马。吓得曾国藩打下天京后，第一件事就是大裁军，以示自己的忠诚无二。

在政治上，只要有权，谁还讲理？欲加之罪，何患无辞？在特殊时刻，你不作为，就是想要作为。

从某种程度来说，政治就是个二选一的游戏。你想做不偏不倚的第三方，除非有极高的政治智慧和政治手段，否则，就离死期不远了。

后人写史总是苛责袁世凯在关键时刻的告密，其实袁世凯面临的形势非常严峻，他已经受到后党的怀疑，稍不留意，就会粉身碎骨，没有任何机会帮上皇帝了。如果不走出打小报告这一步，等着他的，就是死。

而且，许多人根本想不到的是，袁世凯的这支军队，毕竟是个新兵营，主要任务就是训练，他们的粮饷、弹药，全部由天津城的直隶总督补给。平常训练时，新军也没有几发子弹，统治者把枪与弹分开，关键时刻让你手中拿的玩意儿连烧火棍都不如。

不管袁世凯告密与否，他都没有任何可能与皇帝扯上关系。

而在局势危急的时刻，光绪的召见和加官，无疑是给袁世凯上眼药、敲丧钟，把袁世凯彻底逼上了绝路，别说不告密后果会如何，就是告密晚了，都会说你政治立场摇摆不定。

在这种情况下，袁世凯的告密是必然的，这就是人性，这就是血淋淋的政治斗争。袁世凯要是不告密的话，他就不是一个有血有肉、有理想有追求的人，而是一个“完人”。按照公孙龙子“白马非马”的逻辑，可以得出一个结论：“完人，不是人。”完人只能存在于人们的想象之中，而不能穿越到现实生活中来。

历史是由有血有肉的人组成的，分析历史必须基于人性。可以描述但不可苛求，可以批判但不可审判。

我们没有理由去责备他，不信换任何一个人试试看，当时会怎么做？

上海师范大学的历史学家萧功秦教授在评价这段历史时有一段话，非常精彩，兹完整转述如下：

历史中的人与现实生活中一样，同样具有人皆有之的人性弱点与幽暗性。一个个活生生的人，在特定环境中，以特定方式作出自己的选择，并适应他的特殊生活环境，于是就有了万花筒般的丰富生命。如果你把慈禧太后、荣禄、李鸿章、孙中山、袁世凯看作一个个在适应自身环境过程中的鲜活的、有缺陷、有矛盾的生命，而不是某种政治代码或符号，你的笔下就会呈现出更真实的，因而也更深刻的历史形象，人们可以通过他们理解那个时代环境与结构。重要历史人物与精英其实都是多面性，他们面临的环境压力更大，内心冲突更强烈，比一般人的精神世界更复杂。

9月18日，康有为等人接到了皇帝的密诏，让康有为等速速逃离京城这个是非之地，越快越好，跑到南方，为日后再图变法预留火种。这表明，形势已经万分危急，皇帝知道，大势已去了。

康有为、谭嗣同等人连夜开会，却始终想不出一个好的计策，唯有捧诏大哭。最后，康有为决定铤而走险，假传皇帝圣旨，要袁世凯率兵勤王，杀荣禄，围颐和园诛杀太后。于是派谭嗣同到袁世凯寓居的法华寺摊牌。

最后一招，不成功，则成仁。

只是，他们哪里知道，袁世凯这个光杆司令，即使有心帮忙，也调不来远在天津小站的兵了。早就被“兵将分离”了。

9月19日夜，谭嗣同夜访法华寺。又一次试探性的谈话后，拿出皇帝的密诏，并全盘托出了他们的行动计划。

袁世凯信誓旦旦，满口答应下来，这反倒引起了谭嗣同的不安。只是迫于无奈，实在没有其他可供选择的路了。

这是一次巨大的政治冒险，赌一把吧。

第二天，袁世凯在回天津之前，又一次受到皇帝召见。

两派相争，他也不敢轻易得罪哪一派势力，万一太后百年之后，年轻皇帝执政，自己还是有个退路的好。于是，袁世凯非常委婉地说出了自己的想法，主要表达了三层意思：

第一，变法不要操之过急。“古今各国，变法非易，非有内忧，即有外患，请忍耐待时，步步经理，如操之过急，必生流弊。”

第二，要用老成持重之人主持变法。“且变法尤在得人，必须有真正明达时务老成持重如张之洞者，赞襄主持，方可仰答圣意。”

第三，皇帝身边的年轻新贵，资历太浅，能力不足，思虑不周。“至新进诸臣，固不乏明达勇猛之士，但阅历太浅，办事不能慎密，倘有疏误，累及皇上，关系极重，总求十分留意，天下幸甚。”

袁世凯知道变法派必败无疑，自己得寻找保全自己之道。否则，连受皇帝三次接见，又加上皇帝近臣谭嗣同连夜密访，这些根本不可能瞒过太后的耳目。别说自己是掌兵大员，朝廷时刻都没放松过监视，就是普通人，受皇帝这样接见，都极易引起太后的怀疑。法华寺周围，到底有多少密探盯着，说不定谈话的内容早就报到太后耳朵里了。统治者要是没有这个本事，他们也不会安稳地坐在一把手的位置上了。

袁世凯已经打定主意该怎么做了。

9月20日下午，袁世凯坐火车回天津。下火车后，直奔直隶总督府，把变法派的行动计划，以及自己如何受召见的全过程对荣禄和盘托出。

当晚，荣禄连夜乘车回北京，向太后告变。袁世凯暂时不回小站，“代理”和“充当”直隶总督，坐在这里看家护院，看似抬举他，实则软禁他。

9月21日，慈禧乘銮直奔光绪寝宫，指着鼻子大骂他忘恩负义。随即对外宣布，皇帝有病，需要静养，将他软禁于水中孤岛瀛台。慈禧重新执掌大权。

人在幼年时的经历会影响一生，就如同小象小时候拴在树桩上，长大后自认为再也挣不脱一样，光绪只要一见他的“亲爸爸”，就会不由自主地浑身发抖。一个皇帝，就这样被人指着鼻子大骂一顿后，他的权力被彻底地收走了，一同收走的还有皇帝的人身自由。

紧接着，我们所熟知的戊戌六君子：谭嗣同、林旭、杨锐、杨深秀、刘光第与康广仁被收监。9月28日，六君子血染菜市口。康有为和梁启超在外国人的帮助下，逃出京城，躲过一劫。

维新变法失败，除京师大学堂保留之外，所有变法措施全部废除。

袁世凯在此重大事件中确实是告密了。但是，变法派的失败与袁世凯的告密有没有必然的因果联系？想清楚了这个问题，可能会对那段历史理解得更透一些，也更少些对前人的苛责。

换个角度来说，从慈禧太后和荣禄立场考虑一下：袁世凯的告密，统治阶层应该为自己培养的干部在关键时刻政治立场坚定而欣慰。何况，从私人角度来说，荣禄在袁世凯小站练兵的时候，是力保过他的，是一条线上的人。别忘了，用马克思的话讲，人是有阶级性的。袁世凯也不是超阶级的人。

历史的复杂性，也正是在这里。

历史的多姿多彩，也正是在这里。

历史注定不是那么枯燥乏味的，历史的舞台为各色人等提供了充分表演的空间，尤其是六君子中谭嗣同的作为，直到今天，仍然让人们扼腕叹息。

谭嗣同，字“复生”，在顽固派围捕六君子之前，他完全有机会从容地离开京城，但这位湖南义士却非要用自己的鲜血警醒沉睡中的世人。

望门投止思张俭，忍死须臾待杜根。我自横刀向天笑，去留肝胆两昆仑。

逃在国外的康有为，为这位叫“复生”的战友，悲痛地写了一副挽联：

复生不复生矣；

有为安有为哉！

那个叫“复生”的人，不能复生了，而这个叫“有为”的人却没有作为。

……

谁念西风独自凉，萧萧黄叶闭疏窗，沉思往事立残阳。

翻开《周易》，里面的第49卦——《革》卦，赫然映入眼帘的“初九爻”写着：“巩用黄牛，不可以‘有为’也！”不禁心下悚然。

不知道康有为的名字与这卦的爻辞有没有渊源，如果有的话，那可是很有意思的事了：

革，就是变革，革命。康有为要“革命”！

可是，初爻，位在最低，是最没有权力的“位”。《周易》告诫，卜到此卦此爻者，仿佛被如黄牛皮一般坚韧的皮革牢牢缚住，变革时机未到，不要轻举妄动，不宜造次从事，即“不可以‘有为’也”。

这就是玄机吗？

天道与人道相隔太遥远了。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又谈何容易？

今天，我们总是从情感和道德角度来思考维新派，立足于他们是救国救民的角度来评价，其实，毋宁说，他们是好心办坏事，或者说是不会办事，无意之中却造成了难以预料的灾难性结果。

重新掀开这页尘封的历史，我们今天可以这样说，人才的损失固然非常可惜，但最可惜的，是多灾多难的中国，又失去了一次宝贵的腾飞机会。而这一失去，真的不知道要经过多少年才能挽回。毕竟，属于一个国家和民族崛起的机会，真的不是很多。

当年严复评价康有为时写道：“轻举妄动，虑事不周。上负其君，下负其友。”这十六个字针针见血，评价得非常中肯。严复后来在与熊纯如通信时深有感触地说：“须知吾人所身受苦痛，其由于恶人者浅，而成于好人者深。”

好人，不一定能办成好事儿！

晚清刘鹗在其著名谴责小说《老残游记》第十四回更是直接指出：“天下大事，坏于奸臣者十之三四；坏于不通世故之君子者倒有十分之六七也。”

不会做事、轻举妄动的人，也会误国误民啊。

只是，我们多是考虑他们为国为民的赤诚之心，不忍加以指责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