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产的民国

正常情况下，如果不是专门研究，人们不会太在意南京临时政府的人事安排，主要是因为对那些名字和面孔比较陌生，于是便只关注了最熟悉的几个人坐上了什么职位。但是，随着年龄和阅历的增长，人们慢慢就会发现，省略了政府的人事安排，其实是把最核心的部分给疏漏了，所以才产生越来越多的疑问，总觉得有些问题逻辑上过于简单，更有解释不通的地方，但找不出为什么。

政治是以“权力”为中心展开的，就像经济是以“利益”（或“金钱”）为中心展开的一样。抓不住这个要点，搞不清谁来掌权的问题，就搞不清历史为什么会那样发展和进行。

读到唐德刚先生对这段历史的分析时，才发现里面原来藏着很大的玄机。所以，对于南京临时政府的人事安排，必须要详细地考察一下。

唐德刚只用了八个字——“总长取名，次长取实”（唐德刚：《袁氏当国》，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15页）——就轻松地解开了这团乱麻。顺着这个思路走下去，才能更靠近历史的现场。

南京临时政府采用美国式的体制，不设总理，稍有变通。美国以国务卿即外交部长为首席部长，南京临时政府以陆军总长为首席部长，这是以兵权做后盾的模式。

临时政府下设九个部，元首及各部领导名单如下：

临时大总统：孙文，广东香山人，四十六岁

临时副总统：黎元洪，湖北黄陂人，四十八岁

秘书长：胡汉民（同盟会），广东番禺人，三十三岁

陆军总长：黄兴（同盟会），湖南善化人，三十八岁

次长：蒋作宾（同盟会），湖北应城人，二十八岁

海军总长：黄钟瑛，福建人

次长：汤芗铭，湖北蕲水人，二十五岁

外交总长：王宠惠（同盟会），广东东莞人，三十一岁

次长：魏宸组（同盟会），湖北武昌人，二十七岁

内务总长：程德全，四川云阳人，五十二岁

次长：居正（同盟会），湖北广济人，三十六岁

财政总长：陈锦涛，广东南海人，四十二岁

次长：王鸿猷（同盟会），湖北咸宁人，三十四岁

司法总长：伍廷芳，广东新会人，七十岁

次长：吕志伊（同盟会），云南思茅人，三十一岁

教育总长：蔡元培，浙江绍兴人，四十四岁

次长：景耀月（同盟会），山西芮城人，二十九岁

实业总长：张謇，江苏南通人，五十九岁

次长：马君武（同盟会），广西桂林人，三十二岁

交通总长：汤寿潜，浙江绍兴人，五十五岁

次长：于右任（同盟会），陕西泾阳人，三十三岁

枢密院顾问：章炳麟，浙江余杭人，四十三岁

法制局局长：宋教仁（同盟会），湖南桃源人，三十岁

其实，涉及权力的时候，永远没有一团和气的。谁都希望通过权力的分配，使己方实现利益最大化。

一步领先，可能会步步主动；一步落后，可能会步步被动。

因此，在现实生活中，只要有权力，就会有争斗，没有争斗的权力格局，只能存在想象中。恩格斯就认为，历史的发展是无数互相交错的力量、有无数个力的平行四边形相互较量而产生合力的结果。

南京临时政府成立时的幕后运作过程，我们已无从知晓，但是我们可以通过权力格局来进行分析和推测。

权力的格局，其实就是实力的较量，外加一定程度的心眼和手腕。

孙中山和黄兴倒是想以同盟会为主，但是，武昌起义最后成功是众人合力的结果，同盟会只是其中的一部分力量；孙中山和黄兴，既没有嫡系人马出战，也没有金钱的资助，只是靠着武昌起义前十几年中积累起来的声誉才胜出，所以，各部总长的人选，是各派均分。

胡汉民，既是同盟会成员，又是孙中山的广东同乡，大总统自然要有一个自己绝对信得过的人在身边，因此胡汉民担任了秘书长；黄兴和王宠惠是同盟会的代表，担任了政府中的最重要职务：陆军总长、外交部长；张謇、汤寿潜，是立宪派的代表；蔡元培、章炳麟是光复会的代表；程德全和汤寿潜是从清朝官僚“反正”过来的；黄钟瑛是清朝海军派到武昌镇压起义时直接“反正”过来的，海军次长汤芗铭也一样。

而次长的人事安排，既隐蔽又公开。说它隐蔽，是因为一般人不太注意副职；说它公开，是因为只要仔细一瞧，就发现一个秘密：在次长中，除海军次长汤芗铭外，全部由年纪在三十上下的同盟会的青年骨干担任。副职，除了分掉一把手的部分权力，还起监督作用。

尤其是政府成立时，总长基本是有名望的人，选他们是平衡各派势力，但他们许多都不在南京。实业部总长张謇、交通部总长汤寿潜均住上海，内务部总长程德全卧病租界，财政部总长陈锦涛在上海洽商借款，司法部总长伍廷芳在上海主持和议。这就是唐德刚所说的“总长取名，次长取实”。因此，临时政府的实际权力就掌握在同盟会人的手中。

许多当选的总长不来上班，其实是对孙中山的临时政府没有信心。以张謇为例，他是状元，又下海经商，是近代最出名的实业家，既有文化，又有实干经验。在和孙中山谈完话之后，他在当晚的日记里写下了对孙中山的印象。

第一个印象，孙文先生不了解中国的国情（于中国四五千年之疆域、习俗、政权、因革损益之递变不尽了彻）。

第二个印象，孙文先生不是很熟悉外国的政情（各国政治风俗之源流未暇加以融会贯通）。

第三个印象，与孙中山“谈政策，未知涯畔”，没听明白孙中山到底说的是什么。

这样的人，能领导民国吗？张状元很是疑问。

在临时政府中，黎元洪和黄兴的名望不相上下，把听起来地位很高的“副总统”给了黎元洪，而由黄兴掌握了军权。

中华民国临时政府，还准备让不到30岁的汪精卫出任广东省都督，但汪精卫婉言谢绝，他实践了他革命成功后“不做官，不做议员”的承诺，于1912年9月偕夫人陈璧君一齐前往法国。

宋教仁的职务安排，比较微妙。宋教仁有大才，他要设立内阁制，被许多人视为是要雄心勃勃地当内阁总理、国家的二把手。因为他非常年轻，三十岁左右，许多人看不惯他的锋芒毕露。孙中山不设内阁总理制，提名宋教仁当内务总长，这也是有实权的职位，但参议院却不同意，否决了，结果，宋教仁担任了法制局局长。

而武昌首义之区，除黎元洪之外，文学社和共进会的人连影子都没见到，创建民国的先锋人物“首义三武”——孙武、蒋翊武、张振武也没有职务（武昌起义以后，他们三个的职务分别是：孙武，湖北军政府军务部长；张振武，湖北军政府军务部副部长；蒋翊武，就在汉阳保卫战失败、黄兴黯然离开汉阳回到上海时，接替黄兴任战时总司令）。

孙武是湖北新军的人物，自然和黎元洪走得近，对黄兴的印象就差了些。孙武满心指望以自己策划和组织起义的功劳，能当上陆军部次长。黄兴和孙武不和，自己又是陆军总长，自然不会拉孙武进入陆军部。

临时政府成立时，孙武、刘成禺等人因未得到任何职务，本来文学社和共进会还遥尊孙中山为总理，这样一下子被泼了一盆冷水，感觉像是遇到了后母，众人一怒之下返回湖北，逢人便大肆攻击孙中山和黄兴。不久，孙武、张振武、刘成禺等人又纠合一些立宪派人士和不满临时政府人事安排的人，组织“民社”，推黎元洪为首领，专门与孙中山为首的南京临时政府作对。

南京临时政府在成立之时的人事安排上，已经埋下了不和，甚至分裂的种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