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求心理支持

一个人在关键时刻的决策与抉择，其实是喜欢聆听自己的心灵声音。马克思说这是事物发展的“内因”，普通人说这是“说服自己”，运用文绉绉的话说就是“寻求心理支持”。

古人寻求心理支持，这样的例子是很多的。

比如，《三国演义》中，在决定与刘备联手抗击曹操之前，孙权拔剑砍掉桌子一角说：“诸官将有再言降操者，与此案同！”这一砍，其实就是在寻找心理支持。如果砍得利索，说明作战会顺利，如果一刀下去，刀陷在桌中，估计最高统帅孙权的心理就会有阴影了。

再比如，诸葛亮在五丈原禳星，“若七日内主灯不灭，吾寿可增一纪；如灯灭，吾必死矣”。他通过施特定的法术，把自己的性命与这盏灯联系在了一起。灯亮了，他在心理上就会信心大增。可是，灯灭了。诸葛亮的心已暗淡。

现代心理学也是如此，弗洛伊德就曾告诫他的女儿，在小事情上要听从自己的理智，在大事情上要服从自己的心灵。

一改国体，还要背弃自己当总统时的宣誓，这对于国家元首来说，要想顺利转换过来，其实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甚至是很痛苦的事。

中国人在痛苦的时候，就会哭喊“天哪”，这是寻找一种神意的启示，然后才能坚定自己的内心。

袁世凯也在苦苦寻求心理支持。

知我者，谓我心忧；不知我者，谓我何求？

是啊，我已经是终身总统了，我还追求什么呢？

自从清帝退位以来，国家最高统治者权威扫地。原以为民国能够一改新气象，可是，美国的制度在中国根本就行不通。国事乱成一团，国家四分五裂，各省心怀异志，不是收不上来钱，就是举兵挑战中央。英国、日本、沙俄不停地打周边领土的主意，这个时候，中央没有绝对权威，怎么一致对外？那么，我选择君主立宪来挽救危局，不行吗？

尤其可恨的是日本逼我们签订“二十一条”，要报此仇，以目前民国的一盘散沙，可能统一起来吗？税收收不上来，各省势力日渐坐大，他们怎么能听我中央的号令？中国周边领土危机，指望某省单独出兵，是不可能的，他们有自己的小山头、小九九。中央没有钱、没有权威，打仗不是打后勤吗？我们既没有速战速决的资本，又没有持久打仗的财力，怎么办？

中央要想实现统一号令，与列强一决雌雄，使国家重新强盛，如果不采取君主制，还有他路吗？

此举是对是错？有没有人理解我？

多数人乐得推举我当皇帝，他们真的理解我吗？

段祺瑞和冯国璋反对我，徐世昌大哥远离我，他们为什么不理解我的苦衷？

为什么别的北洋将领不反对，而偏偏是袁的心腹爱将会反对呢？

这要从人性角度来分析。

自己的部下，普通的部下，可以通过袁的称帝而加官晋爵，自然是乐得其成；但是袁世凯手底下有两个特殊的部下，那就是段祺瑞和冯国璋。袁世凯严重低估了此二人的影响。

这样的人，如果相助领导来成事的话，那定能成就一番事业；但如果不支持领导，或是拆台的话，那后果也是非常严重的。

历代领导者对付这样人的招数，或是肉体灭绝，或是精神灭绝。

对于袁的失败，传统的解释是站不住脚的。被打散、被边缘化的革命党人的反对，动摇不了袁世凯政权的根本；人民的反对，人民会反对吗？那个时候，社会远没有动员起来，且中国人最现实，不管谁当一把手，只要给口饭吃、给个活路，管你叫皇帝还是总统，还不是一个样？一百年前，人民对总统和皇帝的区别，能知晓吗？唯一能动摇袁世凯权力宝座的，便是袁世凯麾下的大将、左膀右臂——段祺瑞和冯国璋。

一个人在关键时刻的选择、一个领导在重大事情面前的决策，摆出来的理由有无数条，但真正的原因只有一两条，而且这个原因，基本上不会轻易说出来。

用人的时候，说此人忠于国家和人民，才能出色，这些抽象的话，放到任何一个人身上都行得通。如果不忠于国家的话，怎么可能拿到会上研究。其实，关键的只有那么一两条：此人是不是自己人，此人有什么背景和关系。

因此，可以这样说，历史有两种，一种是写在纸上的，给老百姓看的，一种是不立文字、以心传心、传给子孙的无上心法。

其实，袁世凯只注重从人性角度理解普通部下，却忽略了从人性角度来解读自己的两员心腹大将。

段祺瑞和冯国璋反对袁世凯称帝的原因很多，但核心的问题，归结起来，仍然是权力。

如果实行总统制，那么袁世凯离任的时候，段祺瑞和冯国璋有非常大的希望能坐上最高权力的宝座。

而如果实行君宪制，既然是皇帝，必然是家天下。父传子、子传孙式的权力交接，那么，段祺瑞和冯国璋忠心耿耿地出力一辈子，最终却没有任何机会坐上最高权力的宝座。

这，应该是段和冯反对袁世凯的根本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