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体论战

洋才子的这篇文章影响不小，这毕竟是世界一流的政体专家的研究成果。不过，“土”才子也不含糊，杨度的《君宪救国论》，其影响也很大。

杨度的这篇长文，袁世凯看到后，击节赞赏，把袁世凯自己心里想说的话，都用恰当而精妙的政治理论给说出来了，有理有据，有史有识。袁世凯当即派人送给杨度一面匾额，上写“旷代逸才”四个大字。

要说还是知识分子好糊弄，这四个字，就把杨度的政治生命紧紧地和袁世凯连接在一起了，相当于袁世凯对杨度开出的“买身契”。杨度一生学问，以“帝王师”为目标，遇到了雄才大略的袁世凯，而袁世凯又有当皇帝的愿望，杨度觉得自己遇到了真命主。

不过，别说知识分子了，大概人们都是这样，荣誉是牵动人们玩命工作的动力。苦苦劳累一大年，年终评奖时，花几块钱印个奖状，再花几块钱弄个镜框，就完事了。当兵的也是那样，那个几等功争下来，身体能完好无损的，还是少数吧。拿破仑深明此理，所以他说：“只要有足够的勋章,我就可以征服世界。”

杨度在《君宪救国论》中，主要想表达的意思是：

一、君主时代，人们还知道为皇家出力。可是皇帝没了，人们不知效忠谁。在当时条件下，人们还不知国家为何物。因此，在中国，没有皇帝就没有权威，这是不行的。

二、当时中国多数人不知共和为何物，也不知法律为何物。中国出现的社会危机和民族危机，是民主共和制度的错误引进而带来的严重后果。造成这种后果的原因，是中国人的受教育程度和智识比较低，权力不能交给民众。也就是说，不能实行共和，只能实行君主立宪。

三、骤然改传统的皇权为民主，中央权威丧失殆尽，国家如同一盘散沙，国内治安，除用专制，别无他策。而且在对于政治稳定性至关重要的权力的交接时期，按照共和的方式进行权力交接容易发生混乱。

四、结论是：中国的共和，非专制不能治也。如欲救亡，先去共和。

杨度的《君宪救国论》之所以影响大，也可能是有他的老对手梁启超与其对阵的缘故。

支持君宪的《君宪救国论》抛出后，梁启超先生实在忍不住了，立即写了一篇《异哉所谓国体问题者》。

杨、梁二人都是大手笔，他们的理论对阵、政治打架，都异彩纷呈，可谓棋逢对手。

梁先生的《异哉所谓国体问题者》对杨度的观点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批驳：

一、我既不是醉心和偏爱共和，也不是对其他国体有所偏恨，更不是为了追求个人名利，我是中立的。（梁先生开篇就申明自己的立场）

二、国体问题，本来就没有哪种是绝对的善，哪种是绝对的恶，只以既成之事实来判断，以其成立之根源来判断。从君主到共和，还没喘口气儿呢，又想第二次变更国体，这是瞎折腾，是踩着钢丝走极端。你们这么做，只能有一个原因，就是有人想当皇帝，而不是你们所说的考虑适不适合的问题，是私心作怪而不是出于公心。

三、如果说共和值得商榷，那么当初立共和政体之际，最应该商榷之时，你们这帮人干吗去了？

四、你们感觉实行共和遇到障碍了，那么谁敢保证实行君宪就通行无阻？到时你还变不？如今在共和体制下，是出现了一些专制行为，可是谁敢保证在君主立宪之下不出现君主专制？你们还是趁早打消这个梦吧，中国经不起折腾了。

梁启超的这支妙笔，足可抵得上十万雄兵。

历史上，许多文人都可骂出文绉绉的粗口，这些骂人的话也能流传后世。

《三国演义》中诸葛亮骂王朗，当场把王朗骂死了，这就是舌头杀人的力量。诸葛亮骂王朗时最狠的几句话是：

你世居东海之滨，初举孝廉入世，理当匡君辅国，安汉兴刘，何期反助逆贼，同谋篡位。罪恶深重，天地不容！……二臣贼子，你枉活七十有六，一生未立寸功，只会摇唇鼓舌，助曹为虐！一条断脊之犬，还敢在我军阵前狺狺狂吠！我从未见过有如此厚颜无耻之人！

骆宾王骂武则天时，狂曝其闺房隐私，在《为徐敬业讨武曌檄》的檄文中有这样的文字：“伪临朝武氏者，性非和顺，地实寒微。昔充太宗下陈，曾以更衣入侍。洎乎晚节，秽乱春宫。潜隐先帝之私，阴图后房之嬖……豺狼成性，残害忠良。杀姊屠兄，弑君鸩母。人神之所共嫉，天地之所不容……”

梁先生骂人，既不是狂曝对方隐私，也不是揭某人的短，只靠说理的力量，用马克思的话讲就是“理论一经掌握群众，也会变成物质力量。理论只要说服人，就能掌握群众；而理论只要彻底,就能说服人。所谓彻底，就是抓住事物的根本”。

梁先生抓住国家的国体政体不是小孩子过家家，不是想推倒重来就推倒重来、不是想折腾几遍就折腾几遍这个关键，直击君主制的最大弊端——君主专制、暴政。这样，梁先生一个人、一支笔，就把袁世凯的御用班子全部击溃。

知识分子吐口水及用舌头交锋的场景，渐入佳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