奇葩两朵

之所以用“温柔”二字，这个软禁，不是一般的蛮横无理方式，而是一种有限的限制自由方式，从中见得老袁也有可爱之处。

老袁对外宣称，大师可能有精神病了，得治啊，好人怎么会这样呢？于是，“章疯子”被宪兵队长陆建章带走治病去了，从此开始了长达两年的软禁生活。软禁的地方也变了好几次，有共和党总部，有龙泉寺等。直到袁世凯告别人世，章太炎才重获自由。

软禁期间，章太炎每天以花生下酒，一边剥去花生米壳一边念念有词：“杀了袁皇帝的头矣!”喝得酩酊大醉。又在墙壁上涂满“袁贼”二字，有时在纸上写“袁贼”，烧而埋之，大呼：“袁贼烧死矣!”

章太炎也以为自己会被处死呢，在龙泉寺期间，章大师不改狂性，写家书说：“吾死以后，中夏文化亦亡矣！”如同嵇康临刑，感叹广陵散自此绝矣！

可是，老袁就是不弄死他，而且，也不让别人对他下黑手。不仅如此，还对他好吃好喝好招待。就凭这一点，老袁也就当得起“可爱”两字，所以文中才用“温柔的软禁”来形容。我们来欣赏一下，粗犷的袁世凯是怎么“温柔”的。

为显示自己的宽宏大量和对读书人的优待，袁世凯手谕付陆建章，为章太炎定了八条规定：

1.饮食起居用款多少不计；

2.说经佛学文字，不禁传抄，关于时局文字不得外传，设法销毁；

3.毁物骂人，听其自便，毁则再购，骂则听之；

4.出入人等，严禁挑拨之徒；

5.何人与彼最善，而不妨碍政府者，任其来往；

6.早晚必派人巡视，恐出意外；

7.求见者必持许可证；

8.保护全权完全交汝。

大原则只此一条：治其身不禁其心，给思想学术自由，不给政治言论自由。不管谁求情，就是不能放章太炎出去。憋着他。

这几条中，第一条，“饮食起居用款多少不计”，要知道，民国时候，国家可是穷得叮当响的，可是，居然对章大师不吝金钱。

在历史上，只听说过李白享受此殊遇。当年唐玄宗虽然不任用李白，但是送李白回家时，不仅赐给李白金银盘费，而且特许他“逢店喝酒，遇库支钱”。你不管到哪出差旅游，缺钱时，只需到当地官府的金库中支取便是，不管到哪家店，你可随意饮酒便是。

第五条，想与章大师交往的人，只要不妨碍政府，任其往来。

第六条和第八条，早晚必派人巡视，恐出意外，保护全权完全交汝。不能让章大师出任何意外，人身安全交给宪兵队全权保护。

对于宪兵队来说，把人弄死，比碾死只蚂蚁还容易；可是，要是把一个人给好好地养活着，这对于宪兵队的人来说，可是一项高难度的技术活。

更不可思议的是，陆建章对手下人说：“太炎先生是今之郑康成。黄巾过郑公乡，尚且避之。我奉极峰命，无论先生性情如何乖僻，必敬护之；否则并黄巾之不如了。”

因此，章大师虽然遭受了两年的软禁，却结实地享受了一把高干待遇。比高干病房舒服多了。

袁世凯怕章大师无聊寂寞，专门让章太炎讲课，开办讲习班。

章太炎几次闹绝食，袁世凯还派人好言相劝，使他恢复进食。

章太炎被软禁期间，会客不受阻拦。在鲁迅的日记中，就有过7次探望大师的记录。

更有意思的是，虽然章太炎无数次在咒骂、羞辱袁世凯，可在章太炎软禁期间，他不但没有遭到政治迫害，甚至还受到令人惊诧的优待。他的夫人汤国梨在日记中记述到章太炎软禁期间每月的生活费用是500大洋。500大洋是什么概念呢？当时一个警察每月薪水4块大洋左右，最牛气的大学教授的月薪也仅有400大洋。

骂人还给发钱，历史真的像是在给我们编故事。

抛开人身自由之外，这两年，是章太炎一生中最阔气的时光，也是最摆老爷架子的时光，他想着法地折磨这些看着他的人。

这些看着章太炎的宪兵和警察，大概是历史上最倒霉的宪兵和警察了。比哲学上的“主体间性”关系还倒霉一百倍。

来点儿既笨又快的方法，百度一下“主体间性”，出现的第一条目，是这样介绍的：

主体间性是拉康提出来的，在阐述中他给现代性的主体性以致命的打击。他认为，主体是由其自身存在结构中的“他性”界定的，这种主体中的他性就是主体间性。进行这种分析的时候，他对黑格尔的《精神现象学》中的“奴隶和主人”进行了精神分析语言学上的重新描述。他认为，当看守为了囚犯而固定在监狱的位置上的时候，那他就成了囚犯的“奴隶”，而囚犯就成了主人。根据这种主体间性，针对笛卡尔的“我思故我在”，他提出了相反的思想：我于我不在之处思，因此，我在我不思之处。这应该说是对笛卡尔的“我思”主体的最大摧毁，也是对现代性思想根基的摧毁。

拉康只是透过哲学的眼镜，从文字和理念中提出了这么一个思想，而章太炎却是在实践中，实实在在地体验了一下奴隶与主人身份的对调。

章大师既然是被软禁，那他肯定不快乐，想写文字骂袁世凯，没有任何意义；想嗷嗷骂袁世凯，袁世凯也听不到。于是，他只好拿看押的警察出气。

袁世凯不是规定任章太炎花钱吗？花完了找姓袁的报销。这下子章大师可阔气了，他一口气雇了十几个厨子和仆人（他当然知道这些仆人都是警察改扮的）。而且，大摆其老爷的谱，强迫这些人称呼他为“大人”，他的客人来了，要称呼为老爷，见面要垂手低头，每逢初一十五还要向他磕头，犯了错，还要罚跪罚钱。为了将这种羞辱落实到位，他甚至强迫这些仆人（警察密探）照这些条件跟他具结，签字画押，如果不听他的话，就不依不饶。害得这些警察老爷，个个像是签字画押的杨白劳。

章太炎的弟子钱玄同觉得很好奇，便问老师缘何立此家规。章太炎的回答极妙：

无他，只因“大人”与“老爷”乃前清之称谓，而“先生”，则是吾辈革命党人拼死挣来的替代品。放眼今日，北京仍是帝制余孽盘踞之所，岂配“先生”之称谓？既然此处仍是“大人”、“老爷”的世界，让彼等磕头，岂非合情合理？

袁世凯的手下有人迷惑不解，曾暗中询问袁世凯的秘书张某：

“大总统拥兵几十万，何惧一书生，何不放他了事呢？”

张某一语道破袁世凯的心思：“此公文笔横扫千军，亦是可怕的东西。”

袁世凯决定称帝之前，需要各界“名流”、有头有脸的人物来“劝进”。杨度自告奋勇地请示袁世凯，让自己去说服章太炎，并以写请愿书为释放的交换条件。袁世凯同意了。

杨度见到章太炎后，原以为大师会骂人，可是大师却爽快地答应写了。

第二天，章太炎的信递到袁世凯的办公桌上，袁世凯满心欢喜地打开一看，脑袋“嗡”地一下子就大了。只见章太炎写道：

某忆元年四月八日之誓词，言犹在耳朵，公今忽萌野心，妄僭天位，非惟民国之叛逆，亦且清室之罪人，某困处京师，生不如死。但冀公见我书，予于极刑。较当日死于满清恶官僚之手，尤有荣耀。

袁世凯对于这样切不动、煮不熟、嚼不烂的“滚刀肉”，实在是没办法了。苦笑道：

他是个疯子，我从不与疯子吵架，随他闹去吧。

其实，平心而论，袁世凯并非真的怕章太炎，说到底还是心存几分怜惜。章太炎在软禁期间，袁世凯依然让章太炎保持着一位大知识分子的尊严和体面，坚守了一个政府首脑的原则和底线，还有那么一点政治家的胸襟和气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