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盟会面临困境

    孙中山曾有几句听着让人非常振奋的名言:“吾志所向,一往无前,愈挫愈勇,再接再厉!”这个人最大特点就是不怕失败,属于越失败越精神、越失败越亢奋的那种类型。

    但在孙中山发动革命初期,清王朝虽然日薄西山,可毕竟是百足之虫,死而不僵,小小的边陲起义,对它影响不太,即使是百年危楼,一级地震也还是不能一下子把它掀翻的。

    然而,起义的屡次失败,对革命队伍自身士气的影响还是蛮大的,情绪低落,对革命的前途产生怀疑,这些现象和问题都逐渐浮出水面。

    就在革命连遭重创、士气极为低落之时,各种声音都冒出来冷嘲热讽,最有杀伤力的莫过于梁启超的文章。

    孙中山当初在日本遇见梁启超时,想拉他加入革命阵营,梁启超来个道不同不相为谋,继续坚持他的君主立宪。在革命派屡次失利的时候,本来就不赞同革命的梁启超开始写文章对此展开抨击,而梁启超的笔有一股魔力,以孙中山的大笔杆子汪精卫的才能,再加上十来个人,在报纸上也吵不过梁启超一张嘴,以至于革命阵营里有人气得骂梁启超是“文妖”。

    最要命的是梁启超在《新民丛报》上批评革命党领袖们的一句话:“徒骗人于死,己则安享高楼华屋,不过‘远距离革命家’而已。”一句“远距离革命家”,说得很是刻薄,你们只是煽动别人去送死,你们这些头脑却天天躲在国外的高楼大厦里,远距离看热闹的革命家自己怎么不上战场?你们是在革谁的命?

    就在孙中山焦头烂额之时,革命队伍里,有人指责孙中山贪污!

    这回发难者是同盟会机关报《民报》主编章炳麟。

    章炳麟,号太炎,本来是光复会会员,因为邹容写《革命军》事件牵连入狱。出狱后来到东京,在同盟会成立的时候,在东京的部分光复会会员也加入了同盟会的阵营,他成了同盟会的机关报《民报》的主编。

    革命活动之初,经费来源主要是靠孙中山的声望,由海外华侨捐的,还有相当一部分是孙中山的哥哥孙眉把在美国的家产、农场之类的变卖后,捐助给弟弟的。因为财务管理的不正规和财务不公开,加上孙中山本来也没藏有私心,关于钱的问题,就没太放在心上,谁捐的、捐多少,总计多少,支出多少,都没有明确的数字报表。

    章炳麟等人对这些进进出出的钱一直有疑问,但1907年的时候,一件事情的发生使这些矛盾公开化。1907年,日本政府在清政府的强烈要求下,驱逐在日本从事反清活动的孙中山。在孙中山离开之前,日本友人赠送给他的款项达两万日元(当时普通日本工薪阶层的月薪不过二三十日元),而孙中山只给《民报》留下两千元经费,其余自己全部带走。《民报》经费本来就很少,活动艰难,这以前涉及钱的问题都只是听说,没有亲见。此次的两万元你孙中山只给留下了十分之一,其余就自己揣腰包里了,这不是贪污还是什么?

    章炳麟把矛盾公开化之后,在东京的光复会成员集体退出了同盟会。

    孙中山感到太委屈了。我要是贪这点钱,何必还把哥哥孙眉的家财散尽资助革命,与哥哥在美国好好地打理农场、做做生意、当当医生不好吗,何必还要背上造反的名声、冒着杀头的危险呢。可自己又百口难辩。

    这两个事件,使革命派声威大大受挫,同盟会走到了几近崩溃的边缘。

    这一切,都被血气方刚的汪精卫看在了眼里。

    汪精卫,本名汪兆铭,字季新,笔名精卫,广东人,1883年5月4日出生于客商之家,1903年官费赴日本留学。1905年参与组建同盟会,一度主编《民报》,是同盟会成立之初下属三个部之一的评议部长。其人可用“才比子建、貌比潘安”来形容,民国四大美男子之首。同盟会纲领的十六字方针就是由汪精卫参与起草的,乃至后来孙中山的临终遗嘱也是汪精卫起草的,他是孙中山的左膀右臂。至于后来他走上投靠日本人之绝路,人们深感可惜,“卿本佳人,奈何做贼”。

    如何看待汪精卫这个人,对于民国史有着精深研究的历史学家唐德刚在《袁氏当国》中,有几句对汪精卫的评价:“我们搞历史的人千万不能为现时观念所误导。不能因为汪精卫当了汉奸,便把他前半生的形象一笔抹煞。事实上,汪在投敌之前,他在全中国的公共形象,实在是全国第一人。他在民初国民党中的地位,也是总理孙文的当然继承人,排位在黄兴、宋教仁、胡汉民之上。笔者早年曾撰有《恩怨尽时论汪精卫》一长篇细述之。此文遗失,有暇当补作之。汪是位很标准的文人、诗人、情人,他不应也不能搞政治。但是后天环境引他误入政坛,用非所长,接连犯了十大错误,全国人民、全党同志敬之,爱之,厚望之,原谅之,所以他犯了九次错误都能东山再起。只是他第十次则犯得太绝了,全国人民和绝大多数的历史学家都无法原谅他,汪氏就遗臭万年了。”(唐德刚:《袁氏当国》,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65—66页)

    品完这段对汪精卫一生的评价,可能更容易理解一个历史人物。

    在孙中山和同盟会陷入困境的时候,怎样用实际行动挽回本党的损失、回击舆论的怀疑和指责呢?汪精卫苦苦思索,他决心干个轰动的事件。于是,他把目标瞄准了京城,瞄准了小皇帝的爸爸。要让世人也知道一下,到底是谁贪生怕死。

    而且,清政府这时在大张旗鼓地实行立宪,如果立宪成功,革命者的民主共和理想就无法实现了。所以,必须把新政的推行者载沣干掉。

    另外,人家光复会在这一段时间内也没闲着,经常搞暗杀,成绩显著,最轰动的就是1907年7月6日徐锡麟刺杀安徽巡抚恩铭事件。徐锡麟是绍兴人,因为才干突出而受到安徽巡抚恩铭的激赏和重用,被恩铭视为心腹。一次光复会准备起义前,机密泄露,事情紧急,为了不让更多会友受到抓捕,徐锡麟舍生取义,近身当众对恩铭连开数枪,恩铭死,锡麟被捕。恩铭手下的亲兵和恩铭的家人极为恼火,你小子也太没良心了,巡抚大人这么欣赏和提拔你,你却刺杀了大人。最后,徐锡麟遭受了酷刑而死,据说是被亲兵用锤子砸碎了他男人身上最致命的地方,又挖出心肝来炒着吃了。

    孙中山坚决反对汪精卫的意见,本党可损失不起这么优秀的人才啊,能不能想别的办法?可是汪精卫决心已定,抱着“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回还”的精神,义无反顾地踏上了直奔京城的死亡之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