预备立宪的花絮

清末政治改革是精彩纷呈的，绝非人们所说的拒绝变革的一潭死水。

五大臣出国考察回来后，递上了考察报告，清廷御前会议原则上同意了立宪，这使得立宪的力量变得更加强大。

说到这份考察报告，其实并不是五大臣写的，而是由一个叫杨度的湖南湘潭才子完成的。

杨度，字晳子，在近代史上是个风云人物，其文采与梁启超不相上下。年轻时随王闿运学帝王之学。最初出名的原因是他参加过科举时代的经济特科。

所谓经济特科，是清末新政特设的科举科目，旨在选拔“洞达中外时务”的新型人才，该科原在维新变法时期设立，后来由于变法流产，此科未及施行便被慈禧宣布废除。1901年9月，慈禧在从西安回到京城之后，知耻后勇，决定改革，实行“新政”，其中有一条就是宣布恢复先前被废的经济特科。1903年经慈禧太后亲自下诏，由光绪皇帝亲自主持在保和殿进行了第一次经济特科进士的御前考试。各部、院长官和各省督抚、学政纷纷保荐自己看重的青年才俊参加考试。

梁士诒和杨度的保荐人是湖广总督张之洞，而当年主考官也是此公，两人很给张之洞长脸，在186名取27人的淘汰赛中，分列一等第一名和第二名，也就是科举时代的最高荣耀，万众瞩目的状元和榜眼。

孰料天有不测风云，张之洞有一政敌名叫瞿鸿机，见状元榜眼均是主考官张之洞保荐的人，十分不快，于是便暗中使了个绊子。

科举年代，政府对考试举子的重视比现在高考要高得多，比现在的考博士还要重视。朝廷的最高掌权者都要过问一下进士的来历，尤其是前三名。

慈禧老太太照例要打听一下状元的来历，结果军机大臣瞿鸿机顺嘴胡诌，他抓住了慈禧反感维新派的心理，竟然说出：“梁士诒是梁启超的兄弟，孙文（孙中山）的同县人，又和康祖诒（康有为）的名字末一字相同，梁头而康尾，定非善良之辈。”

大概朝廷被广东人折腾怕了，闻广东人色变，慈禧一听，勃然大怒，不问青红皂白，取消了这次考试。

都怪你爹娘没把名字给取好，都怪你自己没好命啊。

幸亏慈禧没生在今天，要不然，她可真会相信李连杰是李莲英的堂弟、刘德华的大爷是刘罗锅、美国打伊拉克是因为萨达姆偷了小布什家的高压锅。

最倒霉的是榜眼杨度，因早年思想活跃，热心新学进过时务学堂，与梁启超等人有师生之谊的旧账被顺带翻了出来，惹恼了慈禧，结果除名之外更遭通缉！

杨度逃往日本。你说这冤不冤啊。

这样的事不止一次，当时还有个贡士名叫王国钧，名字含义本不错，国钧者，肩负国家重任之意也。王国钧在殿试中名列前茅，慈禧念了王的姓名却说：“好难听。”因为这三个字与“亡国君”相谐，实在太不吉利，王国钧因此被抑置三甲，蹉跎以终。

下一次考试，主考大臣学乖了，1904年是慈禧七十大寿，前一年的科举考试主持官员，十分留意“吉庆之兆”。经考核，派出各省乡试的主考、副主考。头两批放的是云贵两广，八人的名字是：李哲明、刘彭年、张星吉、吴庆坻、达寿、景方昶、钱能训、骆成骧，将此名字各取一字连缀起来，就成了“明年吉庆，寿景能成”，真乃大吉大利！

纵使这样小心拍马，考试后仍然出了意外。1904年的大考，有个湖南举子谭延闿中了会元。科举制度中各省举人到京会考，称为会试，会试第一名为会元。会试后尚有殿试，殿试第一名称状元。因为谭延闿不仅文章好，且字亦极为漂亮，所以极有可能被点为状元。据说，慈禧老佛爷下笔圈其名字时，发现谭延闿既是湖南人且又姓谭，忽然想起那位令她最为痛恨的湖南籍“乱臣贼子”谭嗣同，就改点刘春霖为状元。一是春霖书法亦佳，二是天下大旱，春霖之名甚为吉利。谭延闿被降为二甲第三十五名进士。本来能考上北大，非把他甩进二本、三本大学。

士可杀而不可辱！

这是有骨气的“士”的阶层所能忍耐的底线！也是“士”们将要反抗的前兆！

得士者得天下，失士者失天下，辱士者必自辱也。虽然失士这个恶果不会立刻呈现，大家照样会感觉到寻常一样的莺歌燕舞，云淡风轻，行人如织，春意盎然，但大厦将倾的后果迟早是要到来的。

清廷自己不知道，损失了这几个人才，可真是损失大了，他们后来在民国政坛上都是兴风作浪的人物。梁士诒是袁世凯的大秘书，袁世凯时代被称为财神爷，经济脑瓜极活，不管是挣钱、筹钱、借钱，都有一流的手腕，我们今天仍在受益的交通银行，最初就是由这位梁财神开创的。而杨度也是忠心耿耿地追随袁世凯，是袁世凯的大笔杆子和理论家，经常与梁启超在报纸上对掐。杨度一生虽然思想和经历复杂，加入过青帮，但他以救国为己任，为朋友两肋插刀，李大钊被捕时，他曾卖了自己的别墅积极营救。也曾在周恩来的介绍下，秘密加入中国共产党。而谭延闿后来曾担任国民政府主席、第一任行政院院长。这样的人，都是大才，岂止是栋梁，可以说是中流砥柱的人物，就这样被太后轻轻抛开，太后自断膀臂，岂不就成了政治上的“维纳斯”。

清末改革这阵子，梁启超和杨度这一对冤家，为了各自的主张进行争辩，使政坛热闹不少。

五大臣出洋考察，西方的文明和风气令他们大开眼界，他们一致认为，中国也只有实行君主立宪才能富强。为了使这份主张立宪的报告写得有分量，经人推荐，他们找到了杨度这个活宝，杨度此时俨然宪政专家，由他来代笔写考察报告，自然是文采飞扬，有理有据。

慈禧做梦都想不到，此文居然出自朝廷的通缉犯之手，而清末新政的路数也是由这位杨才子暗中设计的。

袁世凯也第一次记住了这个才华横溢的年轻人。

庚子赔款后，朝野深受刺激，高达4亿多的战争赔款“分摊各省，逐年偿还”，各省财政本来就入不敷出。整个国家陷入巨大的政治危机之中。

此时，再想单纯依靠“加征田赋附加和徭差银”等传统赋税手段，根本不可能解决这一经济、政治、军事等多种因素交相导致的统治危机，这才要寻找新政和改革的新出路。

为摆脱危机，从根本上扭转局面，1906年前后，在袁世凯等人的倡议和支持下，清廷为“轻外患、弥内乱、固皇位”开始多领域、大张旗鼓地推行“以宪政为旨归”的新政、宪政等措施，先后在经济、文化、政治方面进行一系列变革，比起第一阶段的改革来有了进一步发展。

经济方面，成立商部，颁布了《奖励公司章程》，明确鼓励资本主义工商业的发展。

文化方面，废除科举，明令各地兴办各级各类西式学堂，学习自然科学知识。

政治方面，改变官制，除保留内阁、军机处、外务部、吏部、学部名称职责不变外，将巡警部改为民政部，户部改为度支部，兵部改为陆军部，刑部改为法部，工部并入商部，更名农工商部。增设邮传部，统辖交通四政即铁路、航运、邮政、电报四大实业，作为征管四政收益的专门机构。

新政改革和宪政改革之时，国家百废待举之际，急需各类人才，清政府对当年维新变法时主张宪政的人也采取了既往不咎的态度，因为五大臣出洋考察的目的就是各国的宪政问题。

杨度在这个时候从日本回到国内，善于招揽人才的袁世凯与张之洞联名保举杨度进入清廷宪政研究机构任职，从此杨度开始了与袁世凯的密切交往。

而梁士诒当时未遭到通缉，在京城发展，早就被袁世凯收揽门下。曾与唐绍仪出使印度，经数月努力，签订了中英《续订藏议条约》，确认中国对西藏拥有领土主权，在外交上展现了灵活而不失原则的手法。国家实行新政后，梁士诒在袁世凯的支持下，管理和理财本事得以充分发挥，缘着铁路逐渐接手交通四政，最终将之打造成一个财力雄厚的政治集团，他也成为北洋时期一支重要的政治力量——交通系的首领。

慈禧当初抛弃的这两大才子，那可是科举时代国考的第一名和第二名啊，万里挑一的人，老百姓眼中的“文曲星”，却相继成了袁世凯的心腹大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