冲突源自哪里

运用法律来约束权力，实现民主法治，是一百年来中国人孜孜以求的目标，孙中山是这么想的，也是执着地朝着这个方向努力的，不管是居于庙堂之高，还是处在江湖之远，他的梦想、热血和勇气都没有变。正是孙先生“舍得一身剐，敢把皇帝拉下马”的精神，才使中国社会由“君权神授”的君主时代开始向“天赋人权、主权在民”的民主时代过渡。尽管他没有实现革命的成功，但历史发展非一人之力可成，他只是中国民主的先行者。

所以，当调虎离山、定都南京的计划完全落空之后，孙中山只好退而求其次。1912年3月11日，南京临时政府公布了早就制定好的《临时约法》。这部约法是中国历史上第一部共和制的宪法，也可以说是亚洲第一部体现共和思想的宪法。

《临时约法》的主体结构是美国模式，它以美国宪法为蓝本，采取三权分立的原则，规定主权在民，人人平等，并第一次规定了民族国家的领土疆界。

从条文内容上看，《临时约法》的进步意义相当大，这也是亚洲第一部资产阶级民主共和性质的宪法，反映了当时社会的先进分子追求国家强大、人民平等、摆脱受西方侵略和欺压的迫切愿望，使民主、共和等观念开始走进了中国人的心中。从这一点来说，《临时约法》将永远散发耀眼的光芒。

这部约法还有一个美国宪法所没有的重要特点，就是它加进了“内阁制”。民国初立之际，宋教仁要实行内阁制，由内阁总理掌实权，但孙中山不同意，最后是实行了美国式的总统负责制。

但当孙中山决定从临时大总统位置上辞职时，他为了约束袁世凯，在参议院制订的《临时约法》中修改一条，把总统制改成了内阁制。

这部约法，是孙中山革命理想的集中体现，在中国法制思想史上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孙中山也视这部约法为自己的命根子，他认为，按照这部宪法运行，国家就能走向民主共和，富国强兵。凡是背离这部宪法的，那就是与共和为敌，与人民为敌。

但是，掌握国家最高权力的袁世凯却不这么认为，他心里一直认为君主立宪才适合中国国情。袁世凯自然对《临时约法》也是十分不适应，由别人设个框框，然后自己再走进去当总统？这可能吗？

破坏一个王朝非常容易，但建设一个新的政府，却千难万难。这方面，孙中山是一个理论家，却不是一个好的实干家，他把建立民国想得太容易了，把制度拿过来，就想让大家遵守，认为只要遵守了，国家不就好了吗？

可他没想过，大家为什么会遵守？怎么可能遵守呢？

另有一点让孙中山没想到的是，人是复杂的，权力是复杂的，人与权力组合在一起，那简直就是“复杂的平方”，而复杂的权力要是与复杂的中国人组合在一起，那就不知是“复杂的多少次方”了。

孙先生引进的美国资本主义制度在中国之所以行不通，还有一个重要原因，用法国思想家勒庞（以写《乌合之众》而名扬世界的社会心理学家）的话说，就是他没有很好地把握政治心理，没有很好地把握官僚个人和整个民族心理。勒庞指出：“用法令改造社会，认为民族可以同过去脱离关系，这都是错误的政治心理。”而不理解社会心理和政治心理，“常常是重大错误的起始点”。（参见古斯塔夫·勒庞《心理学统治世界1》，金城出版社，2011年，第6—7页）

在政坛上，凡是经过大起大落之人重新掌权后，他对权力的理解会更深一步，他对失去权力之后的世态炎凉更刻骨铭心，他的心更冷酷。你想让他重新失去权力，门儿都没有。这样的人，他会发誓，有生之年，绝不会再丧失权力。不到生命的最后一刻，手中的权力是绝对不会松手的。任何人想与他争斗，他都会拼命。

这，就是人性。人类每进化一千年，也很难产生一个超越这一法则的人。所谓超越者，是因为他没坐在那个位置上而已，没有尝到绝对权力的甜头而已。在那个残酷的环境下，要么你就狠，要么你就忍，要么你就滚，别无选择。

双方明里暗里经过了多次交流、交谈和交锋，都没有谈拢。

政治上的事，如果不能用舌头解决，那就只有改用牙咬了。

一部好端端的“约”法，怎么到后来大家就像中了“魔”法、注了鸡血似的，打来打去呢？

到底哪里出了问题？一百年过去了，今天人们仍在探讨和思考这个谜。

邓小平曾经指出：“制度好可以使坏人无法任意横行，制度不好可以使好人无法充分做好事，甚至走向反面。”那么民国时期的一团乱相，是那个时期的人都坏吗？还是可能在制度安排、体制构架，或是人与制度的结合之时，出了大问题？许多问题一直困扰在人们内心深处，因此必须进行多方面的深入思考。

思考之一：理想主义与现实主义发生冲突。

卢梭在《社会契约论》第二卷第七章中引用了孟德斯鸠曾经说过的话：“社会诞生时是共和国的首领在创设制度，此后便是由制度来塑造共和国的首领了。”

可是，在民国初立之时，中国发生了前所未有的一个独特现象：没执掌实际权力者制定了法律，执掌实际权力者制定不了法律。也就是说，想那么做的人，没占着位置；占着位置的人，却不想那么做。这对于宪法、对于国家都注定是个悲剧，这出“蹩脚戏”注定了北洋时期要处于多灾多难的斗争之中。

接下来的十几年间，基本上就是沿着这样一个主脉络演进下去的：孙中山订法，袁世凯改法，孙中山护法；段祺瑞改法，孙中山二次护法；曹锟改法，段祺瑞又废法。

这是理想主义与现实主义的冲突，如果简单地用谁对谁错来衡量，那错的就不只是他们中的某一个，加上当时的所有历史当事人，甚至我们这些历史的看客都不一定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