排兵布阵

二十一条，从内容上看，确实称得上是“灭亡中国的二十一条”，尤其是第五号条款最要命。日本人的态度蛮横至极，根本不是商量，你只要签字就行了。

更何况，日置益递交的文件上，除了印有圆圆的、红红的、烧饼样的图案，还赫然印上了鬼子的兵舰和机关枪图案……

袁世凯没等看完这些条款，立刻血往上涌。这些条款给他的第一个感觉便是，日本人像对待朝鲜一样对待我们！把我们看作是他们的殖民地和战利品，要任意宰割。

当天晚上，袁世凯召集参政梁士诒、外交总长孙宝琦、次长曹汝霖会谈，由孙宝琦主持，先由陆征祥说明召集会议的原委，以及袁的指示。

议论了好几个钟头，大家也没想出一个好的对策来，摆在袁世凯面前的有三条路：

一是接受日方条件；二是利用谈判和日方讨价还价；三是严词拒绝。

不过，拒绝就等于决裂，日本人绝不会善罢甘休，肯定会用武力解决。但袁世凯政府力不从心，没有实力在武力上对抗日本，何况开战，必然卷入世界大战的旋涡，新生的民国，已经脆弱到极点了，不可能受如此大变。

此次商谈的结果是，外交总长孙宝琦和次长曹汝霖认为，接受日本条件，否则，一旦开战，我们打不起。梁士诒和陆征祥认为，不谈就接受，在外交上没有这种先例，我们必须和日方谈判，能谈到什么地步，也算尽了心，否则如何对国人和历史交代。

袁世凯明白，这二十一条，是日本人想借欧洲列强忙于战事，无暇东顾之机，一口吞掉中国。他拿着文件看了又看，逐字琢磨，研究话里话外的余音，逐条用朱笔把日本提出这五号共二十一条文件加以批示，居然一夜没有合眼。

对于第一条的条款，袁世凯批示道：此本于前清中俄协定东三省会议时，已允继续俄国未满之年限，由日本展续满期，今又要重新更定。但将来若能收回，对于年限没有多大关系，此条不必争论（袁世凯这么指示，也就是告诫各位谈判代表：对于无伤太多利益者，该让就让，要是条条对抗，则不可能争取到想争得的利益）。

对承认德国利益问题批示：应双方合议，何能由日本议定，由我承认，这是将来之事，不必先行商议，可从缓议。

对于合办矿业批示：可答应一二处，须照矿业条例办理，愈少愈好，可留与国人自办。

……

对于最关键的第五项，袁世凯是这样批示的：此项限制我国主权，简直似以朝鲜视我，这种条件岂平等国所应提出，实堪痛恨。万万不可开议，切记切记（两句加朱笔密圈）。

谁都能看出，如果接受第五号，军队和警察受日本人控制，那就是要沦为日本的保护国了。

经过一夜考虑，第二天，袁世凯决定，必须动用一切力量与日本人谈判，能争到什么样，就争到什么样，并嘱咐大家，针对条文中的每一句话、每一个字，都要经过深思熟虑，逐条解决，不可笼统言之，以免给对方留下把柄。

又过了两天，日方高尾通译官打电话过来，向外交次长曹汝霖询问准备什么时间开始谈判。

曹汝霖答得很巧妙，故意装糊涂：谈判？谈什么判？你们的公使先生也没有把材料递交给我外交部。我和总长都不知道，怎么能开议？议什么？——言外之意，就是讽其直递总统，有违外交常规，无礼之极。

日本人气得干瞪眼，没办法，己方确实没向中方外交部递送文件。

第二天，日置益公使来外交部见孙宝琦总长，面递觉书。

孙总长展开觉书，略一展阅，就开始大发议论，把各条一一加以指摘。

不想日置益大笑，你们既然已经对觉书内容已经如此明了，想来我们即将举行的会谈会更加容易吧。说罢，还调过头来冲曹汝霖笑，对昨天曹汝霖电话中说不知情加以讽刺。

日本公使走后，外交部的会谈笔记呈总统阅览。袁世凯对孙宝琦总长极为不满。我早就告诉你们想好了再说，不要笼统加以议论，你真是糊涂。这样草率，怎么能担当谈判大任。

袁世凯决定让陆征祥为谈判主席，全面主持对日谈判，陆征祥身体不好，但可以让曹汝霖多做些事务性工作。

跟陆征祥谈完话后，袁世凯又召见外长孙宝琦，告诉他，决定对日谈判，并由陆征祥主持。孙总长明白了，这是对自己不满了，主动辞职，还比较体面，并向袁推荐由陆征祥任外交总长。这个烂摊子，越早脱身越好。

1915年1月27日，袁世凯任命陆征祥为外交总长，并令他和曹汝霖负责对日谈判，调孙宝琦为审计院院长。

这里简单介绍一下曹汝霖。

曹汝霖，1877年生，上海人。早年留学日本，回国参加清廷为留学生特设的考试，拿了第二名，被授予进士，得了中西合璧的法科进士头衔，成为当时有名的洋翰林，是当时国内屈指可数的几个能干的“知日”专家之一。

曹汝霖的成名，是因为代理清末的一桩案子。清末一个张姓太监花了300两银子娶了一个叫王月贞的女子，宣统皇帝退位后，太监生活每况愈下，该女子便暗思他路，将一纸诉状投向京师审判厅，请求与张太监解除婚姻关系。

张太监人财两空，自然不答应，要求王月贞返还当年卖身时所得银两。为王月贞代理诉讼的律师，就是年轻的曹汝霖，他以法律、法理和习惯为依据，丝丝入扣，将张太监的各项要求大部否定。最后，京师审判厅的判决几乎完全接受了他的意见，不但将赎身价款的支付认定为张太监的自愿行为，“不予返还”，还明确了财产债务问题不得作为离婚的障碍，并判决准予离婚。

31岁那年，曹汝霖被西太后钦点入宫详解日本宪制。

有此两件事，曹汝霖声名大噪。

1913年袁世凯就任大总统之后，曹汝霖升为外交部次长。

正因为曹的上乘表现，所以袁世凯才让他参加二十一条的谈判工作。

日本公使日置益听到孙宝琦外长辞职的消息，非常不高兴，直赴总统府抗议：敝国刚递上要求书，你们就更换外长，这是对日本极不友好的举动！

袁世凯忍气吞声地答道：“贵公使的看法适得其反，中国换外长，正是表示诚意。何况新任外交总长，做事素有耐心，必能一心一意和贵国谈判，如不相信，请你去问问别国公使吧。”

日使果然去问北京公使团领袖英国公使朱尔典，英使答复说陆很好。日置益只得电告东京，谓中国换外长，实在是好意的表示。

二十一条的艰难谈判，马上就要拉开大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