醉翁之意

1914年，对于刚打败国民党武装、权势正盛的袁世凯来说，却是一个多事之秋，袁世凯一生事业的下坡路也由此拉开帷幕。

据西方著名的“墨菲定律”，如果一件事可能变坏，那么它就一定会变坏，而且往往在你最不愿意看到的时间、最不愿意看到的地点，以你从未想到的、最不可收拾的方式变坏。

这年夏天，如同光绪和慈禧驾崩那年一样，袁世凯同样接到了两个消息：一个好消息，一个坏消息。

好消息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在列强无暇东顾的时候，新成立的中华民国终于可以喘口气、迎来自己发展的大好时机；坏消息是，日本也发现了在列强没有精力顾及中国之际，是独霸中国的最好的时机，于是决定对中华民国痛下杀手。

先来说一下民国对于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应对策略。

接到各国宣战的公文之后，袁世凯召集黎元洪、徐世昌、梁士诒、孙宝琦等人，商讨应对之策。鉴于民国初立的重重困难，以及多年的积贫积弱，袁世凯政府决定采取中立的立场，充分利用这个千载难逢的大好时机，恢复国家元气，大力发展经济，提高民国在世界中的地位。

商定中立之后，袁世凯以国家元首名义，电请美国政府转达参战各国，不要在已经宣布中立的中华民国的土地上作战。

电文发出后，美国政府没有明确表态，因为此时美国也宣布中立，但是出人意料的是，日本驻华代办小幡却提出抗议。此举大有深意！政治敏锐性强者，尤其是对日本深刻了解者，已经嗅出日本将会对华采取不寻常举动的气息了。

袁世凯越琢磨越不对劲，一天夜里，他把梁士诒找来，二人进行了一番深入的交流和秘密交谈。

袁问：“欧战祸及远东，目前最急的事应从何处着手？”

梁答：“有两件急务，一是救济财政；二是提防日本侵略。”

梁士诒先分析了民国面临的财政困难。他说，去年列强借给民国的二千五百万英镑贷款，现在所剩无几，虽然经济发展已见起色，但国家正像大病初愈的人一样，国库仍然空虚。现在各国忙于打仗，谁都急需钱，我们目前必须先打通财路。一方面我们要发行公债，另一方面，暂时把庚子赔款应支付给各国的关税、盐税款项，一律提存于银行之中，同时宣布我们的立场，各国赞同也得赞同，不赞同也得赞同。这些钱，应付我们国家一两年财政紧缺是不成问题的。如果不做这些财政上的储备，一旦国家有事，我们根本无力应对。

梁士诒最忧虑的，还是日本趁机侵略。

梁士诒说，英国公使朱尔典曾告诉过他，英日同盟已经订立了，这里面的最大问题是，战争爆发后，日本必定帮助英国来攻打德国，但以日本的鬼心眼儿，他们不会派兵去欧洲，肯定会直接出兵被德国控制的青岛。尤其是中国宣布中立、禁止各国在本土上交战后，日本抗议，他们的态度已经很明确了。

因此，梁士诒建议，应该乘日本尚未出兵青岛之前，通过与袁世凯有多年私交的英国公使朱尔典来与英国密议，由英国人威胁要夺取青岛，然后由我们自己出面与德国磋商，要求德国将青岛归还我国，同时暗中派兵包围青岛，谈判不成，即用武力夺取，先下手为强。如果青岛真正掌握在我们手里，日本就没有理由再出兵侵略了。

袁世凯对于财政计划是完全赞同，责成梁士诒全权办理。但是对于出兵青岛、与德国人翻脸一事，尚有顾虑。他也知道，此举可行，但国家刚刚宣布中立，又出尔反尔，失去了国际信义，在外交上交代不过去。

就在袁世凯犹豫不决的时候，日本人又亮出了东洋战刀。袁世凯唯一的机会也失去了。

“夫难得而易失者，时也；时至而不旋踵者，机也。”袁世凯“遭难得之运，蹈易解之机，而践运不抚，临机不发”，悔之晚矣。

1914年8月15日，日本政府根据曾经订立的英日同盟，认为日本“有义务”帮助英国，“更有义务”实现“东亚和平”，向德国政府下了最后通牒：一个月之内，也就是9月15号之前，德国在中日两国海面的军舰上务必完全解除武装，无条件把胶州湾交付日本，以便将来“归还”中国。如果在8月23日正午以前没有得到满意的答复，日本则采取“必要”的措施。

紧接着，8月16日，日本驻华代办小幡警告中国不得从德国人手中接受青岛，否则日本将认为中国是自行破坏中立。

日本人的意图已经完全清楚了，就是要以帮助英国为由，出兵中国青岛，进而向中国腹地推进。

德国宣布：“德国可以考虑把青岛交还中国，但是日本也应将台湾交还中国。”

8月23日，日本政府因没有得到满意答复，正式宣布对德国宣战。同一天，德国向袁政府表示，愿将胶州湾租借地无条件交还中国，但袁政府因此前受日本警告，不敢接受，电请美国政府代为接受，然后转交给中国。可是不待美国答复，日本已向胶州湾采取军事行动了。

日本鬼子真是精得要命，他们已计算好了每一步行程。明明是赤裸裸地出兵中国，却声称是攻打德国，袁世凯是有苦说不出。

有人会说，我们自己的领土，被折腾成这样，袁世凯，你的血性哪里去了？耗子动刀——窝里反有能耐，真是窝囊。

其实，在这个时候，如果稀里糊涂地开枪，正是日本人最愿意见到的，因为这不止是向日本宣战，而且是同英、法、日等协约国集团开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