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公乎？为私乎？

民间有句俗话是这样说的：我们不喜欢别人出风头，是因为别人妨碍了我们自己出风头。

中国的嫡长子继承制遭到破坏，是因为有人想取代长子，于是提出“立贤不立长”，后来又有人提出“有学历不一定有能力”，这些从理论上来说都是对的，但是，仍然没有达到像美国副总统制这样既有能力又有顺序的权力交接。普通的一句“不一定有”就像“莫须有”（也可能有、也可没有），暗中置换掉许多人，其实质却是无故地增加了许多莫名其妙不明不白的候选人（这才是要害、重点，是话里布下的玄机），每个人都想跃跃欲试，也就是说，“准入”资格太宽泛（美国只选一个副总统等着总统出意外时来接权，可是我们有“能力”的人太多，有十个、百个人等着击鼓传花来抢一个座位）。于是，不仅王位继承就此大乱，就是各个不同领导职位的权力交接，也乱成了一锅粥。

每当一个领导要到任的时候，许多双眼睛，警惕地盯着可能的人选和潜在的对手，然后，打小报告的、告状的、无中生有捏造事实的、明枪暗箭的全部袭来。

当然，这是“文明”的手段，或是“文”的手段，而国家动荡不安的时候，大家干脆就用武器来说话了，运用“野蛮”的手段，或是“武”的手段。打服一个是一个，踹翻一个是一个。

明白这些，就会明白为什么袁世凯死后，北洋天下再无宁日的原因。

明白这些，也会明白袁世凯当上正式大总统后，采取的一系列措施的深层原因。这里不能轻易地用对与错的道德来判断，这是一种政治传统、政治习惯和政治潜规则，并形成了一套相应的文化，只要是皇权社会，它就击不破。

对于一个国家来说，建国以后，集中权力，保持稳定，这稳定确实是第一位的，否则，遭殃的只能是百姓。

而对于一个新生的国家来说，热情的理想主义是解决不了实际问题的，甚至有可能走向事物的反面，只有铁腕才能控制住国家。

政治，就是这么残酷；战争，就是这么残酷；现实，就是这么残酷。

为了更好地理解这个后发展国家的集中权力，这里还是用政治学理论来进行解释。

亨廷顿在《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中深刻地指出：

1．麦迪森在《联邦党人文集》第五十一号中警告说，组织起一个由人统治人的政府，极大的困难是：首先你必须使政府能控制被统治者，然后还要迫使它控制其本身。

2．在许多处于现代化之中的国家里，政府连第一项职能尚不能行使，何谈第二项。首要的问题不是自由，而是建立一个合法的公共秩序。

3．人当然可以有秩序而无自由，但不能有自由而无秩序。必须先存在权威，而后才谈得上限制权威。

4．在那些处于现代化之中的国家里，恰恰缺少了权威，那里的政府或不得不听任离心离德的知识分子、刚愎自用的军官和闹事的学生的摆布。

（塞缪尔·亨廷顿：《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王冠华、刘为等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9年，第7页）

这几层意思综合起来，就是，先要稳定，再行民主。如果次序倒过来，国家必然大乱，百姓必然遭殃。

据说，晋惠帝一次在后宫游玩时，听到蛙声一片，就问身边的太监：池塘里的蛤蟆叫，为公乎？为私乎？

下面人回答说：在公田里的为公家的，在私田里的为个人的。

事后，大家把这事当成了一个笑话，一直流传到今天。

其实人家就是一句幽默，可下人不懂幽默，就成了骂皇帝白痴的证据。

袁世凯的集权，为公乎？为私乎？这个问题太难回答了。一百年来，几乎众口一词地一致认为他是为私。就因为他叫袁世凯？就因为他脑后有反骨？就因为他长的鬼头蛤蟆眼？

可是，如果说中国第一个正式由民众推选的元首，竟然是这样的结果，不知该怨谁。怨对象太狡猾？还是怨民众没眼光？

不管怨谁，都是没有任何用处的，任何事物都不是简单的二分法就能解决的。

在这里，不管他袁世凯为私还是为公，研究他集中权力的目的，也根本不是为某个人辩护，而是研究当年“为什么”会如此。事物存在就有它存在的理由。只有彻底弄清这个为什么，才能明白症结在哪里。以后的路途中不至于重演悲剧。

王开岭先生有段话，说得甚是精彩：

任何历史片段，都包含着通向现在和未来的轨道与索引。前人的耻与过，并未在我们这儿以句号落锁。若不能客观地正视当年，即无法正视今天的处境；若不能体察前人的难度，即无法预测自身的荒诞。若仅仅扮演道德法官，以局外人的轻松和“新人”的自负出场，以戏剧化、脸谱化的眼光对号入座，那么，我们是否也陷入了另一种“时间神话”了呢？

若仅仅这样，我们的批判很可能沦为：未来的犹大嘲笑历史的犹大，场外的犹大声讨在场的犹大。

我们真的诞生新人了吗？“新”了多少？

王开岭的话的确应该引起我们深深的反思。即使我们思考得不深刻、不到位，但只要能认真地总结与反思，而不是单纯的辱骂和指责，也能够对后来的社会发展有所裨益。

袁世凯为防止部下拥兵自重，设法限权、分权。对于地方官制，袁世凯于1914年5月正式颁布新官制。国家分为省、道、县三级。各省民政长均改为巡按使，为一省行政长官，管理全省民政事务。巡按使一律由中央任命，不许保荐。巡按使除了监督财政、司法及行政事务，还管辖巡防营、警备队等地方武装，从都督手中分得一部分军权。

同时废止立法、行政、司法三权分立的美式制度，取消司法独立，仍然像古代一样，县太爷当堂审案。——与其说是废除西方式的制度，还不如说是把权力往一把手这里集中。

袁世凯特别集中了军权。6月30日，袁世凯下令各省都督改称将军，督理本省军务，其性质仅为统率办事处派出代管当地驻军的指挥官。

在北京建立将军府，其性质是“军事之最高顾问机关”，任命段祺瑞为建威上将军兼管将军府事务。授衔完毕，各将军拥袁世凯为“神武大元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