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边倒的舆论

恩格斯曾说，干革命靠的是枪和笔。这说明打仗之前争取舆论的重要性。

由于袁世凯掌握了国家宣传机器和一些媒体，有理、有利又有力，占尽了先机，许多观战的人赶紧跟风。

远在关外的张作霖（时任东北27师师长）发电指责黄兴“倾覆政府，损害国体”；雷震春和赵倜等人则称黄兴是因争总统不成而捣乱。

后来在讨袁护国斗争中大展神威的云南都督蔡锷，此时也公开声明，指责国民党：“宋案应以法律为制裁，故审判之结果如何，自有法律判判。试问我国现势，弱息仅存，邦人君子方将勠力同心，相与救亡之不暇，岂堪同室操戈，自召分裂!谁为祸首，即属仇雠。万一有人发难，当视为全国公敌。”

意思就是说，案件发生，自有法律定夺。我们国家已经折腾够了，在这个时候怎么还同室操戈？谁要挑头想打仗，谁就是国家公敌！

即使在国民党内部，对此意见也不一致。国会中的国民党议员多数不主张动武，黄兴犹豫不决，孙中山想先发制人，确实闹得乱纷纷。

国民党人万万没想到，他们的革命行动竟然遭到了社会各界的普遍反对，各界都指责他们是为了争夺权力！

在国民党人雪上加霜的时候，本来持中立态度的进步党和黎元洪又公开站到了袁世凯一边。

进步党，是梁启超从日本归国后，联合共和、民主、统一三党组成的，黎元洪是理事长，这是对抗国民党的最大政治力量，在国会中占有233个席位。

进步党为什么要支持袁世凯？这个原因可用一句话代之：干掉了熊猫，我就是国宝！国民党趴下了，进步党就会在国会中取而代之。

黎元洪发布通电：“元洪惟知服从中央，长江下游，誓死柱楮，决无瞻顾，倘渝此盟，罪在不赦。”一向的老好人、和气的“黎菩萨”一反常态，高调力挺袁世凯，这就为袁世凯的动武消除了最大的后顾之忧。

黎元洪反对国民党的原因有两个：第一是“改进团”在武汉的暗杀活动激怒了黎元洪；第二是黎元洪从民国成立的那一刻起，就没看好孙中山。

据《中国经营报》2011年6月13日第50版《洋眼看“辛亥”系列之总统府里的洋记者》一文记载，武昌起义后湖北都督黎元洪认为：“世人对孙逸仙有错误的认识。在推翻清王朝的革命中他根本没做什么实际的工作。他返回中国时，革命已经结束。”其依据是，孙中山在国外流亡十六年没回国，而发动武昌起义的是文学社、共进会等团体，与孙中山的同盟会没有直接联系。

黎元洪还说：“除了一些道听途说的模糊印象外，我几乎没有听说过他这个人。除了听到一些他的煽动性演说外，我也不知道他的政治观点。我对他的认识只有这么多，我认为他是个空想家。南方党（或共和党）决定以南京为首都建立一个名义上的政府。此举是为了在道义上影响国内外视听。他恰好到了上海，做了名义上的总统。当时真正的革命领袖找各种理由拒绝临时大总统的职位，因为他们认为这一职位不会存在很长时间。孙逸仙离开中国时间长，与这里的任何势力均无关联。他在国外名气很响，因此他似乎适合这个位置。我从未听说他对革命工作提供过什么实质性的帮助。他的名声在很大程度上是虚构的……”

同时，国民党方面，也没有为这次革命做好充分准备。

孙中山也非常清楚，仅凭南方几省的兵力，无法对抗兵强马壮的袁世凯，可是孙中山却把希望寄托在外援上，特别是寄托在日本人身上，这不能不说是孙中山政治谋略中的一个失误。

据郭剑林和纪能文合著的《民初五大总统列传：袁世凯》里面考证，宋案发生后，孙中山就开始与日本有了往来，对日本的支持寄予了厚望，他相信，在列强中，只有日本才是能给中国以支持且不怀恶意的唯一国家。他认为，只有日本真正理解中国，能协力建设新中国。为此，即使将满洲等地提供给日本也没有关系。（《宫崎滔天全集》卷5，第548页）

这位伟大的理论家、革命家对于日本的认识竟然是如此肤浅！

即使这只是权宜之计，但也是前门拒虎、后门进狼的方法。

孙中山与日本之间的微妙的联系始终保持着。战争爆发前夕，日本三井财团负责人森恪打电报给他在南京的代理人，建议由日本向孙中山提供2千万日元的经费和两个师的武器装备，而作为交换的条件是将中国东三省割让给日本。据说，在同黄兴等人讨论过这一建议以后，孙中山同意了这个条件，只是他告诉森恪，他不能离开中国，他将指定黄兴作为他的代表，去日本商讨细节。这一段记述，见山浦贯一的《森恪传》第403—406页，另，美国詹姆森教授的《日本与中国》一书中亦复述此事。（郭剑林、纪能文：《民初五大总统列传：袁世凯》，第301—301页）

联日付表12条大纲终因国民党内部的普遍反对和战事的过早结束而没能生效。

对此事，陈其美是这样说的，宋案发生后，孙中山从日本回到上海，知道袁世凯将实行专制而有负民国重托，发誓要把他推翻。而孙中山先生所定计划之一就是联日。孙中山说，“日国亚东，于我为邻，亲与善邻，乃我之福，日助我则我胜，日助袁则袁胜”。孙中山还想亲自赴日本接洽，但党内人士漠然视之，反对他去。（参见何仲箫编《陈英士先生纪念全集》上集，卷2，1930年，第23、24页）

在当时，除了日本，没有其他国家借钱给孙中山。而日本的慷慨借钱，孙中山理解为日本是中国最友好的国家。幸好，这项提议因国民党人的多数反对而未实现，否则，他就成了民族的罪人了。

成功必定有方法，而失败必定有原因。

其实，孙中山在这一阶段，对形势的估计确实是发生了偏差，这也正是他革命失败的重要原因之一。“孙中山谋略之不足，原因之一在于他对形势缺乏深入的正确的分析。梁启超说孙中山‘为了目的，不择手段’，实质是孙中山缺乏深思熟虑的灵活的谋略，从而政治谋略僵化、简单化。这对中国的民主革命事业是极为不利的。”（茅家琦等：《孙中山评传》，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第950页）

毛泽东在《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一文中曾说：“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这个问题是革命的首要问题。中国过去一切革命斗争成效甚少，其基本原因就是因为不能团结真正的朋友，以攻击真正的敌人。革命党是群众的向导，在革命中未有革命党领错了路而革命不失败的。我们的革命要有不领错路和一定成功的把握，不可不注意团结我们的真正的朋友，以攻击我们的真正的敌人。”

可惜，孙中山先生有生之年是读不到毛泽东的精彩分析了，因为此刻是1913年，孙中山先生逝世于1925年3月12日，而毛泽东的《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于1925年12月1日才发表。

对国际上那个狼子野心的国度没有认清，对于国内军阀的面目没有认清，对于人民的力量认识不到位，却想借力打力，纵使反对专制的战略方向是对了，但实际操作的策略出现了失误，那当然也是不能成功的。